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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十一五”时期，世界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纵观“十一五”时期的发展轨迹，世界经济与政治总体趋势便是传统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市场经济体分量相对提升，中国经济地位提升尤为显著。从次贷危机高峰时期的“中国救资本主义”之说，到2010年将尽之际接连召开的两场最高层次经济外交会议，中国经济外交的成功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的上升得到了充分展现。
从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到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煞费静心地营造围攻中国的态势，从不断提高稀土之争的调门，到将全球“货币战争”归咎于中国而企图压迫中国迅速、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到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oPartnership，缩写为“TPP”)而隐含架空亚太经合组织之意，再到奥巴马在两大峰会前夕访问印度、印尼，无不以中国为矛头所向。即使在陡然升级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背后，山姆大叔操纵的身影也隐约可见。然而，胡锦涛访欧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的穿梭外交打破了“遏华”西方阵营最坚固环节之一，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执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更把众多国家推向美国的对立面。结果，二十国集团峰会通过的公报没有纳入美国事前极力主张的“汇率低估”问题。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由于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蓄意实施“弱美元”政策，这种提法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含蓄指责，公报提出“在金融监管中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将发展问题纳入公报。更是中国等发展中成员国主张的胜利。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欧洲盟友，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的亚洲十日行遭遇失败，乃至“彻底的失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语)，中国领导人则是在两大峰会上“优雅地离开”。
是的，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的基础，2010年第二、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超越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就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标志性事件。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也备受冲击，因此不像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软硬实力。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相对提升的步伐。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到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敦促不断审议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到两大峰会上中国的成功，世人都看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步步登高的身影。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2010年发生的上述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无论是在国内抑或国外，未来十年调整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关键都在于认清并接受、顺应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的趋势。
为什么?这植根于所谓“国际惯例”(或“国际规则”)的两重性以及中国向历史常态回归的必然趋势。所谓“国际惯例”，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备局部、暂时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仅仅体现了某些发达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侵犯了人类良知的基本底线，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内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击，前几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药厂商出格的艾滋病药品专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回归社会公德准则。对于这类“国际惯例”，我们该做的不是接轨，而是抵制。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国际惯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而已。同时，中国以其幅员、人口、国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鸦片战争以降的一度衰败只不过是历史暂时偏离正轨而已，1949年以来我们正在向历史的正常状态回归。正因为“国际惯例”有这样的两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对比变化而相应调整，因此，随着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中国必将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
转向重构规则不是对“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抛弃，而是扬弃，正如“与国际惯例接轨”是对此前“自力更生”的扬弃而不是抛弃一样。从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为中国赢得大体平等进入国际经济体系资格的是新中国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自力更生初步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启动的“与国际惯例接轨”才能使中国受益，而不是沦入附庸地位不能自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与国际惯例接轨”超乎预计的成绩使得中国更早地触及现行“国际惯例”的天花板，重构规则的必要性由此浮出海面，历史就是这样螺旋上升，不断发展。
毫无疑问，重构规则要求我们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然世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继续“赶超”还是“被赶超”而昙花一现?但凡后起国家“赶超”取得了相当成就之后，必然面临这一抉择。因为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更因为对于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而言，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近年来，西方热衷于唱多某几个后起发展中国家并动辄将其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过是上述守成大国策略的具体表现而已。由于在这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守成霸权美国无法不对实力对比的这种变化感到不安，转嫁危机冲击、削弱竞争对手相对实力、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的内在冲动越发强烈。对国际战略竞争的险恶，我们必须抱有足够的认识，来不得半点天真；在国内，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弘扬雷锋叔叔的精神，否则就无法创造一个和谐的内部社会，对外我们可千万不要天真地把别的守成大国当成是白求恩大夫。中国若要继续赶超，而不至于在“全球化绞肉机”中陷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相残杀、肥水外流的贫困化增长，适度重构不合理的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就是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也只有通过推动重构规则，向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提出更公平合理、而且可行的规则，才能永久地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世 界治理能力——这是国际社会对大国的必然要求，要想在国际社会中享受更多利益，就必须表现出这种能力。
重构规则不仅是中国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公利之所在，因为守成霸权独揽规则制定大权的局面已经极大地激励了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让我们看看已成众矢之的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吧!中国、德国、巴西、南非……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此举遭到了众多国家财经高官的公开质疑，各国舆论更是口诛笔伐。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是与别国达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无论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他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如此：
