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皮埃保罗·马切提

1

　　他被截肢的那天，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当时他只有十八岁，是个天生的中前锋，也是“永远的查科”足球队少年组有史以来最棒的九号。他刚刚被挖到博卡青年队，准备几周后闪亮登场，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上战场的通知。那是1982年的夏天，加尔铁里将军下令进攻英属马尔维纳斯群岛，迪多·蒂图里奥一周后就应召入伍。他的苦难从此开始了。
　　他被派往鹅绿湾，在那场战役中，来自英军的炮火让草甸化为了地狱，海鹞战斗机像邪恶的鸽子般进攻着，廓尔喀雇佣兵像蝎子一样横冲直撞。一枚手榴弹瞬间炸飞了早上刚刚挖好的战壕，一块弹片插进了他右边的大腿骨，他刹那倒下，仰面朝天，死死地盯着天空中的某个点，好像在等待一个解释。片刻后他反应了过来，在枪林弹雨中给自己扎上了绷带止血。如果救治及时的话，那个伤口并不算特别严重。但阿根廷军队的无能和英国人的怒火致使他不得不在原地滞留了数个小时，直到伤口恶化生了坏疽，整条腿痛得失去了知觉。枪林弹雨的轰鸣令人无所遁形，而迪多就像战场上的另一具死尸一般，只能暗自哭泣，动弹不得，因疼痛与恐惧而瑟瑟发抖，并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永远不能踢足球了。
　　被发现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后来有人说，英国人应该是以为他已经死了。炮兵七团的几个伤兵第二天随队撤退时认出了他。他们几个都是查科人，一个人说，见鬼，这个真像迪多·蒂图里奥，查科队的九号。另一个说，不是像，傻瓜，他就是迪多，还活着呢。
　　人们把他放到了一个临时扎成的担架上，抬到了团指挥部，当时炮兵团正在缴械受降。四处的士气都无比涣散，没人知道谁才是指挥官。每一个军官都一脸迷茫，他们都丢了自己的队伍，一个个营都全体听中士甚至下士号令。当失血过多、垂死的士兵迪多被担架抬过来的时候，一个人（肯定是个英国军官）下令立刻为他在战地医院进行紧急手术——英国人建了几处战地医院，那里原来叫阿根廷港，现在又被重新称为史丹利港了。
　　他的腿就是在那里被截肢的。当时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在那个时刻，这是否真的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但人们就这么做了。于是，战争对于迪多·蒂图里奥来说，就这样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他的足球运动员生涯，和活下去的欲望。

2

　　四个月以后，他回到了查科，干瘦而佝偻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支撑在一对拐上。但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他脸上无穷无尽的悲伤，就像是被一种虚拟的文身印在了上面一样。
　　他回来的第一个星期，查科队的领导们在七月九日大道的球场上为他举行了一场表彰仪式。那是一场球赛开始前的几分钟，看台上满满的，整个球场的人都起立鼓掌，对他像英雄一般致敬。但我们也都看到了，迪多既不兴奋，也没有笑容。他残缺不全的躯体笼罩在挥之不去的悲伤之中。他的脸上混合着恐惧、痛苦和愤怒，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了他浑浊的双眼紧盯着球场和远处几个正在玩球的少年，目光中满是恨意。我知道，迪多觉得自己才应该是那个永远驰骋绿茵场的人。
　　从那时起，我曾经多次扪心自问，他要怎样才能承受得住如此的煎熬。四肢健全而青春洋溢的我们，甚至无法足够虔诚地去思索这个问题，更加不能想象这场悲剧的残酷。对我们来说，这一切仿佛是一个渺茫而遥远的鬼魂，永远事不关己，只是会把他人推进火坑。

3

　　大概两三年后，独裁倒台，民主回归。有一天我从电影院出来，挽着我当时的女朋友丽丽塔，突然看见了他，瞬间就呆住了。那是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晚上九点，他拄着破旧的双拐，因为用得久，木料已经无比斑驳，底端滑稽地套着一双袜子，就像一双沉默的鞋。迪多·蒂图里奥向前伸出一只铁罐，等待着有人往里扔上几枚硬币。
　　我觉得他没看到我，而懦弱的我根本不敢靠近。我拉着丽丽塔绕了一条远路，跟朋友们一起消磨掉了那个夜晚，愚蠢地批评着令我们少有的战斗英雄们蒙羞的政治制度。按说负伤的退役军人是可以得到一些政府资助的，但看起来这仍然没有阻止他们走上乞讨的道路。没有给他们工作出路，还有来自社会的歧视，不管多么难以承认，但没人愿意在这些老兵身上看到自己曾经的愚蠢。因此，这些处于无尽怨恨中的所谓的英雄们自然而然成了一个麻烦，一个令人不适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是一场已然无人在意的战争中的荣耀，除了作为当权者在宝座上每年一次进行的演讲题材以外，一文不值。

