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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他们和城里人使用着同样的手机;他们和城里人访问着同样的网站,甚至同在一个聊天群;他们和城里人说着同样的流行语,谈论着同样的八卦新闻;他们和城里人穿着同样时髦的衣裳,留着同样时髦的发型,追逐着同样的时尚。
与城里的年轻人不同的是:他们来自农村,没有城市户口,大多是基层劳动者。这是一群IT化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在信息社会里悄然改变。
吃过晚饭,郑玉斌坐到电脑前,他一直惦记着,开心网上种的菜成熟了。郑玉斌不爱看电视,他喜欢网上冲浪,“两会”的召开他都知道,犀利哥的走红他关注了很长时间,凤姐找男友的标准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郑玉斌今年25岁,从山东沂蒙山区走出来,想看看这个繁华世界。
中国的80、90后农民工约有1亿人,在全国1.5亿农民工中约占60%,这群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称谓来自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里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月31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国家连续第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
一时间,“新生代农民工”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实,早在2007年《计算机世界》就关注过农民工这个群体,在《农民工信息化生存报告—一个边缘群体在信息时代的中国如何活着》的封面报道(详见《计算机世界报》2007年4月23日 第15期)中,对“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初步调查。
当时的结论是,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和一颗追逐时尚的心,是农民工中对信息技术最感兴趣、对信息需求最为旺盛的群体。他们普遍拥有手机、爱上网,他们不甘“农民工”的辛苦命运,渴望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家族的命运。
4年过去了,80后甚至90后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再次走近他们,我们发现,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了更深的改变。
手机解孤独
“手机我不买杂牌的。”当被问及手机的使用情况时,郑玉斌一脸严肃地对记者说。
他觉得在保安队当上班长的收入还算过得去,每月基本工资1000元,加班费至少能拿到400元。单位包吃包住,手机资费还给报销50%。算下来和每月挣2000来块钱的同乡也差不多。而且,做保安轻松,轮班站站岗,不当班的时候还能休息,看看杂志、上上网、出去玩玩。
郑玉斌的手机是一部索尼爱立信S500i,原价1140元,他买的是二手的,花了500块钱。郑玉斌的手机,在他同龄段的同事中算是低档了。“这两年,我们年轻打工的很少买杂牌手机,不好使。我们队长那部手机是诺基亚的,新的,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刚换的。”
手机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必须要买的头一件数字化装备,普及率达到90%以上。而与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愈来愈不愿意使用“山寨手机”。因为,在大多数年轻打工者心里,手机已经成为身份的标识。在他们看来,有时候,一部时尚的手机就能区分“土”和“洋”,就能让他们赶上“城里的时尚”。
郑玉斌介绍说,起初他们还会买些如NOKAI“高仿”诺基亚、CiPhone“高仿”iPhone等,外壳、功能、LOGO很像正品名牌手机的“杂牌山寨机”。后来发现杂牌机质量很差,而且总被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后来就不图便宜了。”
“我们这里的90后小青年,最近都吵着要换3G手机,刚换手机还不到俩月呢,就不喜欢了。”在郑玉斌看来,90后农民工还很稚嫩,他们的家境较过去的农民工有所改善。“他们不用往家里寄钱,对未来考虑得还很少,甚至还有些是被‘宠大’的。花钱大手大脚的。”据郑玉斌的90后同事讲,他们都是“月光族”,每月通话费200元,上网300元,剩下就是买零食,或是攒着换手机、买名牌运动鞋、运动衣。这些90后打工者进城后很快就能追上城里年轻人的时尚,冒牌卡帕、假阿迪都是他们叔叔婶婶或者大哥大姐们穿的,他们总爱谈论哪有打折促销的NIKE。
追求时尚,爱炫耀是所有年轻人的共性。但与城里人不同,手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更深的含义。背井离乡、被城里人边缘化,交际圈子局限,让他们常常在孤独中苦熬,而手机则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亲情纽带。郑玉斌每天睡觉前一定给远在山东的父母打手机,问问寒暖,缓解一下在外的烦闷。而做小保姆的小丽则把手机当成了维护感情的工具。
