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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命校车
11月22日，甘肃省正宁县于家咀村。阳光穿过白杨树上零零星星的叶子，洒向通往杨家的一条小道。
小道旁，杨家一条拴着的大黄狗上跳下蹿，狂吠。杨浩春探了探头，一言不发，他背着手，低着头，走过那条小道。
到家门口，左脚落下第一个台阶，他突然转身，手指着刚刚走过的小道，声音带着些许嘶哑，说：“这道上的砖头，就是孩子帮着铺上的，现在没了，什么都没了！”
杨浩春的孩子叫杨梦飞，4岁。11月16日，他挤上开往幼儿园的校车，其后死于一场车祸。那场车祸，让19名就读于甘肃正宁县小博士幼儿园的孩子遇难，其中有10名来自于家咀村。
杨浩春清晰地记得送孩子上校车那一幕。
那天，杨梦飞起床有些晚，吃过母亲张代妮准备的早餐，接他的校车已停在离家几十米远的马路上不停地按喇叭。杨浩春有些急，拿起书包，拉着儿子就出了家门，朝校车方向奔去。
平常出门蹦蹦跳跳的儿子，那天不那么朝气蓬勃。他一边试图挣脱父亲的手，一边苦着小脸央求说：“今天能否不去上学？我想在家里帮你收烟草。”不容商量，父亲直接把儿子拉上了校车。
如平常一样，杨梦飞依然坐在车头的位置。此时大约是早上8时30分，车上除了司机和杨梦飞，再无他人。“校车都是先从我家过来，接孩子，然后绕村庄一圈，再出去。”
坐定校车之后的杨梦飞，破天荒地哭了，他没再央求杨浩春不让他上学，只是不停地向杨浩春招手，说再见。杨浩春说，此前，4岁的儿子从来都不这样，都是很爽快地去学校。
校车发动后，儿子的哭声让杨浩春有些不舍，他回头看了一眼，“孩子还趴在窗户上跟我招手。”
送儿子上了校车，杨浩春把烟叶绑上摩托车，准备送到榆林子镇交易。经过镇里一个叫马槽沟砖厂的地方时，他远远就看见马路上围了很多人，还听到一片孩子的哭声。他隐隐约约感觉不对劲。
听说是校车出事故，他把摩托车往路边一扔，喊着儿子的名字冲了过去。儿子那张活泼可爱的脸上已满是鲜血。“头盖基本都撞没了。”杨浩春跪在地上，伏下身去，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孩子还有热气，赶紧帮我救孩子。”
他拦了一辆车，抱着孩子，准备送榆林子镇卫生院。在路上，儿子的手开始变凉。“到医院时，就完全冰了。”杨浩春用右手狠狠拍着左臂，说，“孩子就是靠在这手上去的。”
一个孩子一张卡
杨浩春最难过的是，杨梦飞不是他亲生的——孩子一出生，便遭父母抛弃，第三天，在中间人的介绍下，杨浩春在医院见到了孩子。“特别可爱，见到我还不哭。”杨浩春觉得，他跟孩子有缘。
见到孩子的当天，杨浩春给了中间人近三万块钱，把杨梦飞抱回了家，双方商量，两家永不来往。为表示纪念，杨浩春把抱杨梦飞回家的当天作为他的生日。此前，杨浩春已生有一女，今年刚好11岁。
按乡村风俗，没有男孩，就没有了香火——杨浩春的老婆张代妮在生下女儿后，因为结扎导致输卵管堵塞，从此再无生育能力。杨浩春说，在和老婆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抱养一个男孩。
杨梦飞被杨浩春一家当成宝贝一样疼爱。“没有奶水吃，我就到县上买最好的奶粉。”很快，杨浩春发现孩子有些异常，“抽风，嘴发青”。送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孩子没有睾丸，没有生育能力。
这消息对杨浩春如晴天霹雳，但他并没有抛弃孩子——“不管如何，都要对一个生命负责，花多少钱都得治”——此后两年，幼小的杨梦飞的生活，基本上是跟着杨浩春奔赴各地医院。
“西安，兰州，正宁，附近好的医院都去了。”杨浩春说，“那几年赚的钱，全部都花在帮孩子治病上了，得有几万块钱。”终于，杨梦飞两岁时，他的病被治好。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他如此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儿子死后，杨浩春与政府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得到赔偿款43.6万元。“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突然就变成了一张卡。”
在孩子死去4天后，尸体被其大伯抱回家，安葬在了杨浩春至今仍不知道的某个小山沟里——按照当地风俗，未成年的孩子不得入祖坟，只能埋在无人经过的荒山野岭。
