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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篇论文旨在通过讨论激进女权主义的定义，与其它流派的女权主义思想和自身内部的分歧以及遇到的挫折，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激进女权主义及其发展过程。
关键词：女权主义；性别压迫
[中图分类号]：D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1
“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Bonnie Kreps在1968年這样写道，“之所以被称为‘radical’是因为它致力于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最根本的改变。我们，处于这场运动的这个阶段，不相信只通过给女人分一块更大的蛋糕就能改变她们受到压迫的现实...我们认为这块蛋糕本身就是腐烂的。”激进女权主义产生于女性解放运动中，始终保持着与左派组织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政治家”和“反对女性解放运动在左派中的从属地位，并认为造成女性受压迫现状的原因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还有男性极权和男性本身”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像Jo Freeman在《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中指出的一样，这种分歧一直被认为出现在这场运动中“女性权利”（改良主义者）和“女性解放”（激进观点）的分支之间。Freeman认为这种错误的印象完全误解了“激进”和“改革主义者”这两个名词在女权运动中的真正含义，她写道“有些改良主义者组织有着她们没有意识到的，能够完全改变这个社会的平台，而其他‘激进’组织则更关注传统中女性关于爱、性、孩子以及人际关系的问题（但并非是用传统的观点）”。作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员，Freeman用自己的理解对这两个分支进行了辨别，她认为基于“结构和风格，而非意识形态来说，总体上出现得更久的那个分支采取的是传统的政治行动，而新分支则更具实验性”。
但无论最开始这种分歧是如何被描述的，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女权主义”替代“女性解放”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流认知，根据不同的政治信仰，“政治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而“女权主义者”则变成了坚持认为人类发展历史中最根本的压迫是性别压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
除了一部分政治活动上的区别之外，在那个年代涌现出的激进女权组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认知——女性的个人体验是组织任何政治活动的唯一“权威”。这个认知引导出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女性在根本上是相似的，或者说只要她们能够意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就至少能让她们团结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之中。但对于团结所有女性之后的活动，不同政治理念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女权组织Redstocking坚持要组织一场完全自主管理的，集中解决性别歧视问题的女性运动，而其他一些组织则将女性联盟视作一种与更大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途径。
所以说使得激进女权主义在后期式微的并不是激进女权主义者本身内部的分歧，而是激进女权主义思想中所推崇的“女性联盟”在社会中实现的难度。首先，大部分女性都不是女权主义者，而即使是参与过女性解放运动的活动者们也并未聚集在统一的女权主义旗帜之下。就像Echols曾经在《Daring to Be Bad》中指出的那样，就算平等权利修正案也并不为所有女权主义者所全盘接受。比如说平等权利修正案“削弱女性解放运动的改革派……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女性开放掌权的机会”，而女权组织Fury的一位活动者Brown认为在它通过之后，中产阶级女性“会忽视改革派可能带来的‘危险’问题”，因为她们“没有对我们国家最根本的结构进行质疑，她们从华尔街和殖民地获得了太多的好处”。这个例子的关键并不是平等权利修正法案和它直接导致的种种问题，而是在于揭露出了分歧和不统一一直存在于女性解放运动中的状态。激进女权主义者一直因其在政治活动中对于“全体女性”的定价策略而遭到诟病，一方面，并非所有女性都能站在统一战线上对抗父权制，不同种族、阶级、性取向的女性中存在着部分人认为比两性之间的矛盾更尖锐的分歧，并拒绝为解决性别问题让渡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全体女性”这个单位始终只能存在于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设想之中；另一方面，社会仍然意识不到性别压迫的严重性，因为按照激进女权主义的定义，这是一个唯一受压迫阶级中没有男性存在，而且所有男性都属于统治阶级的社会问题，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不愿承认自己在对女性的压迫中受益，他们反而指责激进女权主义制造性别对立。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激进女权主义的声音逐渐被更加温和，愿意与男性合作，同时不介意能否从根基改变性别压迫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替代。
接下来，第二次女权主义思潮的根就被深埋在了一种缺乏批判性的对于种族主义、阶级论和同性恋恐惧的普世主义讨论之中。这些并不能完整体现女权主义思想的讨论启发了之后的很多文章和活动，这其中就包括了将激进主义运动最终分解成了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也更广泛地为人所知的运动的那些文章和活动。但尽管被忽视和边缘化，但激进女权主义者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为了保证激进女权主义，也就是最初的“女权主义者”的思想继续存在下去，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它，同时尤其要注意社会中那些过于热心的，对于女性生存体验——构成激进女权主义关于增强自我意识，以及支持女性的理论依据的基础的，最普遍的体验——的代价的解释（例如现在广泛存在的自称跨性别女性的生理男性对于某些性别空间、界限及经历的重新定义）。总而言之，激进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女性本身上，关注女童和女性的基本人身权利，以及她们自我意识的提升和女本位思维的建立，这同样也是全球范围内女性地位提升的关键。