小丽的未婚夫远在南方,相隔数千里之遥的他们时常以打手机倾诉思慕之情。受户口限制,小丽不能用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号码,而一张50元的神州行充值卡只够她用一次,但是她每次和未婚夫通话并不吝惜时间。为了更方便沟通,小丽的未婚夫正计划着给她买个电脑,小丽也将进入网民队伍。
电脑学技术
“我买电脑就是为了方便上网。”曾经的建筑工人郭磊对记者说,年轻一代的打工者更有想法,更想融入社会。上网成为年轻打工者进入城市后的共同爱好。郭磊说,别看他在工地上时脏兮兮的,只要方便,他每天晚上都会换上干净的衣服和工友去网吧。游戏打够了,就看各种新闻、信息,更多的是看社会对农民工的评价、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网友讨论自己的前途。2007年记者采访过的这位80后建筑工,如今已经改行做服务业了,郭磊的梦想是在城里开一家自己的餐馆。
而外表憨憨的郑玉斌也有自己的想法,为了能更方便上网,平时省吃简用的他在2008年花3000块钱攒了台电脑,CUP是双核的,内存1G,搁现在也不次。消息灵通的郑玉斌在网上了解到国家对农村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政策,而他们老家山东又是蔬菜、副食品基地,因此他便有了上网学养殖,尔后回家创业的想法。“做保安是轻松,学不到技术,没前途。”
电脑不仅帮助了郑玉斌,更让来自江苏的小张姑娘找到了工作和幸福。今年20岁的小张出来打工已经3年了。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去年用自己挣的钱攒了台电脑,并在网上学了会计。她还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一份卖汽车保险的工作,每月能赚2000多块钱。
而且,今年小张还通过聊天结识了男友,“他有北京市户口,还有一定积蓄。对我可好了,他答应送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小张盘算着,她打算今年通过远程教育,利用业余时间补学文化知识,“至少我要学到大专,然后我学着自己做生意。”
据了解,有90%的90后农民工在进入大城市后,为了沟通和娱乐,很快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们不仅打手机给同乡,了解用工信息,更愿意上网搜索更好的工作机会。
“80后、90后农民工更愿意在信息化上做投资。”农民工信息化专家肖克文解释说,80后、90后农民工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在心理上并不认为比城里人差,他们需要沟通,更想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用的时髦电子设备,他们要用; 城里人用的电脑和网络他们也要用,而且在“英雄不论出身”的网络世界里,他们更能获得认同感。
网络找慰藉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从外表、言谈、使用IT设备等等方面极力弥补自己与城里孩子们的差别。但残酷的现实往往还是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落差。
初见26岁的张向明,他身穿时尚的运动衣衫,脚穿一双慢跑鞋,胸前挂着MP3。很难让人把他和“农民工”联系在一起。他家住河北农村,技校毕业后经熟人推荐来到北京,在一家农用卡车制造厂当上了电焊工。虽然这几年,张向明普通话说的很溜了,地理环境也很熟悉,但是他依然感到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愿意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权利诉求,他们相较父辈们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更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
然而,目前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意识对他们和城市户口居民的区别对待,保险、教育、医疗等享受地方优惠政策困难的问题,让他们很难有社会归属感。“虽然,近几年舆论对农民工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依然是说得多做得少,很多城市人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民工群体。”出身农民工的肖克文感言,一些幸运的女性农民工或许能嫁给本地人,但在家里受到歧视,而男性就更尴尬了,很多找不到出路挣“大钱”的年轻农民工将来依然只能选择回老家。
这种现实社会的失落感,促使大批“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到网上释放自己、寻找慰藉。“在网上没人管你是哪儿的人,什么身份,只要你游戏玩得好、话说得逗,就会有人崇拜你。”张向明说,他每天都会上网打游戏、聊天,从中获得成就感。
调查表明,90%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会上网,他们几乎每晚都会泡在工厂、工地、宿舍附近的网吧里,或是自己买的电脑前,每周平均上网时间在5～10个小时之间。而他们上网的最主要选项就是,游戏、聊天、看电影,以及看八卦新闻。“我们确实需要有慰藉心灵的空间,网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河南籍女工小翠抱怨道,她和同乡把时间都浪费在网络上了,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能解决现实的问题。
