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出生的那一年，美国一位有印第安血统的幽默作家因飞机失事死了。他叫威尔·罗杰斯，被李敖评价为“讽刺伪善的美国人，笑里藏骂，千古第一”。罗杰斯的墓志铭是：我这一生中同每一位杰出人士都开过玩笑，却没遇到哪一位是我不喜欢的。而李敖恰恰与之相反：“我不喜欢太多的人，但我却会开玩笑。”
　　
　　在一次演讲中，李敖曾引用宋朝诗人陆放翁的诗句：“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意思是说，我在你面前开玩笑、作秀，你不要笑我，因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会想我想得发疯。
　　3月18日，83岁的李敖去世。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种种刷屏的怀念，似乎在证明当年李敖的那些话，绝非戏言。古人喜欢盖棺定论，对李敖来说却很难。他在《金兰琐碎》里如此描述自己：“遁世（又大破大立）、救世（又悲天悯人）、愤世（又诃佛骂祖）、玩世（又尖刻幽默），当然这种人绝不会出世或厌世。我性格复杂，面貌众多，本来该是好多个人的，却集合于我一身，所以弄成了个千手千眼的大怪物。”
　　抛却复杂的政治经历和个人情感不提，单论李敖的写作，都评价不一。

资料大王的分量

　　对大陆读者来说，知道李敖，得益于出版界前辈李昕。早在1985年，身为图书编辑的李昕就得知了李敖的名字。“我去旁听一个北大的报告会，专家介绍台湾思想界现状，讲到了李敖，还有柏杨，他们都反权威、反传统、反专制、反暴政。”

　　李昕千方百计找来两人作品读。看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李敖的《蒋介石研究》之后，他发现“李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功底远胜于柏杨。而他的文笔犀利、尖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采飞扬，胆识过人，有鲁迅风”。
　　1988年，李敖委托朋友陈中雄来大陆送书，与李昕结下不解之缘——李昕正是负责接收这批书的出版社代表人。他首先看中了李敖的两本书：《传统下的独白》和《独白下的传统》，前者是李敖在台湾的成名作，后者是牢狱之灾后对中国传统的进一步认识，面对芸芸众生，特立独行，落落寡合，因此都是“独白”。从一开始亮相文坛，李敖就充满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感。
　　两本小书很快在大陆合二为一出版，首印5万册，一抢而空;最终重印发行到近20万册。一炮而红后，李昕又陆续出版了《李敖自传与回忆》《北京法源寺》《话古今中外》等作品。每一本都很有影响力，销路也不错。
　　虽然读其文、出其书，但李昕亲见李敖本人，还是10多年之后的事。2003年，李昕到台北出差，顺道拜访李敖。得见真容，李昕发现他并不是人们议论中的那般凶神恶煞，“他是一个亲切而有趣的人，爱说爱动，活力四射，甚至还带着几分孩子气。”无论谈论什么话题，李敖都能很快找到笑料，谈话气氛总是热烈而欢快。
　　李昕早知道李敖历史功底扎实，是资料大王，但亲眼见到李敖的书房后，还是颇为吃惊。“他打开文件柜，顺手拿出很多文件夹给我看，里面收藏着五花八门的东西，从胡适的信到陈水扁的签字都有。”

　　远景出版社总经理沈登恩曾讲过一个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李敖出狱后，沈登恩主动与他联系，想出版他的著作。头两次，李敖闭门不见，直到沈三顾茅庐时，他才开门迎客。一进来，李敖找出一封信，令沈大惊失色：原来这是十几年前沈中学时给李敖写的表达崇拜的信。一个不认识的小孩写的寻常信件居然都被收藏了十余载，“由此你便可以掂出这位资料大王的分量了”。

