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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7年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此时此刻，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与小平同志接触的一些往事。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4年和1975年间，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两人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邓是毛泽东主席之下的政务最高主持人（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叶是毛泽东之下的军务最高主持人，政务排名邓在叶前，军务排名叶在邓前，邓、叶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交错、彼此支持的职务和工作关系。
那时，这两位在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并肩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紧密合作，共同与“四人帮”进行着尖锐斗争，并力图拨乱反正，全面扭转“文革”在全党、全军、全国造成的混乱局面。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市什刹海后海小翔凤胡同叶帅家里，常见到邓小平的两辆“红旗”牌大轿车径直驶入叶帅家的后院（其中一辆是警卫车）。邓同叶帅见面和交谈都不在会客厅或会议室，全在叶的书房或紧连书房的卧室，每次都谈很久，开着收音机谈（防有窃听），都是二人秘密交谈，从没有第三者在场。看得出当时他们二人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何等紧张微妙、错综复杂，也显示出他们二人在与“四人帮”斗争中的亲密关系。
那段时间，叶帅曾对我说：“小平这个人，被打倒了那么长时间，一出来，一点也不畏惧和退缩，照样大刀阔斧地干，按照正确的原则和方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完全不怕他们（指‘四人帮’一伙人），不怕随时射来的明箭暗箭。这个人从来是很倔强、很顽强、很坚强的。”
叶帅还对我说过：“我和小平同志的关系是（指在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在前面打冲锋，我在后面送子弹，有时我们二人也一起往前冲。”
那时，我根据叶帅需要，也参与了“送子弹”的工作。1975年9月，我亲手写了三份材料，都是江青在私下的一些講话，有政治方面的（无视党的原则和纪律），有生活方面的（对毛不尊重）。这三份材料的标题分别是：《江青同志在大寨的一些讲话》《江青同志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讲话》和《江青同志看完电影的讲话》。
第一份材料的情况是，1975年9月中央在山西大寨召开大寨会议期间，江青背着中央，在她于大寨私下召开的小范围会议上说：“现在很多人反我，反得最厉害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四川，还有军队。”叶帅和小平分别是广东人和四川人，又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这话等于点了叶和邓的名。江青又明显影射周恩来总理说：“现在，中央就有《水浒》中的投降派宋江，想架空晁盖。《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江青还说：“过去总说吕后、武则天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有什么不好？我看好得很。你们要知道，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现在就需要吕后、武则天这样的人。”江青的这些讲话，是随她去大寨拍照的时任新华通讯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和被江带去大寨的一批文艺人士中的古筝演奏员康绵总偷偷告诉我的，杜和康都厌恶江青。我写的另外两份材料的内容就不加详述了。
这三份材料我手写完交给叶帅，他很重视，决定立即转送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我亲眼看到叶帅把材料小心放进一个印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红色字样的大牛皮纸信封里，亲笔在信封面写上“专人专送邓副总理”几个字，又亲自用胶水封上口，把贴身警卫马锡金叫到跟前，叮嘱他马上送到北京宽街2号邓小平家。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有一天，小平同志对我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叶帅送来的你写的那些材料，写得很有水平嘛！”
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掀起后，邓小平又被打倒，软禁在北京宽街2号的住所中。与此同时，叶帅也“被请病假”靠边站了，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在邓被软禁期间，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吕彤岩夫妇常悄悄去看望邓的女儿邓榕和女婿贺平。那时我所在单位中央乐团离邓榕、贺平所住的北京和平里很近，我有时也同叶选基一起去。我们常把一些消息告诉邓榕、贺平，并请他们择要转告与外界隔绝的小平同志。
1976年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指挥下，“四人帮”被成功抓捕。次日，从叶选基那里闻知的吕彤岩即将此喜讯告知贺平（中央还远未对外公布），贺平即骑自行车飞驶到宽街2号向小平同志报告，小平欣慰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粉碎“四人帮”后，要求邓小平复出成为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声。叶剑英是邓小平尽早复出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叶帅即将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安排住进西山25号楼，每日给邓送去常委所阅的全套中央文件，还派小儿子叶选廉开车接邓到自己住所会面。邓做前列腺手术，叶帅亲笔批示：“精心治疗，精心护理，妥善安排，注意保密。”遵照该批示，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南楼的一整层安排给邓住院治疗。叶帅还安排自己的子女轮流看望邓，我和叶向真也曾受命看他。我们两人在他的病房中，同他长谈了两三个小时，老人家的许多过人和超前的思想亮点，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令我们受益匪浅。
邓小平复出后，我多次在他家与他全家人一起吃饭。那时邓小平、叶剑英等最高级别领导人每月工资大约400元人民币，还要从中扣除住房费、党费等，所以家里吃饭都很一般。
