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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国内、国际政策也应随之变化，使之达到统一。
伴随着2011年的钟声响起，我们不由得瞻望未来人类命运。其间，中国的国运已然隐现，而照耀着21世纪中国国运的是明智且富有远见的中国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有机统一，即国内政策延伸而成的四项基本原则。
“武器是美丽的”
“西方位于世界之巅。在欧洲和北美生活的人口仅占地球总人口的大约七分之一，但他们创造三分之二的财富，拥有三分之二的武器，投入三分之二以上的科研发经费。平均而言，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是中国工人的七倍。”以上这段话，出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文献和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2010年12月22日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题为《东方来临》。
在莫里斯的笔下，自从200年前工业革命将西欧推上全球主导地位以来，我们目前正在经历财富、权力和声望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推动东方崛起的这股力量恰恰就是当初推动西方崛起的那股力量：地理因素与经济和技术产生的互动。
回溯到15世纪，(中国开创的)航海新技术使得船只跨越大洋成为可能。突然之间，西欧距美国东海岸只有3000英里，而中国与美国西海岸的距离为8000英里。这样的地理细节成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事实。这就意味着，是欧洲人而非中国人让美洲成为殖民地，并在大西洋沿岸创建了新型的市场经济体。
这些市场产生了同样新的刺激，促使欧洲人而非中国人将矿物燃料所产生的能量用于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带来的轮船和铁路使得19世纪的世界进一步缩小，从而释放出了北美腹地巨大的工业潜力。到1900年，美国取代西欧成为世界的引力中心。
但是，历史并未就此止步。技术突飞猛进使得20世纪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到了1950年，如同一个世纪之前大西洋不再是贸易的一大障碍一样，太平洋也已经不是贸易天堑了。
这时该轮到东亚发挥巨大的工业潜力了。先是日本，后来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是中国，纷纷融入全球经济中来了。到2000年，中国还在追赶美国；到2050年，它很可能取而代之。
在19世纪，东方统治者、士兵和知识分子，无一能阻止地理意义的改变。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对于阻止地理意义的改变同样无可奈何。
从长远看，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许会使今天有关东方崛起的担忧变得无足轻重。从现在起的100年后，“东方”和“西方”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而今后40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
莫里斯的结论是苦涩的，但却准确代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精英的愿望：利用美国军力来确保国际秩序。他认为，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负担，然而……美军的重任所在，就是确保中国在21世纪只能和平崛起。
中国人的世界观继承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关于世界治理的合理内核。今天，中国眼中的新大陆就是非洲和南美——首先是非洲；保证中国完成远航探索的就是中国全球打击能力——主要是中国海军。
科研与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十年树树，百年树人”，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有这样朴素但真理般的理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走遍中华大地，改革开放32年来，这样的宣示尤为令人动容。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开始享受教育红利的甜头了，也有条件以更大的教育投入迎接未来了。在“十二五”期间，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以及确定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布局是否合理、宏观调控是否得当的重要依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这个硬杠杠，将第一次达到多少代人所梦寐以求4％的比例。
中国认识到——并且正在逐步做到，迅速走向创新引领发展模式。有资料显示，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大大落后于美国(3250亿美元)，甚至仍然落后于日本(1230亿美元)，但以大约每年20％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经合组织成员的速度只有3％。
更明显的是，以下事实被西方媒体越来越多地提及：
其一，科技成果情况。中国科学家在权威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了6倍(虽然这一数量仍只相当于美国产出的25％和欧洲产出的22％)，在美国来自亚洲的专利申请已经在10年里让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申请比重从70％降至62％。
其二，教育输出。亚洲的教育输出在不断扩大。自1990年以来，全球大学中招收美国学生的比例从20％降到13％，而招收中国学生的比例已成倍增长，达到15％。尽管中国大学适龄人群中只有22％的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但这一数字在10年里增加了两倍。
其三，理工科课程。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尤其注重理工科课程，因为它们是研发工作的发动机。理工科占中国所有学位的40％，这一比例在西方七国集团里只占12％，在美国只占6％。
其四，亚洲成为全球教育典范。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表明：亚洲国家的成绩很好，特别是数学科目。拥有2200万人口的中国上海第一次出现在这类研究中，结果获得了全球65个国家中的最好成绩。上海学生在阅读测试中位列第一，韩国和芬兰在这一科目上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但在亚洲保持领先的所谓“数学文化”方面，上海以令人惊讶的600分高居榜首，同时打破了所有纪录，新加坡(562分)、香港(555分)和韩国(546分)紧随其后。发起这项测试的经合组织于2010年12月8日公布上述报告之后，旋即引起国际媒体的如潮热评。
其五，加快引进来走出去的步伐。以前，发达国家先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吸引外国人才。之后给予他们居住权来留住他们，以此弥补自身创造力的不足。目前在西方攻读研究型高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占到将近1／4。但西方将不得不加快步伐缩小“创新差距”，因为西方人口在逐渐老龄化，在理工科领域招收本地人的比例不高，此外，西方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过去能吸引到国外人才，而现在它们受到亚洲更新、更有钱的机构挑战。