“五马分尸、大卸八块”的读书人

　　2005年，阔别北京57年的李敖重返故土，重游他曾经念小学、初中的地方。
　　其实，从少时起，李敖就喜欢谈文论道了。小学六年级时，他向北京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发表了《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13岁考北京四中，放榜那天他爸爸跑去看榜，从后面看起，好半天没发现儿子的名字，越看心越凉，看到最后，才发现榜单最顶上状元的名字，竟是“李敖”。而那时李敖未进中学门，已经在计划写《东北志》了，一暑假都在搜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看到外国人写的《日本在滿洲特殊地位之研究》。
　　在清华演讲的时候，有同学质疑李敖是一名政客。古稀之年的他回答说，同学，你把我看得也忒小了。他说早在上大学时，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就曾发问“汉武帝和司马迁谁比较伟大”，结论是司马迁。汉武帝生前虽威风八面，但司马迁却有《史记》传世，足以秒杀。
　　李敖曾在文章中写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的故事。杰弗逊去世前给自己立墓志铭，要求写上：《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律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者。“这三条履历就足够了，总统算老几啊？杰弗逊根本连提都不提。”
　　所以，作家、政客、时事评论家、文物鉴定家……尽管李敖身上有着多种身份标签，但他自己最珍视的恐怕还是文化人这个身份。
　　读书贯穿了李敖的一生。某香港报纸曾说：李敖可能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又最有文采的人。这句话被李大师本人看到了，非常得意，时不时地拿出来显摆：“为什么我李敖读了那么多书，并且有那么多时间来读书呢？”他的答案是坐牢。在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空间太狭窄，时间仿佛无限长，一个人啥事也没有，只能整天看书。“所以坐牢奠定了我看书比别人多的基础。” 　　李敖对别人口诛笔伐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不但要指出你是个王八蛋，还要证明你是个王八蛋”，这其中确实离不开他日积月累的读书和积累材料之功。他引以为傲的读书方法叫作“五马分尸、大卸八块”。简单来说，就是看到什么有用的文字，就把它裁剪下来，正反面的就复印，然后非常细致地归类。他并没有像一般读书人那样爱惜书，等到一本书读完，也就被切割完了。但每当需要的时候，书的内容手到擒来。

　　很多看来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被李敖拿来当读书不得法的反例。比如学者姚从吾，曾经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主任，后来在台大教书。李敖形容他的这位老师，搞起资料工作来，像是狗熊掰棒子，抱着这个丢了那个，直到最后收获了了。还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每读一遍《汉书》，只针对一个特定的方向，比如政治、经济、地理等，很多人对此表示赞许，李敖却觉得太没效率。
　　写书的时候，李敖的方法也很奇特。李昕曾亲眼看到他将四五张写字台摆放在一起，问他：“要那么多桌子何用？”答：不同类型的资料放在不同的桌面上，写作时，需要查哪类资料，就坐到哪张桌子前，“换桌不换人”。

“我要想崇拜谁，我就照镜子”

　　不可否认，李敖一生都是争议人物。
　　有人统计，他大骂过的人数超过4000人，骂遍江湖无敌手。他说鲁迅受日文、德文影响，文字最是烦琐;巴金的文字也是啰里啰嗦，一点都不讲究。老师殷海光在台湾思想界犹如灯塔，但李敖也并非完全说他好话，嘲笑他缺乏战斗精神。
　　他对同时代的作家似乎更狠。比如被梁实秋誉为“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的余光中，李敖曾评价他的文章说：40岁以后的余光中，毫无进境，实在是白活了好几十年……

　　李敖的处世哲学是“理来情无存”，对人相当苛刻，在各种场合都相当地不讲情面。比如有一次金庸到台湾，特地去看他。金庸说：自从我儿子死了，我就开始信佛了。李敖说：按照佛家的说法，财产都是要施舍出去的，你那么多财产，算什么信佛？直指金庸伪善，弄得人家下不来台。
　　2017年，病中的李敖做未播出的电视节目《再见李敖》时，用的宣传广告都是“再见不能红着眼，那就红着脸。”
　　在铁口直断骂人的同时，李敖一贯毫不谦虚地吹捧自己。他有一段话用比萨斜塔暗指自己，非常有意思。他说，比萨这个老爷斜塔，800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100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战时1000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永远屹立着。屹立还不算，还有一股“斜气”;不但老，还“卖老”，每年游客都来送钱。但看起来这么不正经的东西，却给人类带来了真理。大逆不道的伽利略在这里打破了圣人亚里士多德纵横千年的权威。由此可见，历来任何新思想新人物的出现，总不免被看不顺眼。但棍石和围剿是挡不住的，就像伽利略名垂后世，那些围剿他的人早被人遗忘。
　　李敖把自恋自傲扮演到了极致。“500年来白话文排前三的，李敖、李敖、李敖”，这句话，已经成了他的个人标签。他台大的同学、老朋友陈鼓应，一个很正统、谦和的大学者，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偶尔说起李敖，对其无理取闹、得理不饶人的作风，也唯有频频叹息。经常有记者想从李敖口中套出话来：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到底有没有你李大师欣赏崇拜的人呢？李敖总是说：我要想崇拜谁，我就照镜子。
　　在相交多年的李昕看来，这种“非典型知识分子的攻击性自大人格”，不过是李敖推销自己的一种策略。“他的狂，曾经也是被欣赏的、被仰慕的。影星胡因梦嫁给他，爱的就是他的特立独行。但是后来，他屡屡被当局打压和排斥，人被关，书被禁，舆论被封杀，渐渐落到自己不说狠话，别人便不理不睬的境地。所以他必须发表些振聋发聩的言论，才能引起社会关注。久而久之，以狂傲不羁的态度做惊人之语，成了他的语言风格。”
　　至交好友陈文茜说李敖是“豪杰”，总是扮强者，帮别人说话，给自己惹祸，不向权势低头，也不从众媚俗。
　　李昕写过李敖的“善霸”故事：报人高信疆在李敖困難时对他有恩，特别是李敖第一次出狱后以《独白下的传统》复出，高信疆不顾风险，在自己任职的报社整版为李敖宣传此书，令他大为感激。2001年，李敖见高信疆脸色有异，便不由分说送高去医院检查，果然查出患有癌症。确诊以后，李敖又掏出10万元交给医院作为诊治费用，要求医院将高信疆“收押”，勿使逃离。因为医治无效，高信疆不幸去世后，李敖又出资60万元，在阳明山为他购买墓地。此事令高和李的朋友都很感慨。
　　香港作家马家辉说：“李敖之狂狷，世人知之久矣，但其侠其勇，却常被世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淡化，是谓不公不义。”

