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的江湖”，穩坐“盟主”之位。有华人的地方，无人不知郭靖、乔峰。即便是《鹿鼎记》封笔数十年后，金庸乘飞机在两岸三地跑来跑去，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和历史讲座，世人的关注还是绕不开他那15部武侠小说。
　　面对世人的追捧与盛赞，文质彬彬、措辞委婉的金庸总说“不敢当不敢当”。他曾经觉得，自己的小说写得不够好。“武侠只是作为娱乐大众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足以称之为文学。”金庸离世的今天，当全世界的华人都在怀念追思这位老人的时候，问题再一次被提及——“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有什么价值？究竟有多大价值？”
　　这个金庸生前特别关心的话题，引来无数人为之呐喊。下至“骨灰级”金庸粉丝、自媒体人六神磊磊，上至“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但只敢敬而远之，以免影响自己学术判断”的北大教授陈平原，给出的答案很一致——写“俗套”武侠题材的金庸，在严肃文学史上肯定有一席之地。

“文学殿堂里的上上人物”

　　1955年，32岁的金庸动笔写《书剑恩仇录》。当时，他的同事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刚连载完，香港掀起了一阵新派武侠小说的风潮，金庸就是不折不扣的武侠迷。
　　六神磊磊认为：“论水准，《书剑恩仇录》已经是一流的武侠。”在这部书里，故事围绕乾隆与陈家洛二人间奇特的矛盾纠葛展开。书写的地域十分辽阔，从江南直到回疆，从金庸家乡海宁写到大漠。涉及的人物也庞杂众多，光是红花会的当家就写了14个。“其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远在当年《鹰爪王》《十二金钱镖》，乃至后来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等之上。”
　　不过对于金庸，《书剑恩仇录》还只是一本稚嫩的作品。全书刻画了许多神态各异的人物，善变的乾隆、风度翩翩的陈家洛、纯洁无瑕的香香公主，但形象过于单一、表象，就像贴着性格的标签，缺少多面性和复杂性，不够游刃有余、浑然天成。六神磊磊说：“这个时候的金庸，离通俗文学的顶峰都还差一步。”
　　从《射雕英雄传》开始，金庸笔下的人物形象丰富了起来。在后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一系列作品中，乔峰、令狐冲、韦小宝一一登场。他们不再是“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复杂多面的人。仁义兼备的乔峰，金庸写出了他的“身不由己”;潇洒浪荡的令狐冲，徘徊在正邪两派之间;通达人情世故的韦小宝，是个两面三刀、好吃懒做的大无赖。这些一流的文学人物形象，打造了金庸武侠小说的高度。
　　陈平原是大陆学界较早意识到金庸小说学术价值的人，曾写下学术论文《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他说，在新派武侠小说中，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读他的小说，欣赏江湖血雨腥风，理解神奇武侠世界的同时，还能对其作品中隐含的情怀有所领悟。金庸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从不看武侠的王蒙，在无意中读完了《笑傲江湖》。看到刘正风本欲“金盆洗手”，却遭到左冷禅的极力反对最后自绝经脉而死的情节，他不禁落下眼泪。
　　写作时，金庸自己也常为书中人物动情。写郭靖答忽必烈，“一腔热血，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他哭了;写两鬓斑白的杨过等不到小龙女，他哭了;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别，他哭了;写乔峰误杀自己心爱的阿朱姑娘时，哭得更伤心;写佛山镇上的穷人钟阿四全家被恶霸凤天南杀死时，他又热血沸腾、大怒拍案……
　　金庸说，“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才写武侠。金庸用一种“超越小说家的视野和襟怀”，书写悲悯、刻画众生。
　　看一个文学家的地位，还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本民族的血脉文化。在这一点上，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对金庸小说的评价非常高：“金庸小说是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
　　严家炎说：“金庸热已经成为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阅读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读者跨度之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实属一二。即使一个人从来不看金庸，也能说出“华山论剑”“左右互搏”这样的成语;形容一个女孩像黄蓉，国人很快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不用任何注解;假如有人说谁是灭绝师太，即使她没看过金庸，肯定也会不太高兴;更不用提“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等家国情怀，对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影响。
　　金庸创造的虚拟江湖，成为现实社会中的坐标系。“这样的文学现象，历史上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在我们常说的郭鲁茅巴笔下，也很难实现。金庸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基因。”六神磊磊说。
　　以虚拟人物刻画芸芸众生，用武侠题材讨论严肃主题，在江湖世界折射现实道义，严家炎如此评价：“金庸将武侠小说这种通俗文学带上了文学殿堂。”六神磊磊则说：“金庸是文学殿堂里的上上人物。”

