说起“新新闻主义”，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从海明威、乔治·奥威尔（他们都曾是记者）开始，“将文学元素融入新闻写作”的理念逐渐流行，发展出了人们熟悉的非虚构写作。但这种偏离传统的新闻写法备受争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就因推崇“新新闻主义”，在理论界引来骂战，但又在民间受到追捧。
　　在这样的矛盾中，美国涌现了一批明星记者，比如记录反战运动的诺曼·梅勒，写遍大牌女星的杜鲁门·卡波特，还有把目光投向纽约普通人生活的盖伊·特立斯。与前两者不同，特立斯成名较晚，也没在成名后转战小说界，而是一直坚持写城市角落里的平凡人生，并把平凡寫成了经典。这些文章被收录在他最新的中文版文集中，名为《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书的起点是1953年，特立斯大学毕业来到《纽约时报》。他不想写烂大街的新闻，“因为新闻是易朽的”；他想写像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作者）那样的文字，“写的是非虚构，想着的是虚构”。他脱离头版头条，不再争取名人采访，而是在报纸的第三十八版申请了一个“豆腐块”，专写他看到的纽约日常。地铁售票员、垃圾清运工、擦鞋匠……特立斯与他们交谈，跟随他们工作，为他们写下小传。他说：“今天的大新闻不再是明天的大新闻，而我想写的是在街上偶然碰到的一个无名的人的故事。”
　　“豆腐块”里的文章组成了《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的第一部分。“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如今看这些文字，虽有些絮叨，却能初见特立斯年轻时就爱把细节写到极致的特点。
　　1961年，29岁的特立斯开始了一次庞大的纪实工程，他花了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修桥工，写成了名为《大桥》的长篇报道。他与工人一起爬上距海面600英尺的钢梁，与他们同吃同住，以一个外来观察者的视角，窥探到建桥团队中的森严等级，目睹了建桥过程中的死亡与血泪。写作中，特立斯加入大量场景描写、心理活动及情感抒发。这篇报道在美国引发热议：传统新闻守护者因他“逾矩”的写法勃然大怒，而民众又为那极富画面感的文字流泪、感动。这就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的第二部分。
　　特立斯虽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他的生活作风和工作方式却是典型的老派人物：他是意大利移民后裔，永远都穿三件套西装；他从不用录音笔和电脑，别人给他发邮件，就用打字机打封信寄回去；他存下所有笔记和资料，每次采访的记录都能装满一个大纸箱……他说，越是和普通人对话，越是要把功课做足——在调查大桥时，他会要求和工人见面20次，直到一个问题问10次，10次答案都必须一样才行。
　　1995年，俄勒冈大学开设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课，饱受争议的“新新闻主义”终于被学术界接纳，特立斯也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标杆人物。
　　特立斯那种老派到近于迂腐的采写原则，也是绝对踏实、严谨的——这才是新闻的“原力”。因此，他成了无数特稿记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