在国际竞争中，美国统治集团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分担不对称的特征又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与一头大象同睡在一张床上很不好受”——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OtmarEmminger)便深有感触地发出了感慨；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海宁(Randall Henning)也直言，美国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由于美国自身经济规模大，因此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对其本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影响不大，反而对其经济伙伴国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够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福利。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未根本改观，各国对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口诛笔伐之后，仍然不得不增持美国债券，为美国人买单。要防止山姆大叔沦为国际社会的暴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就不能不逐步为重构规则、约束霸权国家道德风险承担起较多责任，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高层次的负责任表现。
与此同时，也只有推动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尽快平稳完成，才能尽快消除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让结果尘埃落地。某些国家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鼓噪之所以甚嚣尘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太强，而是因为他们还不能确信中国的实力和争取相应地位的意志，而认为中国与他们同样是霸主的仆从而已。既然如此，出于“奴才争宠”心态，向霸主告状压制中国也就是理性选择了。如果中国的实力和意志令他们信服，他们确认中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国的仆从，他们的作为就会相反，他们就会竞相与中国交好而不是喧嚣“中国威胁”。
重构规则，约束霸权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追求与霸权国家全面冲突，而是要坚持“斗而不破”。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也是为了防范某些后发国家的道德风险，避免我国为人作嫁。为了赢得独立自主之权利，我们曾不得不立国伊始就卷入同美国的大规模热战，不得不忍受全面贸易禁运的煎熬，不得不在核威胁阴影下以急行军的干劲节衣缩食推进国家工业化……如果不是为了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较量，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向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开放市场，倾力扶植其成为阻拦共产主义浪潮的“防波堤”，更不用说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朝鲜、越南两场热战先后给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直接创造的“特需景气”了。但是，当中国结束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开始重新进人世界主流市场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从来不曾感谢中国为其创造了发展环境，而是肆意轻薄讥笑中国人均收入的暂时差距。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赢得了独立自主之权利，既然别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已不敢动用军事手段直接挑战我们的独立主权，既然我们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已经占据了可观的份额和利益，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次为人作嫁。
原则确定之后，落实原则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策略最符合中国利益。我把所有这些策略划分为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有的规则根据本国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意在促进本国利益；“维护”与“促进”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和更有效实现前者的手段。如果说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自信、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进而落人恶性循环；积极的主动策略则有助于形成平和、宽厚的大国国民心态，进而上升启动良性循环。在较低的层次上，我们不能总是消极地应对别人制定的规则，那样在国际经济政治角逐中永远无法摆脱被动处境；在较高的层次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有积极、有条不紊地参与乃至主导制定国际规则，才能对整个人类的福祉作出我们应尽的贡献。
编辑 张君
纵观“十一五”时期的发展轨迹，世界经济与政治总体趋势便是传统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市场经济体分量相对提升，中国经济地位提升尤为显著。从次贷危机高峰时期的“中国救资本主义”之说，到2010年将尽之际接连召开的两场最高层次经济外交会议，中国经济外交的成功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的上升得到了充分展现。
从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到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煞费静心地营造围攻中国的态势，从不断提高稀土之争的调门，到将全球“货币战争”归咎于中国而企图压迫中国迅速、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到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oPartnership，缩写为“TPP”)而隐含架空亚太经合组织之意，再到奥巴马在两大峰会前夕访问印度、印尼，无不以中国为矛头所向。即使在陡然升级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背后，山姆大叔操纵的身影也隐约可见。然而，胡锦涛访欧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的穿梭外交打破了“遏华”西方阵营最坚固环节之一，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执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更把众多国家推向美国的对立面。结果，二十国集团峰会通过的公报没有纳入美国事前极力主张的“汇率低估”问题。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由于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蓄意实施“弱美元”政策，这种提法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含蓄指责，公报提出“在金融监管中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将发展问题纳入公报。更是中国等发展中成员国主张的胜利。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欧洲盟友，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的亚洲十日行遭遇失败，乃至“彻底的失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语)，中国领导人则是在两大峰会上“优雅地离开”。
是的，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的基础，2010年第二、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超越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就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标志性事件。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也备受冲击，因此不像20世纪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软硬实力。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地位相对提升的步伐。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到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敦促不断审议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到两大峰会上中国的成功，世人都看到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步步登高的身影。从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2010年发生的上述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而无论是在国内抑或国外，未来十年调整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关键都在于认清并接受、顺应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的趋势。