专家评论
命运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我认为把现在的80后、90后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妥当。”农民工信息化专家肖克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80后、90后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和IT技能,在更深层次的生活与精神诉求上,比其父辈有很大提升,但不能仅仅以此断定,这群农民工就已经跨入“新生代”。
因为,农民工在就业、保险、教育等多方面遇到的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环节积极统筹配合,真正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由此说,80后、90后农民工的命运,本质而言,现阶段和他们的父辈没有改变。
在肖克文看来,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战略,统筹协调培训、就业、保障、农村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统一可行的宏观政策,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只能停留在表面。
第二,企业要从战略角度推进,解决劳动力配置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当下,中国经济正进入战略转型期,产业正面临升级,劳动力资源也将重新配置,如果企业只求低成本,雇佣廉价劳动力,已不能适应将来的经济发展。发生在某些行业和地区的“民工荒”已经为企业敲响了警钟。在肖克文看来,“民工荒”并不是中国走出人口红利期的表现,相反,显现的是劳动力资源相对失衡的问题。
第三,解决农民工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配合。比如农民工信息化就需要社会各方参与搭建资源整合的平台。去年肖克文已经将其创建的新农门资源与中国移动农信通结合,双方合作在重庆实施了农民工招工信息手机平台建设,效果显著,一年在当地服务用户达50万。“今年中国移动将把这一成果推向全国,我们期望用户能达到1000万。” 肖克文说。
另外,肖克文还指出,农民工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靠自己,要努力多学习先进、实用的技能、技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改变虽然不是一蹴而就,但只需脚踏实地地去做,就会缩短与目标的距离。”(文/李敬)
他们和城里人使用着同样的手机;他们和城里人访问着同样的网站,甚至同在一个聊天群;他们和城里人说着同样的流行语,谈论着同样的八卦新闻;他们和城里人穿着同样时髦的衣裳,留着同样时髦的发型,追逐着同样的时尚。
与城里的年轻人不同的是:他们来自农村,没有城市户口,大多是基层劳动者。这是一群IT化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在信息社会里悄然改变。
吃过晚饭,郑玉斌坐到电脑前,他一直惦记着,开心网上种的菜成熟了。郑玉斌不爱看电视,他喜欢网上冲浪,“两会”的召开他都知道,犀利哥的走红他关注了很长时间,凤姐找男友的标准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郑玉斌今年25岁,从山东沂蒙山区走出来,想看看这个繁华世界。
中国的80、90后农民工约有1亿人,在全国1.5亿农民工中约占60%,这群人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称谓来自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里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月31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国家连续第7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
一时间,“新生代农民工”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其实,早在2007年《计算机世界》就关注过农民工这个群体,在《农民工信息化生存报告—一个边缘群体在信息时代的中国如何活着》的封面报道(详见《计算机世界报》2007年4月23日 第15期)中,对“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初步调查。
当时的结论是,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和一颗追逐时尚的心,是农民工中对信息技术最感兴趣、对信息需求最为旺盛的群体。他们普遍拥有手机、爱上网,他们不甘“农民工”的辛苦命运,渴望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家族的命运。