4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不知道是純属偶然，还是迪多已经彻底离开了城市中的街巷。已经不再有人提及那场战争，整个国家都在忙于应付其他显而易见且近在眼前的危机。
　　民主还在80年代末艰苦跋涉，经济危机就已经开始作乱了，造成的后果就是众多组织都经历了萧条期，查科足球俱乐部也不例外。它经历了至今都未能完全恢复的衰落：多年被排除在所有重大赛事之外，只有在大赦期间才终于晋级了全国联赛。这场久违的足球盛事重新燃起了查科人的激情，大家对这支曾经多年驰骋国家甲级联赛赛场的唯一球队狂热依旧，我们都重新回到了七月九日大道的老球场，带着旧日的彩旗、锣鼓和热情。
　　在那里，我又见到了迪多。就在球场外面，位置最好的看台入口旁边。有比赛的日子他都到得很早，支开一张小折叠桌，往上面摆一个装有糖果、小旗子、香烟和其他不值什么钱且几乎微不足道的物件的篮子，自己心不在焉地撑在唯一的一条腿和腋下的那支拐上。
　　我第一次走上前去打招呼的时候，他顺从地让我拥抱了一下，像是一个已经向苦难低头的人。我发现他并没有特别反感人们盯着他看，像对待一个战斗英雄那样向他问好，对他身上黑白条的查科队队服致敬。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尽管他会向每个致意的人回礼，但那种微妙的表情一直没有从他脸上消失，就是那一丝恨意。至少，我们这些老朋友都感觉得到。
　　我当时觉得，他是一直不能接受自己变成回忆，而这才是他的悲剧。因为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了独裁时期的冠军查科队的某种象征。人们对他的致敬不过如此——一句转瞬即逝的问候。即使所有的人都对他释放出善意，也不止一个人跟他买了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但是显而易见，这一切都暗暗加剧了他内心深处的愤恨不平。正因如此，他再也不进球场。 　　好几个周末，我都偷偷观察着他，他似乎一点都不在乎里面发生了什么，总是背对着球场。那种可怜的不屑一顾更加突出了他其实有多么憎恨被当成一个传说，一个被战争毁掉的天才中前锋留下的活纪念碑。
　　每場球赛开场的那一瞬间，迪多就会离开。几乎在听到球场中的哨声的同一时刻，就能看到他收起小桌子。只见他迅速地把小旗子都折叠起来，塞回包袱里，背在背上，用残破的身体能承受的最快速度越走越远。

5

　　有一天下午，我特意留在了球场外面，在他逃离之前走了上去。我之前已经设想了很多次，用什么方法帮帮他。一次我给他推荐了一份大学的工作，另一次则说服了开面包店的日本人给他点活儿做。但他根本连面都没有露过，没有表示过感谢，也毫不在乎我的心意。我其实已经放弃了，那天下午在球场的入口边，我只是想请他一起在观众席上看一次比赛，是查科队对科尔多瓦竞技队，晋升甲级联赛半决赛。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六，整个球场座无虚席，我提前买好了两张位置不错的票。
　　但我的邀请话音未落，迪多已经开始拼命摇头以示拒绝。他看起来有些慌张，但更多的是因我的无礼而愤怒。他用拐杖敲了一下地面，对我说：“别他妈的来烦我，给我滚开！”还死死地盯住我，也不再多说一个字，用火焰一般的眼神命令我离开此地。
　　我当然是抬腿走了，赶快进入球场，比赛刚刚开始，查科队还进了一个球。听到看台那边传来的沸腾一般的尖叫喝彩声就知道了。开场不过几秒钟而已，一定是一个令球迷们为之疯狂的精彩进球，对手还没在球场上站稳脚跟就被攻破了球门。我转身回去想对迪多说，来吧，别丧失了这次狂欢的机会。但他已经迈开了脚步，我喊出声的时候，他没有回头，甚至连一点点犹豫也没有。

6

　　我再也没有见过迪多·蒂图里奥。他再也没有回过球场，我也没在城里见过他。我问了不少人，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给我答案。我多次想到，他是不是自杀了，就像很多马岛战争的老兵们一样。我想过有人发现他悬梁自尽，或者从大桥的最高处跳进了向着科连斯特滚滚而去的巴拉那河。不止一天早晨，我惭愧地发现，自己在当地报纸上寻找着那一条讣告。
　　但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许这已经是可以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了。迪多音讯全无，或许他一生中唯一的胜利，就是成功地人间蒸发。
　　我一直认为，战争留下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永远不会真正结束，对于那些战争中无名的亲历者们来说，永远没有一个真正的结局。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每一个人，才清楚在燃烧灵魂的恨意中活下去是一件多么令人无法承受的事，其他的任何人都无从知晓。所以我决定，最好还是把迪多忘掉吧，不再去寻找他。无论如何，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努力把这一切写下来，让它成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