为什么?这植根于所谓“国际惯例”(或“国际规则”)的两重性以及中国向历史常态回归的必然趋势。所谓“国际惯例”，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备局部、暂时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仅仅体现了某些发达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侵犯了人类良知的基本底线，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内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击，前几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药厂商出格的艾滋病药品专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回归社会公德准则。对于这类“国际惯例”，我们该做的不是接轨，而是抵制。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国际惯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而已。同时，中国以其幅员、人口、国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鸦片战争以降的一度衰败只不过是历史暂时偏离正轨而已，1949年以来我们正在向历史的正常状态回归。正因为“国际惯例”有这样的两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对比变化而相应调整，因此，随着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中国必将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
转向重构规则不是对“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抛弃，而是扬弃，正如“与国际惯例接轨”是对此前“自力更生”的扬弃而不是抛弃一样。从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为中国赢得大体平等进入国际经济体系资格的是新中国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自力更生初步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启动的“与国际惯例接轨”才能使中国受益，而不是沦入附庸地位不能自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与国际惯例接轨”超乎预计的成绩使得中国更早地触及现行“国际惯例”的天花板，重构规则的必要性由此浮出海面，历史就是这样螺旋上升，不断发展。
毫无疑问，重构规则要求我们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然世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继续“赶超”还是“被赶超”而昙花一现?但凡后起国家“赶超”取得了相当成就之后，必然面临这一抉择。因为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更因为对于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而言，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近年来，西方热衷于唱多某几个后起发展中国家并动辄将其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过是上述守成大国策略的具体表现而已。由于在这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守成霸权美国无法不对实力对比的这种变化感到不安，转嫁危机冲击、削弱竞争对手相对实力、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的内在冲动越发强烈。对国际战略竞争的险恶，我们必须抱有足够的认识，来不得半点天真；在国内，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弘扬雷锋叔叔的精神，否则就无法创造一个和谐的内部社会，对外我们可千万不要天真地把别的守成大国当成是白求恩大夫。中国若要继续赶超，而不至于在“全球化绞肉机”中陷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自相残杀、肥水外流的贫困化增长，适度重构不合理的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就是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也只有通过推动重构规则，向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提出更公平合理、而且可行的规则，才能永久地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世 界治理能力——这是国际社会对大国的必然要求，要想在国际社会中享受更多利益，就必须表现出这种能力。
重构规则不仅是中国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公利之所在，因为守成霸权独揽规则制定大权的局面已经极大地激励了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让我们看看已成众矢之的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吧!中国、德国、巴西、南非……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此举遭到了众多国家财经高官的公开质疑，各国舆论更是口诛笔伐。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是与别国达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无论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他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如此：
在国际竞争中，美国统治集团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分担不对称的特征又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与一头大象同睡在一张床上很不好受”——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OtmarEmminger)便深有感触地发出了感慨；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海宁(Randall Henning)也直言，美国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由于美国自身经济规模大，因此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对其本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影响不大，反而对其经济伙伴国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够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福利。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未根本改观，各国对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口诛笔伐之后，仍然不得不增持美国债券，为美国人买单。要防止山姆大叔沦为国际社会的暴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就不能不逐步为重构规则、约束霸权国家道德风险承担起较多责任，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最高层次的负责任表现。
与此同时，也只有推动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尽快平稳完成，才能尽快消除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让结果尘埃落地。某些国家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鼓噪之所以甚嚣尘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太强，而是因为他们还不能确信中国的实力和争取相应地位的意志，而认为中国与他们同样是霸主的仆从而已。既然如此，出于“奴才争宠”心态，向霸主告状压制中国也就是理性选择了。如果中国的实力和意志令他们信服，他们确认中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国的仆从，他们的作为就会相反，他们就会竞相与中国交好而不是喧嚣“中国威胁”。
重构规则，约束霸权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追求与霸权国家全面冲突，而是要坚持“斗而不破”。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也是为了防范某些后发国家的道德风险，避免我国为人作嫁。为了赢得独立自主之权利，我们曾不得不立国伊始就卷入同美国的大规模热战，不得不忍受全面贸易禁运的煎熬，不得不在核威胁阴影下以急行军的干劲节衣缩食推进国家工业化……如果不是为了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较量，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向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开放市场，倾力扶植其成为阻拦共产主义浪潮的“防波堤”，更不用说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朝鲜、越南两场热战先后给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直接创造的“特需景气”了。但是，当中国结束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开始重新进人世界主流市场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从来不曾感谢中国为其创造了发展环境，而是肆意轻薄讥笑中国人均收入的暂时差距。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赢得了独立自主之权利，既然别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已不敢动用军事手段直接挑战我们的独立主权，既然我们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已经占据了可观的份额和利益，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次为人作嫁。
原则确定之后，落实原则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策略最符合中国利益。我把所有这些策略划分为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有的规则根据本国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意在促进本国利益；“维护”与“促进”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和更有效实现前者的手段。如果说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自信、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进而落人恶性循环；积极的主动策略则有助于形成平和、宽厚的大国国民心态，进而上升启动良性循环。在较低的层次上，我们不能总是消极地应对别人制定的规则，那样在国际经济政治角逐中永远无法摆脱被动处境；在较高的层次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有积极、有条不紊地参与乃至主导制定国际规则，才能对整个人类的福祉作出我们应尽的贡献。
编辑 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