下葬当天，杨浩春把家里所有与杨梦飞有关的东西都堆在家门前，一把火烧了。他想让关于孩子的记忆，如同纸灰一样，随风散去。但是，很多天过去了，杨浩春总感觉，“孩子还在身边跟着”。
致命沉船
同杨梦飞一样，千里之外的唐运军的女儿唐巧也死于一场事故——沉船溺水。
唐运军系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水西村人。
9月9日，礼拜五，13岁的唐巧踏上了学校包的负责送他们回家的船只。从夫夷江塘田市码头出发，下行2公里至向荣村河段时，这艘载有50人的船被挖沙船的钢绳绊到，突然侧翻。包括唐巧在内的9名孩子死于这场事故。
此前十余年，夫夷江上从未断过挖沙。尽管当地政府曾禁止采沙，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颁发的禁采文件越多，采沙的势头越热烈。
唐运军得知噩耗约为当天下午3点30分，他正在年初开始建的新房的二楼砌墙。邻居家一个获救的孩子打电话回家，之后，那女孩的奶奶便走村串巷地喊：“放学的孩子出事了，大家都去看看。”
听到喊叫，唐运军心里紧了一下，他扔下手中未来得及砌上的砖头，跳下楼梯，冲出了家门，和隔壁邻居骑上摩托车，直奔事发地。随后，水西村所有放学乘船回家的孩子家长都赶到了码头。
唐运军赶到时，岸边码头上已经停放了6个孩子的尸体，都用白布盖着，旁边是哭得死去活来的家长。“没有比这样的场面看着更让人难过的了。”他看到女儿唐巧被两个稍有年纪的人抱着“倒水”。
唐运军心存侥幸，觉得女儿顶多喝了几口水罢了。他冲到人前，背起唐巧，拦了一辆面包车就往镇医院跑。“女儿面色很好，我就一直以为不会死的。”12月12日，唐运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然而，在镇医院抢救了5分钟后，医生告诉唐运军，唐巧已没有了心跳。顿时，这个农家汉子哭出声来。他没敢把消息立即告诉在深圳打工的妻子刘香桂，电话中，他只是说：“女儿有点事，你赶紧回来一趟。”
一条命20万
事发仅仅两天，尚在悲痛中的唐运军就和政府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在把唐巧的尸体火化后，他分3次拿到了政府赔偿的20万元。
12月12日，事发3个月后，唐运军对这份赔偿协议不满起来，他站起身，两手一摊，说，“太不公平了，家里有人的，就多赔了5万，凭什么啊。”唐运军所说的家里有人，是指遇难者家属中有在政府上班或退休的亲戚。
沉船事件发生后，邵阳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2人，其中包括3名成年人。最初，唐运军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8个遇难孩子的家长自行组成一个小组，去此次沉船涉及到的6个村摸情况。他们想弄明白，到底有多少孩子在事故中死去。
经过几天逐家逐户的调查，唐运军他们相信了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不过，在此过程中，唐运军和另外一个遇难者家长聊天时，发现了一个令他愤怒的情况，“政府多赔了5万块钱给他们！”
唐运军说，这家的孩子叫郭月月（化名）。“他们就跟我说，协议也只签了20万，但协议之外政府多赔了5万块钱，他们还让我不要说出去，要保密。”
事后，唐运军了解到，郭月月的大伯以前是邵阳县人民法院的一位干部，而她叔叔则在乡政府上班。为此，唐运军和其余几位家长找到邵阳县政府，对方的答复是：不管政府有没有人，都是一样的标准，至于你们反映的情况，要调查清楚后再说。
几个月过去了，唐运军们仍没有等到调查结果。在此过程中，他们曾3次找到县政府，“我们不去找政府，政府就不会管了。”
唐运军不明白，同一次事故中遇难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对待。“就因为有亲戚在政府上班，那孩子就比我们的孩子金贵？”
葬在后山
刘香桂回到家里时，唐巧已是放在县殡仪馆里的一坛骨灰。女儿在世的13年中，除了哺乳期之外，她们一年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半个月，但刘香桂说，失女之痛，不是她本人，就没法理解。
然而，夫妇俩跟本刊记者谈起女儿唐巧时，脸上不时闪过笑容，这或许表明，过去的3个月时间，已经让丧女之痛逐渐淡化。夫妻俩坦承，他们跟孩子没有多少感情。