西方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西方必须走一贯走过的路，并且要加快速度。换言之，西方弥补不断扩大的创新差距能力，严重需要依靠其理工科的教育质量以及“吸引和留住有技能的外国公民”的政策。中国的道路，不妨大胆地向西方学习，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人才竞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转型，或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模式，并非美国人所念念不忘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中国政策精英所默认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实际上，出路在于产业的升级换代，更在于奋勇而创天下之先。
中国人必须毫不含糊地明白：中国迅 猛发展的工业进步是通往实力之路的捷径。在这方面，高速铁路列车或许是一个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案例，而德国珍视制造业、坚守实体经济的模式则提供了反证。
世人看到，在危机后时代，尤其是2010年开始，中国高铁列车不仅异军突起，而且成为中国攀升高端价值链的有生力量。它在不到5年时间里建成了世界最长的高铁通车里程，而且正在颠覆西方技术和工业设备公司长期以来的信仰：中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赶上它们。外国公司感到震惊不足为奇，因为它们“必须大大改变自己的商业计划”，尽管向中国提出了种种质疑和责难，诸如“擅长抄袭”、“非正式盗版”、不受惩罚地进行“重新创新”，等等。
然而无论如何，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无法否认中国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心，以及利用自身市场力量加快创新和普及创新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12月9日文章)说得对：高铁是中国意欲从世界制造业工厂向熟练技巧创新经济转型的熠熠发光的象征。
那么，以高铁为榜样，中国今天大力规划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假以时日，明天为什么就无望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的高端技术集群呢?
我们知道，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这七大部门，在中国被称之为战略新兴产业。其中，前四项10年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三项到2020年要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为此，国务院于2010年10月18日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这一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
这样的前景为什么具有现实可能性呢?因为《决定》坚定地主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环节，而具体路径则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核心引领作用，结合实施产业发展规划，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与任何国家一样，制造业竞争优势在于政策和商业环境的配套。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健全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根据安排，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创业板市场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信贷倾斜和5大资本市场工具：推进场外证券交易市场的建设，满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创业企业的需求；完善不同层次市场之间的转板机制，逐步实现各层次市场间有机衔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发行规模；积极探索开发低信用等级高收益债券和私募可转债等金融产品；拓宽企业债务融资渠道，稳步推进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展。
要紧的是，国家将亲自督办。财政方面，在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的基础上，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创新支持方式，着力支持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创新能力建设等。
税收方面，在全面落实现行各项促进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税制改革方向和税种特征，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研究完善鼓励创新、引导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支持政策。
其他值得一提的措施，还要求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建立和完善促进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与监管体系，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为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管理机构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参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创造条件。
套用美国商界领导人的习惯说法，“公司中国”(Corporate China)有足够的动机来促成这种变化，并推动中国走向全球竞争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政府领导人来说，为了实现这种根本性转折，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家和企业采取新的经营战略，着手发展竞争性商业环境中的重要元素，如通过创新降低成本，以及与此互为条件的教育、法律和法院。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工业会成熟起来，产品质量会提高并在世界上享有迄今为止所没有的声誉。
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首要命题是，国际货币基金(IMF)不是中国追求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目标。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并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直接原因在于货币制度问题在今后数年内不可能出现太大调整，更为致命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顽固地妄图永保一票否决权。即便中国的认缴份额和投票地位已经被提升到仅次于日本的第三位，该机构也不构成中国应当持续投入的优先方向。
