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岁。
　　那年，他在屋前栽了一棵桃树，屋后栽柿子树，还有三棵梧桐树。他说桃树栽前门，是为我辟邪。等我牙齿长齐，桃树和柿子树开始挂果。等我长大出嫁，梧桐树可以做嫁妆。他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全。
　　我一岁左右时发高烧，当时是冬天，他跑进雪地，先把自己冻成冰棍，再把我抱进怀里。我退烧了，他差点冻成肺炎。母亲说，为了我，他连自己的命都能不要。
　　三岁后，我开始有了记忆。往往是傍晚时分，他带我去戳樹叶，一根扁担，一头架在我的肩上，一头挂在他的胳膊上，我在前，他在后，中间偏后挂一只箩筐。我俩各持一根削尖的细木棍，到附近的树林里戳落叶。一般是戳那种宽大的梧桐叶，戳满一串，往箩筐边上一撸，树叶就像成串的铜钱掉进筐里，遇到枯枝也捡回来，这些都是上好的燃料。
　　夏日的河中长满菱角，他其实不会游泳，但是也要划着澡盆去河中摘菱角，回来煮熟，用剪刀一只只剥开硬壳，把菱角肉送进我嘴里。妹妹没牙，他把菱肉碾碎喂她。他带我到田野里，一边割猪羊草，一边教我认识各种花草树木，益虫和害虫。他有一双火眼金睛，只往地上瞄一眼，就会瞅出一个针尖大的小孔里，躲着一只知了的肉身。从我牙牙学语，他就指着屋后的一棵棵树，教我数数。他用木棍在地上画田字格，教我写字。我是我们村同龄孩子中，最先学会写自己和父母名字的孩子。到我上幼儿园，已经会两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会背《三字经》了。
　　我六岁时，他患病人院治疗，从此不再有睡前故事，不再有画在地上的田字格，不再有田野里的嬉戏，不再能摸到有安全感的胡子茬儿。床上空了一半，家里也空了一半。
　　母亲隔三岔五去医院看望他，他总会让母亲捎话给我：“好好读书，知识会跟随你一辈子。”我很听话，学习很认真。老师让我跳级，从一年级跳级到三年级，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母亲去医院和他商量，他不同意，说跳级伤人，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念书好。基本功打得好，将来读书不吃力。
　　我八岁的一个夏夜，他竟从十多公里外的医院，挑了满满一担香瓜回来，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像个巨人。我远远地看到，又哭又笑扑上去，迎他回家。瓜，是他在医院里亲自种的，很香很甜。
　　三年级暑假，我九岁，我去医院陪他，主要是惦记他的瓜地。瓜地在他的屋后，翻过窗就是。那时瓜季已近尾声，我从窗口翻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白皮姊妹瓜，喜滋滋献给他。他把瓜洗净，我俩一人捧一个瓜，他啃他的，我啃我的，一边啃，一边“眉目传情”，一边哧哧地傻笑。我喜欢连瓜带子一起吃进肚子里，然后等着第二天拉出一堆金瓜子。
　　每当他要午睡，就让我在他床边朗诵课文，说这是最好的催眠曲。他喜欢让我给他掏耳朵，挠痒痒，我轻轻地抓挠也是一种催眠。
　　那个夏天，他给我留下一句“好好做作业，我去打针，回来给你做鸡蛋面吃”，就转身走向医务室，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屋后的梧桐树没能等到我出嫁，就做了他的棺木。
　　他来过这个世界，除了我和妹妹，他没有留下更多印记，甚至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