关键词：女权主义；性别压迫
[中图分类号]：D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1
“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Bonnie Kreps在1968年這样写道，“之所以被称为‘radical’是因为它致力于为我们的社会带来最根本的改变。我们，处于这场运动的这个阶段，不相信只通过给女人分一块更大的蛋糕就能改变她们受到压迫的现实...我们认为这块蛋糕本身就是腐烂的。”激进女权主义产生于女性解放运动中，始终保持着与左派组织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政治家”和“反对女性解放运动在左派中的从属地位，并认为造成女性受压迫现状的原因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还有男性极权和男性本身”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像Jo Freeman在《The Politics of Women’s Liberation》中指出的一样，这种分歧一直被认为出现在这场运动中“女性权利”（改良主义者）和“女性解放”（激进观点）的分支之间。Freeman认为这种错误的印象完全误解了“激进”和“改革主义者”这两个名词在女权运动中的真正含义，她写道“有些改良主义者组织有着她们没有意识到的，能够完全改变这个社会的平台，而其他‘激进’组织则更关注传统中女性关于爱、性、孩子以及人际关系的问题（但并非是用传统的观点）”。作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员，Freeman用自己的理解对这两个分支进行了辨别，她认为基于“结构和风格，而非意识形态来说，总体上出现得更久的那个分支采取的是传统的政治行动，而新分支则更具实验性”。
但无论最开始这种分歧是如何被描述的，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女权主义”替代“女性解放”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流认知，根据不同的政治信仰，“政治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而“女权主义者”则变成了坚持认为人类发展历史中最根本的压迫是性别压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
除了一部分政治活动上的区别之外，在那个年代涌现出的激进女权组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认知——女性的个人体验是组织任何政治活动的唯一“权威”。这个认知引导出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女性在根本上是相似的，或者说只要她们能够意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就至少能让她们团结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之中。但对于团结所有女性之后的活动，不同政治理念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女权组织Redstocking坚持要组织一场完全自主管理的，集中解决性别歧视问题的女性运动，而其他一些组织则将女性联盟视作一种与更大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途径。
所以说使得激进女权主义在后期式微的并不是激进女权主义者本身内部的分歧，而是激进女权主义思想中所推崇的“女性联盟”在社会中实现的难度。首先，大部分女性都不是女权主义者，而即使是参与过女性解放运动的活动者们也并未聚集在统一的女权主义旗帜之下。就像Echols曾经在《Daring to Be Bad》中指出的那样，就算平等权利修正案也并不为所有女权主义者所全盘接受。比如说平等权利修正案“削弱女性解放运动的改革派……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女性开放掌权的机会”，而女权组织Fury的一位活动者Brown认为在它通过之后，中产阶级女性“会忽视改革派可能带来的‘危险’问题”，因为她们“没有对我们国家最根本的结构进行质疑，她们从华尔街和殖民地获得了太多的好处”。这个例子的关键并不是平等权利修正法案和它直接导致的种种问题，而是在于揭露出了分歧和不统一一直存在于女性解放运动中的状态。激进女权主义者一直因其在政治活动中对于“全体女性”的定价策略而遭到诟病，一方面，并非所有女性都能站在统一战线上对抗父权制，不同种族、阶级、性取向的女性中存在着部分人认为比两性之间的矛盾更尖锐的分歧，并拒绝为解决性别问题让渡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利益，“全体女性”这个单位始终只能存在于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设想之中；另一方面，社会仍然意识不到性别压迫的严重性，因为按照激进女权主义的定义，这是一个唯一受压迫阶级中没有男性存在，而且所有男性都属于统治阶级的社会问题，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不愿承认自己在对女性的压迫中受益，他们反而指责激进女权主义制造性别对立。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激进女权主义的声音逐渐被更加温和，愿意与男性合作，同时不介意能否从根基改变性别压迫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替代。
接下来，第二次女权主义思潮的根就被深埋在了一种缺乏批判性的对于种族主义、阶级论和同性恋恐惧的普世主义讨论之中。这些并不能完整体现女权主义思想的讨论启发了之后的很多文章和活动，这其中就包括了将激进主义运动最终分解成了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也更广泛地为人所知的运动的那些文章和活动。但尽管被忽视和边缘化，但激进女权主义者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为了保证激进女权主义，也就是最初的“女权主义者”的思想继续存在下去，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它，同时尤其要注意社会中那些过于热心的，对于女性生存体验——构成激进女权主义关于增强自我意识，以及支持女性的理论依据的基础的，最普遍的体验——的代价的解释（例如现在广泛存在的自称跨性别女性的生理男性对于某些性别空间、界限及经历的重新定义）。总而言之，激进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女性本身上，关注女童和女性的基本人身权利，以及她们自我意识的提升和女本位思维的建立，这同样也是全球范围内女性地位提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