刘香桂说，常年在外，跟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沟通，虽然每个月会打一次电话，但都是简单的问候，再无其他可讲，“不知道说什么好。”
早几年，刘香桂曾想趁女儿暑假或寒假期间，把她接到深圳生活一段时间，但和丈夫唐运军再三商量后，还是放弃了。他们的经济能力除了养活一家6口之外，再无余钱。“一年两个人加起来可能就只能存1万块钱。”
生前，唐巧如果主动给父母打电话，那一定是缺钱了。“女儿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会给我们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要钱。”但唐巧并不乱花钱。“女儿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我们给多少她就拿多少，从来不多要。”
绝大部分时间，唐巧和老家的奶奶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年，唐运军留在家里盖新房，女儿才和他及两个弟弟生活在一起。唐运军说，其实女儿去世后，打击最大的还是孩子奶奶，“突然就没了，老人受不了。”
在农村，这种留守老人和孩子一起生活的情况，非常普遍。
唐运军依稀记得，在家人商量盖新房时，唐巧的那份高兴劲儿——饭桌上，女儿手舞足蹈地向他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她告诉爸爸，她要一个独立的房间，要在房间里装个书架。不管怎么样，要念完高中。考不上大学，就去学一门技术。唐巧知道，憑她现在的学习成绩要考上大学有些困难。
唐运军说，在家的这一年，他发现女儿特别乖。“每次晚上从新房回来，暑假在家的女儿就每天把我的换洗衣服放在床头，不用交代的，第二天，又把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唐巧火化后，唐运军的哥哥把骨灰盒带回家，埋在了不知名的小山下。没有土堆的坟头，更没有墓碑。至今，唐运军仍不知道唐巧的下葬之地，只知道，“葬在后山，听说离家有1公里地。”
如今，唐运军家里仍保留着唐巧的一件衣服和6张照片。他说，看到照片和衣服，就觉得女儿还活着。
春节将至，再过一个月，唐家的新房就可完工，夫妇俩偶尔惆怅的是，“房子好了，女儿却没了”。
11月22日，甘肃省正宁县于家咀村。阳光穿过白杨树上零零星星的叶子，洒向通往杨家的一条小道。
小道旁，杨家一条拴着的大黄狗上跳下蹿，狂吠。杨浩春探了探头，一言不发，他背着手，低着头，走过那条小道。
到家门口，左脚落下第一个台阶，他突然转身，手指着刚刚走过的小道，声音带着些许嘶哑，说：“这道上的砖头，就是孩子帮着铺上的，现在没了，什么都没了！”
杨浩春的孩子叫杨梦飞，4岁。11月16日，他挤上开往幼儿园的校车，其后死于一场车祸。那场车祸，让19名就读于甘肃正宁县小博士幼儿园的孩子遇难，其中有10名来自于家咀村。
杨浩春清晰地记得送孩子上校车那一幕。
那天，杨梦飞起床有些晚，吃过母亲张代妮准备的早餐，接他的校车已停在离家几十米远的马路上不停地按喇叭。杨浩春有些急，拿起书包，拉着儿子就出了家门，朝校车方向奔去。
平常出门蹦蹦跳跳的儿子，那天不那么朝气蓬勃。他一边试图挣脱父亲的手，一边苦着小脸央求说：“今天能否不去上学？我想在家里帮你收烟草。”不容商量，父亲直接把儿子拉上了校车。
如平常一样，杨梦飞依然坐在车头的位置。此时大约是早上8时30分，车上除了司机和杨梦飞，再无他人。“校车都是先从我家过来，接孩子，然后绕村庄一圈，再出去。”
坐定校车之后的杨梦飞，破天荒地哭了，他没再央求杨浩春不让他上学，只是不停地向杨浩春招手，说再见。杨浩春说，此前，4岁的儿子从来都不这样，都是很爽快地去学校。
校车发动后，儿子的哭声让杨浩春有些不舍，他回头看了一眼，“孩子还趴在窗户上跟我招手。”
送儿子上了校车，杨浩春把烟叶绑上摩托车，准备送到榆林子镇交易。经过镇里一个叫马槽沟砖厂的地方时，他远远就看见马路上围了很多人，还听到一片孩子的哭声。他隐隐约约感觉不对劲。
听说是校车出事故，他把摩托车往路边一扔，喊着儿子的名字冲了过去。儿子那张活泼可爱的脸上已满是鲜血。“头盖基本都撞没了。”杨浩春跪在地上，伏下身去，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孩子还有热气，赶紧帮我救孩子。”
他拦了一辆车，抱着孩子，准备送榆林子镇卫生院。在路上，儿子的手开始变凉。“到医院时，就完全冰了。”杨浩春用右手狠狠拍着左臂，说，“孩子就是靠在这手上去的。”
一个孩子一张卡