我和小平同志接触中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作为一名钢琴家，我却从未有机会面对面给他弹过琴（毛、周等领导人我都面对面弹琴给他们听过）。只有一次，我在邓家弹钢琴给邓楠的小女儿听（她在学钢琴），听说小平在屋外听到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4年和1975年间，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两人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邓是毛泽东主席之下的政务最高主持人（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叶是毛泽东之下的军务最高主持人，政务排名邓在叶前，军务排名叶在邓前，邓、叶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交错、彼此支持的职务和工作关系。
那时，这两位在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并肩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紧密合作，共同与“四人帮”进行着尖锐斗争，并力图拨乱反正，全面扭转“文革”在全党、全军、全国造成的混乱局面。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市什刹海后海小翔凤胡同叶帅家里，常见到邓小平的两辆“红旗”牌大轿车径直驶入叶帅家的后院（其中一辆是警卫车）。邓同叶帅见面和交谈都不在会客厅或会议室，全在叶的书房或紧连书房的卧室，每次都谈很久，开着收音机谈（防有窃听），都是二人秘密交谈，从没有第三者在场。看得出当时他们二人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何等紧张微妙、错综复杂，也显示出他们二人在与“四人帮”斗争中的亲密关系。
那段时间，叶帅曾对我说：“小平这个人，被打倒了那么长时间，一出来，一点也不畏惧和退缩，照样大刀阔斧地干，按照正确的原则和方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完全不怕他们（指‘四人帮’一伙人），不怕随时射来的明箭暗箭。这个人从来是很倔强、很顽强、很坚强的。”
叶帅还对我说过：“我和小平同志的关系是（指在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在前面打冲锋，我在后面送子弹，有时我们二人也一起往前冲。”
那时，我根据叶帅需要，也参与了“送子弹”的工作。1975年9月，我亲手写了三份材料，都是江青在私下的一些講话，有政治方面的（无视党的原则和纪律），有生活方面的（对毛不尊重）。这三份材料的标题分别是：《江青同志在大寨的一些讲话》《江青同志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讲话》和《江青同志看完电影的讲话》。
第一份材料的情况是，1975年9月中央在山西大寨召开大寨会议期间，江青背着中央，在她于大寨私下召开的小范围会议上说：“现在很多人反我，反得最厉害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四川，还有军队。”叶帅和小平分别是广东人和四川人，又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这话等于点了叶和邓的名。江青又明显影射周恩来总理说：“现在，中央就有《水浒》中的投降派宋江，想架空晁盖。《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江青还说：“过去总说吕后、武则天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有什么不好？我看好得很。你们要知道，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现在就需要吕后、武则天这样的人。”江青的这些讲话，是随她去大寨拍照的时任新华通讯社摄影记者杜修贤和被江带去大寨的一批文艺人士中的古筝演奏员康绵总偷偷告诉我的，杜和康都厌恶江青。我写的另外两份材料的内容就不加详述了。
这三份材料我手写完交给叶帅，他很重视，决定立即转送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我亲眼看到叶帅把材料小心放进一个印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红色字样的大牛皮纸信封里，亲笔在信封面写上“专人专送邓副总理”几个字，又亲自用胶水封上口，把贴身警卫马锡金叫到跟前，叮嘱他马上送到北京宽街2号邓小平家。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有一天，小平同志对我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叶帅送来的你写的那些材料，写得很有水平嘛！”
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掀起后，邓小平又被打倒，软禁在北京宽街2号的住所中。与此同时，叶帅也“被请病假”靠边站了，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在邓被软禁期间，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吕彤岩夫妇常悄悄去看望邓的女儿邓榕和女婿贺平。那时我所在单位中央乐团离邓榕、贺平所住的北京和平里很近，我有时也同叶选基一起去。我们常把一些消息告诉邓榕、贺平，并请他们择要转告与外界隔绝的小平同志。
1976年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指挥下，“四人帮”被成功抓捕。次日，从叶选基那里闻知的吕彤岩即将此喜讯告知贺平（中央还远未对外公布），贺平即骑自行车飞驶到宽街2号向小平同志报告，小平欣慰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粉碎“四人帮”后，要求邓小平复出成为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声。叶剑英是邓小平尽早复出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叶帅即将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安排住进西山25号楼，每日给邓送去常委所阅的全套中央文件，还派小儿子叶选廉开车接邓到自己住所会面。邓做前列腺手术，叶帅亲笔批示：“精心治疗，精心护理，妥善安排，注意保密。”遵照该批示，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南楼的一整层安排给邓住院治疗。叶帅还安排自己的子女轮流看望邓，我和叶向真也曾受命看他。我们两人在他的病房中，同他长谈了两三个小时，老人家的许多过人和超前的思想亮点，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令我们受益匪浅。
邓小平复出后，我多次在他家与他全家人一起吃饭。那时邓小平、叶剑英等最高级别领导人每月工资大约400元人民币，还要从中扣除住房费、党费等，所以家里吃饭都很一般。
我和小平同志接触中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作为一名钢琴家，我却从未有机会面对面给他弹过琴（毛、周等领导人我都面对面弹琴给他们听过）。只有一次，我在邓家弹钢琴给邓楠的小女儿听（她在学钢琴），听说小平在屋外听到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