他是大陆和台湾一代文人间的衔接

　　晚年的李敖，其实有所收敛。他说，年老了，变得宽容一些，一件难事，自己做不到的话也不再责备别人。
　　《李敖自传》（2018年1月出版）责编付如初，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温和的李敖”。签出版合同时，李敖尚能说话写字，给她签了一本书，上面写着：“如初一见，一见如初。”在她眼中，读李敖，“一开始很容易被他的那些虚张声势的花招子迷惑，忽略本质，但当你识破了那些，撕掉固有标签，才会发现李敖的魅力”。 　　在付如初看来，这个人很矛盾，“他身上有两个李敖，一个是特立独行的，玩世不恭的，很闹剧化的;一个是自己与自己对话，有点悲凉的李敖”。他一生确实才华横溢，“但和钱穆有点像，从为人到治学，都过于倚重东方文化，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局限;再比如写作上追求大而全，为了充分表达自己而面面俱到，甚至想在他庞杂的著作中找出一部典型代表作都难”。
　　年轻时，李敖爱穿长袍，自称“长袍怪”。在台大考研究所时，一群教授负责面试，但因李敖博识狂傲，提问可能反被其问倒，所以众人都不说话。最后，院长沈刚伯问李敖：“你以后还穿长袍吗？”大家一笑，李敖终被录取。就是这样一个读古书、穿长袍的学生，后来主张“全盘西化”。
　　上世纪60年代，台湾有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李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将。因为双方你来我往的骂战，难免出言不逊，李敖曾与另一位著名文化人徐复观对簿公堂。出了法庭后，徐复观约李敖喝咖啡，对他说：“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却主张‘全盘西化’。”
　　李敖曾说，他读西方经典并不算太多，对西方也并不很了解，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只不过看到了他们富强、民主、文明的表现，想要自己的民族奋起直追而已。
　　在付如初眼里：“李敖是一个太特殊的人物，他跟五四人物，比如胡适、梁实秋、钱穆等都有直接接触。还有严复的孙子严侨，是共产党，也是李敖的高中老师，最早在他心里种下了左倾的种子。所以李敖是一个衔接，新旧时代文人间的衔接，同时又是大陆和台湾一代文人间的衔接。”
　　晚年的李敖显得更像传统文人。他借告小S诽谤的契机登上了《康熙来了》，在节目中反复提醒小S和蔡康永要提升文化水平，强调节目那么有影响力，一定要注意好的导向，提升品质和文化含量。那时候的他，不是叛逆姿态的文人，又回到了承袭中国道统的知识分子。
　　李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李敖也不信在台湾似乎尤其风靡的神灵仙道。对他来说，知识就是信仰。知识给他的智慧，很大程度上能让他做到不惧、不忧和不惑。
　　耄耋之年的他不再相信纯粹的无神论，而是相信“不可知论”，未知死，焉知生？在一个综艺节目上，有嘉宾知道李敖要选“立委”，就问他即使选上了，活得过这届任期吗？李敖只是笑笑。
　　如今，毁也罢赞也好，人们不得不承认李敖巨笔如椽，留下80余册、3000余万字的《李敖大全集》，上能在学术的鸡蛋里挑骨頭，下能在芜杂的俗世里说醒言。台湾作家刘墉的话或许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李敖生长在战乱的年代，当同侪‘乘桴浮于海’的时候，他留下来放炮坐牢;当众人危行言孙的时候，他头角峥嵘……李敖绝对是个CHARACTER（有个性的人物），连他坏的地方都独树一帜，旁人难出其右。”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思想家、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作家。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是影星胡因梦;第二任妻子是小他30岁的王小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