杨浩春最难过的是，杨梦飞不是他亲生的——孩子一出生，便遭父母抛弃，第三天，在中间人的介绍下，杨浩春在医院见到了孩子。“特别可爱，见到我还不哭。”杨浩春觉得，他跟孩子有缘。
见到孩子的当天，杨浩春给了中间人近三万块钱，把杨梦飞抱回了家，双方商量，两家永不来往。为表示纪念，杨浩春把抱杨梦飞回家的当天作为他的生日。此前，杨浩春已生有一女，今年刚好11岁。
按乡村风俗，没有男孩，就没有了香火——杨浩春的老婆张代妮在生下女儿后，因为结扎导致输卵管堵塞，从此再无生育能力。杨浩春说，在和老婆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抱养一个男孩。
杨梦飞被杨浩春一家当成宝贝一样疼爱。“没有奶水吃，我就到县上买最好的奶粉。”很快，杨浩春发现孩子有些异常，“抽风，嘴发青”。送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孩子没有睾丸，没有生育能力。
这消息对杨浩春如晴天霹雳，但他并没有抛弃孩子——“不管如何，都要对一个生命负责，花多少钱都得治”——此后两年，幼小的杨梦飞的生活，基本上是跟着杨浩春奔赴各地医院。
“西安，兰州，正宁，附近好的医院都去了。”杨浩春说，“那几年赚的钱，全部都花在帮孩子治病上了，得有几万块钱。”终于，杨梦飞两岁时，他的病被治好。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他如此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儿子死后，杨浩春与政府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得到赔偿款43.6万元。“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突然就变成了一张卡。”
在孩子死去4天后，尸体被其大伯抱回家，安葬在了杨浩春至今仍不知道的某个小山沟里——按照当地风俗，未成年的孩子不得入祖坟，只能埋在无人经过的荒山野岭。
下葬当天，杨浩春把家里所有与杨梦飞有关的东西都堆在家门前，一把火烧了。他想让关于孩子的记忆，如同纸灰一样，随风散去。但是，很多天过去了，杨浩春总感觉，“孩子还在身边跟着”。
致命沉船
同杨梦飞一样，千里之外的唐运军的女儿唐巧也死于一场事故——沉船溺水。
唐运军系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水西村人。
9月9日，礼拜五，13岁的唐巧踏上了学校包的负责送他们回家的船只。从夫夷江塘田市码头出发，下行2公里至向荣村河段时，这艘载有50人的船被挖沙船的钢绳绊到，突然侧翻。包括唐巧在内的9名孩子死于这场事故。
此前十余年，夫夷江上从未断过挖沙。尽管当地政府曾禁止采沙，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颁发的禁采文件越多，采沙的势头越热烈。
唐运军得知噩耗约为当天下午3点30分，他正在年初开始建的新房的二楼砌墙。邻居家一个获救的孩子打电话回家，之后，那女孩的奶奶便走村串巷地喊：“放学的孩子出事了，大家都去看看。”
听到喊叫，唐运军心里紧了一下，他扔下手中未来得及砌上的砖头，跳下楼梯，冲出了家门，和隔壁邻居骑上摩托车，直奔事发地。随后，水西村所有放学乘船回家的孩子家长都赶到了码头。
唐运军赶到时，岸边码头上已经停放了6个孩子的尸体，都用白布盖着，旁边是哭得死去活来的家长。“没有比这样的场面看着更让人难过的了。”他看到女儿唐巧被两个稍有年纪的人抱着“倒水”。
唐运军心存侥幸，觉得女儿顶多喝了几口水罢了。他冲到人前，背起唐巧，拦了一辆面包车就往镇医院跑。“女儿面色很好，我就一直以为不会死的。”12月12日，唐运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然而，在镇医院抢救了5分钟后，医生告诉唐运军，唐巧已没有了心跳。顿时，这个农家汉子哭出声来。他没敢把消息立即告诉在深圳打工的妻子刘香桂，电话中，他只是说：“女儿有点事，你赶紧回来一趟。”
一条命20万
事发仅仅两天，尚在悲痛中的唐运军就和政府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在把唐巧的尸体火化后，他分3次拿到了政府赔偿的20万元。
12月12日，事发3个月后，唐运军对这份赔偿协议不满起来，他站起身，两手一摊，说，“太不公平了，家里有人的，就多赔了5万，凭什么啊。”唐运军所说的家里有人，是指遇难者家属中有在政府上班或退休的亲戚。