4年过去了,80后甚至90后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再次走近他们,我们发现,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了更深的改变。
手机解孤独
“手机我不买杂牌的。”当被问及手机的使用情况时,郑玉斌一脸严肃地对记者说。
他觉得在保安队当上班长的收入还算过得去,每月基本工资1000元,加班费至少能拿到400元。单位包吃包住,手机资费还给报销50%。算下来和每月挣2000来块钱的同乡也差不多。而且,做保安轻松,轮班站站岗,不当班的时候还能休息,看看杂志、上上网、出去玩玩。
郑玉斌的手机是一部索尼爱立信S500i,原价1140元,他买的是二手的,花了500块钱。郑玉斌的手机,在他同龄段的同事中算是低档了。“这两年,我们年轻打工的很少买杂牌手机,不好使。我们队长那部手机是诺基亚的,新的,1000多块钱,而且最近刚换的。”
手机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必须要买的头一件数字化装备,普及率达到90%以上。而与父辈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愈来愈不愿意使用“山寨手机”。因为,在大多数年轻打工者心里,手机已经成为身份的标识。在他们看来,有时候,一部时尚的手机就能区分“土”和“洋”,就能让他们赶上“城里的时尚”。
郑玉斌介绍说,起初他们还会买些如NOKAI“高仿”诺基亚、CiPhone“高仿”iPhone等,外壳、功能、LOGO很像正品名牌手机的“杂牌山寨机”。后来发现杂牌机质量很差,而且总被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后来就不图便宜了。”
“我们这里的90后小青年,最近都吵着要换3G手机,刚换手机还不到俩月呢,就不喜欢了。”在郑玉斌看来,90后农民工还很稚嫩,他们的家境较过去的农民工有所改善。“他们不用往家里寄钱,对未来考虑得还很少,甚至还有些是被‘宠大’的。花钱大手大脚的。”据郑玉斌的90后同事讲,他们都是“月光族”,每月通话费200元,上网300元,剩下就是买零食,或是攒着换手机、买名牌运动鞋、运动衣。这些90后打工者进城后很快就能追上城里年轻人的时尚,冒牌卡帕、假阿迪都是他们叔叔婶婶或者大哥大姐们穿的,他们总爱谈论哪有打折促销的NIKE。
追求时尚,爱炫耀是所有年轻人的共性。但与城里人不同,手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更深的含义。背井离乡、被城里人边缘化,交际圈子局限,让他们常常在孤独中苦熬,而手机则成为这群年轻人的亲情纽带。郑玉斌每天睡觉前一定给远在山东的父母打手机,问问寒暖,缓解一下在外的烦闷。而做小保姆的小丽则把手机当成了维护感情的工具。
小丽的未婚夫远在南方,相隔数千里之遥的他们时常以打手机倾诉思慕之情。受户口限制,小丽不能用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号码,而一张50元的神州行充值卡只够她用一次,但是她每次和未婚夫通话并不吝惜时间。为了更方便沟通,小丽的未婚夫正计划着给她买个电脑,小丽也将进入网民队伍。
电脑学技术
“我买电脑就是为了方便上网。”曾经的建筑工人郭磊对记者说,年轻一代的打工者更有想法,更想融入社会。上网成为年轻打工者进入城市后的共同爱好。郭磊说,别看他在工地上时脏兮兮的,只要方便,他每天晚上都会换上干净的衣服和工友去网吧。游戏打够了,就看各种新闻、信息,更多的是看社会对农民工的评价、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网友讨论自己的前途。2007年记者采访过的这位80后建筑工,如今已经改行做服务业了,郭磊的梦想是在城里开一家自己的餐馆。
而外表憨憨的郑玉斌也有自己的想法,为了能更方便上网,平时省吃简用的他在2008年花3000块钱攒了台电脑,CUP是双核的,内存1G,搁现在也不次。消息灵通的郑玉斌在网上了解到国家对农村给予了很大的优惠政策,而他们老家山东又是蔬菜、副食品基地,因此他便有了上网学养殖,尔后回家创业的想法。“做保安是轻松,学不到技术,没前途。”
电脑不仅帮助了郑玉斌,更让来自江苏的小张姑娘找到了工作和幸福。今年20岁的小张出来打工已经3年了。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去年用自己挣的钱攒了台电脑,并在网上学了会计。她还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一份卖汽车保险的工作,每月能赚2000多块钱。
而且,今年小张还通过聊天结识了男友,“他有北京市户口,还有一定积蓄。对我可好了,他答应送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小张盘算着,她打算今年通过远程教育,利用业余时间补学文化知识,“至少我要学到大专,然后我学着自己做生意。”
据了解,有90%的90后农民工在进入大城市后,为了沟通和娱乐,很快学会了使用电脑。他们不仅打手机给同乡,了解用工信息,更愿意上网搜索更好的工作机会。
“80后、90后农民工更愿意在信息化上做投资。”农民工信息化专家肖克文解释说,80后、90后农民工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在心理上并不认为比城里人差,他们需要沟通,更想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用的时髦电子设备,他们要用; 城里人用的电脑和网络他们也要用,而且在“英雄不论出身”的网络世界里,他们更能获得认同感。