另一支写十八般“文”艺的笔

　　金庸撰写的“娱乐性读物”，不囿于15部武侠小说。他还有一支十八般“文”艺之笔，写清新隽永的随笔漫谈、观点敏锐的剧评影评，还有一些极具生活情趣的电影剧本。2013年，金庸唯一一本随笔集《寻他千百度》出版，部分精美的散文短评被整理收录其中。
　　1856年，金庸与《大公报》的两位同事——“百剑堂主”陈凡、梁羽生组成“三剑客”，合办了一个叫“三剑楼随笔”的专栏。从文史掌故到名人逸事、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题材包罗万象，篇篇妙趣横生。
　　嗜好对联的梁羽生写过一篇《闲话怪谈》。“广东的何淡如是做怪联的能手，例如‘有酒不妨邀月饮，无钱那得食云吞。’‘云吞’本来是个名词，他却拿去对‘月饮’，真是匪夷所思。”陈凡写了一篇《吟诗作对之类》，提到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侮痴。”金庸接着又写一篇《也谈对联》，他说很喜欢陈凡这联，陈凡便用宣纸写上。金庸找到一家装裱店裱好，挂在他当时租住的斗室中。 　　漫谈京剧，金庸剥开了程式化的表演，落笔于故事背后的人性，让外行人也能读得津津有味。写《空城计》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他认为重点不在“斩”，而在于“挥泪”，并深深为情义与法则的矛盾糾结所触动;评《狮子楼》中盖叫天饰演的武松，“见到老虎时突然惊恐，见到西门庆时满腔愤恨，见到孙二娘时机警中带着俏皮，见到蒋门神轻视中带着警惕”，表现了武松的神勇，也演绎出其在每一种场合中的感情;他还认为，关羽在后世受到的尊崇远超诸葛亮，是因为“义”切合了中国人的心理。
　　对于中国古典戏剧艺术，金庸的造诣很高。他曾写道：“平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比较中国平剧与西方歌剧、芭蕾舞剧，金庸留下了一段既严肃认真，又轻松好玩的文字——“平剧在表现的技巧上，有唱歌，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举目世界，唱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
　　谈电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饭。在《新晚报》做编辑的时候，他就开始写影评，还特地起了个笔名“姚嘉衣”，据说是因为“梦中情人”夏梦曾戏称他为“姚家阿姨”。香港当时上映了一部美国电影《无比敌》，原著为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同名小说。很多观众看了，觉得十分无聊，失望至极。金庸娓娓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电影只有小说情节，却失去小说精神，还有什么意义？”分析理性、笔触细腻、不缓不急。他提到了电影中的亚海勃船长，“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处充满了憎恨与反抗”。后来，学者黄子平认为，这正是金庸笔下金毛狮王谢逊的“原型”。
　　写了近百篇影评后，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当过一段时间的编剧，编了一些电影剧本。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喜剧成分颇重，追求生活的情趣，迎合普通市民的口味。如《小鸽子姑娘》，说的是爱财如命的钱大财主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的故事。有一天，乡民大平救回一只受伤的小鸽子，小鸽子化身美丽姑娘，用各种法宝帮助大平和村民应付钱老爷的刁难。金庸为此花了无数心思——简单的故事中，蕴含着美好的象征意义。

把生活阅历的种种融进作品

　　和笔下的风起云涌、侃侃而谈相比，金庸平时不太喜欢说话，不擅辞令，讲话慢条斯理。有的时候，别人问急了，他会涨红脸，半晌说不出话来。
　　生性内向的金庸，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在好友林行止（香港作家）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的书房”。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1000多平方英尺（100多平方米）的房间。从四壁到顶的书架上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厚厚薄薄、大大小小。楼下还有个书库，保守估计藏书达几万册。
　　在上世纪70年代，金庸带着满屋子的书搬了一次家。在太平山的山顶，他把书房安排在中厅，抬头就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到了晚年，他对着央视镜头跟年轻人说，如果被关在监狱10年但可以读书，自己十分乐意。“人的一生什么困难都会经历，唯有读书的乐趣和学问是自己的，谁也抢不走。”
　　除了看书，金庸也痴迷于下围棋。在《大公报》的时候，梁羽生是他的老棋友。两个人一下起围棋来，“杀”得昏天黑地，连社评都可以请别人代笔。金庸与沈君山（物理学家）、余英时（汉学家）、牟宗三（哲学家）的结交，也是通过下围棋。3个人棋瘾都很大，金庸每次请他们来下棋，3个人必到。实在找不到棋友对战的时候，金庸就自己和自己下，先走一步白子，再走一步黑子……常有人问起金庸，关于下围棋的种种。他回答，其妙处之一在于“变”，犹如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则是“慢”，慢的妙处在于子起子落间的沉思和品味。
　　金庸和倪匡（小说家）、黄霑（词曲家）、蔡澜（美食家）几个人常常聚会，被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在这些“什么都谈”的好友面前，金庸难得地流露出“极活泼”的一面。
　　倪匡觉得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为了不使朋友败兴，他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甚至像哄小孩一样，安抚在牌局中运气不佳的人。金庸写《天龙八部》时，曾接到邀请外出一个月。他让倪匡代笔，临行前还特意嘱咐，可以自由发挥，只要保证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活着就行。一个月后，金庸再见到倪匡时，倪匡把自己不喜欢的角色阿紫给写瞎了，“江湖打打杀杀，哪有不弄伤人的”。金庸听了哭笑不得，只得花了一番心思圆了回来。
　　和热爱美食的蔡澜认识久了，金庸也成了个老饕。在蔡澜的微博中，有一张名为“查先生和倪匡”的照片。照片里，倪匡眼巴巴地侧头望着，一旁的金庸正用鼻子嗅着碗里的美食，陶醉不已。
　　2012年元旦，蔡澜约金庸和倪匡夫妇来了一次“香港三大才子”（黄霑已于2004年去世）的新年聚会。3个人虽然年事已高，但兴致都不低，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谈笑风生。
　　6年后，香港如今只剩“两大才子”。从未书写过自己的金庸，给世人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文学家金庸，把自己看书、下棋、下厨，生活阅历的种种，都融进了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