沉船事件发生后，邵阳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2人，其中包括3名成年人。最初，唐运军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8个遇难孩子的家长自行组成一个小组，去此次沉船涉及到的6个村摸情况。他们想弄明白，到底有多少孩子在事故中死去。
经过几天逐家逐户的调查，唐运军他们相信了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不过，在此过程中，唐运军和另外一个遇难者家长聊天时，发现了一个令他愤怒的情况，“政府多赔了5万块钱给他们！”
唐运军说，这家的孩子叫郭月月（化名）。“他们就跟我说，协议也只签了20万，但协议之外政府多赔了5万块钱，他们还让我不要说出去，要保密。”
事后，唐运军了解到，郭月月的大伯以前是邵阳县人民法院的一位干部，而她叔叔则在乡政府上班。为此，唐运军和其余几位家长找到邵阳县政府，对方的答复是：不管政府有没有人，都是一样的标准，至于你们反映的情况，要调查清楚后再说。
几个月过去了，唐运军们仍没有等到调查结果。在此过程中，他们曾3次找到县政府，“我们不去找政府，政府就不会管了。”
唐运军不明白，同一次事故中遇难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对待。“就因为有亲戚在政府上班，那孩子就比我们的孩子金贵？”
葬在后山
刘香桂回到家里时，唐巧已是放在县殡仪馆里的一坛骨灰。女儿在世的13年中，除了哺乳期之外，她们一年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半个月，但刘香桂说，失女之痛，不是她本人，就没法理解。
然而，夫妇俩跟本刊记者谈起女儿唐巧时，脸上不时闪过笑容，这或许表明，过去的3个月时间，已经让丧女之痛逐渐淡化。夫妻俩坦承，他们跟孩子没有多少感情。
刘香桂说，常年在外，跟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沟通，虽然每个月会打一次电话，但都是简单的问候，再无其他可讲，“不知道说什么好。”
早几年，刘香桂曾想趁女儿暑假或寒假期间，把她接到深圳生活一段时间，但和丈夫唐运军再三商量后，还是放弃了。他们的经济能力除了养活一家6口之外，再无余钱。“一年两个人加起来可能就只能存1万块钱。”
生前，唐巧如果主动给父母打电话，那一定是缺钱了。“女儿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会给我们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要钱。”但唐巧并不乱花钱。“女儿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我们给多少她就拿多少，从来不多要。”
绝大部分时间，唐巧和老家的奶奶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年，唐运军留在家里盖新房，女儿才和他及两个弟弟生活在一起。唐运军说，其实女儿去世后，打击最大的还是孩子奶奶，“突然就没了，老人受不了。”
在农村，这种留守老人和孩子一起生活的情况，非常普遍。
唐运军依稀记得，在家人商量盖新房时，唐巧的那份高兴劲儿——饭桌上，女儿手舞足蹈地向他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她告诉爸爸，她要一个独立的房间，要在房间里装个书架。不管怎么样，要念完高中。考不上大学，就去学一门技术。唐巧知道，憑她现在的学习成绩要考上大学有些困难。
唐运军说，在家的这一年，他发现女儿特别乖。“每次晚上从新房回来，暑假在家的女儿就每天把我的换洗衣服放在床头，不用交代的，第二天，又把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唐巧火化后，唐运军的哥哥把骨灰盒带回家，埋在了不知名的小山下。没有土堆的坟头，更没有墓碑。至今，唐运军仍不知道唐巧的下葬之地，只知道，“葬在后山，听说离家有1公里地。”
如今，唐运军家里仍保留着唐巧的一件衣服和6张照片。他说，看到照片和衣服，就觉得女儿还活着。
春节将至，再过一个月，唐家的新房就可完工，夫妇俩偶尔惆怅的是，“房子好了，女儿却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