网络找慰藉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从外表、言谈、使用IT设备等等方面极力弥补自己与城里孩子们的差别。但残酷的现实往往还是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落差。
初见26岁的张向明,他身穿时尚的运动衣衫,脚穿一双慢跑鞋,胸前挂着MP3。很难让人把他和“农民工”联系在一起。他家住河北农村,技校毕业后经熟人推荐来到北京,在一家农用卡车制造厂当上了电焊工。虽然这几年,张向明普通话说的很溜了,地理环境也很熟悉,但是他依然感到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愿意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权利诉求,他们相较父辈们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更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
然而,目前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意识对他们和城市户口居民的区别对待,保险、教育、医疗等享受地方优惠政策困难的问题,让他们很难有社会归属感。“虽然,近几年舆论对农民工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依然是说得多做得少,很多城市人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民工群体。”出身农民工的肖克文感言,一些幸运的女性农民工或许能嫁给本地人,但在家里受到歧视,而男性就更尴尬了,很多找不到出路挣“大钱”的年轻农民工将来依然只能选择回老家。
这种现实社会的失落感,促使大批“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到网上释放自己、寻找慰藉。“在网上没人管你是哪儿的人,什么身份,只要你游戏玩得好、话说得逗,就会有人崇拜你。”张向明说,他每天都会上网打游戏、聊天,从中获得成就感。
调查表明,90%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会上网,他们几乎每晚都会泡在工厂、工地、宿舍附近的网吧里,或是自己买的电脑前,每周平均上网时间在5～10个小时之间。而他们上网的最主要选项就是,游戏、聊天、看电影,以及看八卦新闻。“我们确实需要有慰藉心灵的空间,网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河南籍女工小翠抱怨道,她和同乡把时间都浪费在网络上了,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能解决现实的问题。
专家评论
命运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我认为把现在的80后、90后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妥当。”农民工信息化专家肖克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80后、90后农民工在教育程度和IT技能,在更深层次的生活与精神诉求上,比其父辈有很大提升,但不能仅仅以此断定,这群农民工就已经跨入“新生代”。
因为,农民工在就业、保险、教育等多方面遇到的问题,需要政府各部门、社会各环节积极统筹配合,真正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由此说,80后、90后农民工的命运,本质而言,现阶段和他们的父辈没有改变。
在肖克文看来,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战略,统筹协调培训、就业、保障、农村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统一可行的宏观政策,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只能停留在表面。
第二,企业要从战略角度推进,解决劳动力配置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当下,中国经济正进入战略转型期,产业正面临升级,劳动力资源也将重新配置,如果企业只求低成本,雇佣廉价劳动力,已不能适应将来的经济发展。发生在某些行业和地区的“民工荒”已经为企业敲响了警钟。在肖克文看来,“民工荒”并不是中国走出人口红利期的表现,相反,显现的是劳动力资源相对失衡的问题。
第三,解决农民工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配合。比如农民工信息化就需要社会各方参与搭建资源整合的平台。去年肖克文已经将其创建的新农门资源与中国移动农信通结合,双方合作在重庆实施了农民工招工信息手机平台建设,效果显著,一年在当地服务用户达50万。“今年中国移动将把这一成果推向全国,我们期望用户能达到1000万。” 肖克文说。
另外,肖克文还指出,农民工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靠自己,要努力多学习先进、实用的技能、技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改变虽然不是一蹴而就,但只需脚踏实地地去做,就会缩短与目标的距离。”(文/李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