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统一的灵魂的欧元烂摊子，对于中国某些鼓吹“亚元”的半瓶子醋们，实为当头棒喝。
日本RP技术公司总裁仓都康行曾经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载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0年12月14日一期)：随着各国力量对比状况发生变化和多极化时代到来，美国将越来越无法独自掌控全局。货币问题讨论的基础将由经济转变为政治。由于政治领导力趋于下降，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得不作出妥协。美元必将遭到货币战争的背弃。
美国经济实力走向衰弱，主要是美国工业优势地位被打破。20世纪70年代，先是被德国和日本打破，本世纪第一个10年又被中国和印度等国击败。即便就现实来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令美国政府备感头痛。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只能加深与中国的关系，但在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内的对华政策方面，虽然众议院已通过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对华制裁法案，实际上却无计可施。大家认为，美国经济走出当前的失败局面并重新崛起起码需要5～10年。
所以，美国经济低迷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深入的问题起源于美国实力下滑。现在各国外汇储备60％以上是美元，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4％，且其占比呈稳步下降趋势。美国政府为了赖债，试图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引起了国内外的批评。由于美元币值不稳定，市场开始担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可维持至何时。鉴于美国的债务无底洞，依赖美元的货币体制迟早会走向崩溃。
展望21世纪初期的历史前景不难发现，对于一个经济份额不断上升的国家而言，特别是坐二望一的大国而言，其货币长此以往必然取得世界基础货币地位。问题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制以何种方式变化，以及新货币体制对哪国有利。
将人民币逐步打造为世界货币才是对全球经济负责任的中国政策。
如今，中国是市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地位随之上升。自2010年6月以来，中国16个省区市的6.7万家公司选择了跨境人民币结算，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和俄罗斯货币卢布犹如鱼跃龙门，成为上海外汇市场除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港币5种货币之外的人民币直接交易对象。美国麦当劳等公司在上海发行了人民币债券，俄罗斯已经正式挂牌交易人民币，其外贸银行也拟于近期发行人民币债券，马来西亚甚至已经将人民币作为该国国际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愿意强调，人民币是连结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一条红线。以人民币为纲，纲举目张。
小结
西方对资本和技术的垄断正在被打破。世界格局将愈发多极化，但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世界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5世纪早期，中国开启了人类大航海时代。但是，中国人自己放弃了这一征服世界的壮举，并因此错失了在世界体系中的应有地位。600年后的21世纪，中华民族历尽劫难，再一次有机会正面历史——或许还可以引领历史。
伴随着2011年的钟声响起，我们不由得瞻望未来人类命运。其间，中国的国运已然隐现，而照耀着21世纪中国国运的是明智且富有远见的中国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有机统一，即国内政策延伸而成的四项基本原则。
“武器是美丽的”
“西方位于世界之巅。在欧洲和北美生活的人口仅占地球总人口的大约七分之一，但他们创造三分之二的财富，拥有三分之二的武器，投入三分之二以上的科研发经费。平均而言，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是中国工人的七倍。”以上这段话，出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文献和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2010年12月22日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题为《东方来临》。
在莫里斯的笔下，自从200年前工业革命将西欧推上全球主导地位以来，我们目前正在经历财富、权力和声望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推动东方崛起的这股力量恰恰就是当初推动西方崛起的那股力量：地理因素与经济和技术产生的互动。
回溯到15世纪，(中国开创的)航海新技术使得船只跨越大洋成为可能。突然之间，西欧距美国东海岸只有3000英里，而中国与美国西海岸的距离为8000英里。这样的地理细节成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事实。这就意味着，是欧洲人而非中国人让美洲成为殖民地，并在大西洋沿岸创建了新型的市场经济体。
这些市场产生了同样新的刺激，促使欧洲人而非中国人将矿物燃料所产生的能量用于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带来的轮船和铁路使得19世纪的世界进一步缩小，从而释放出了北美腹地巨大的工业潜力。到1900年，美国取代西欧成为世界的引力中心。
但是，历史并未就此止步。技术突飞猛进使得20世纪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到了1950年，如同一个世纪之前大西洋不再是贸易的一大障碍一样，太平洋也已经不是贸易天堑了。
这时该轮到东亚发挥巨大的工业潜力了。先是日本，后来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是中国，纷纷融入全球经济中来了。到2000年，中国还在追赶美国；到2050年，它很可能取而代之。
在19世纪，东方统治者、士兵和知识分子，无一能阻止地理意义的改变。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对于阻止地理意义的改变同样无可奈何。
从长远看，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许会使今天有关东方崛起的担忧变得无足轻重。从现在起的100年后，“东方”和“西方”可能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而今后40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
莫里斯的结论是苦涩的，但却准确代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精英的愿望：利用美国军力来确保国际秩序。他认为，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负担，然而……美军的重任所在，就是确保中国在21世纪只能和平崛起。
中国人的世界观继承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关于世界治理的合理内核。今天，中国眼中的新大陆就是非洲和南美——首先是非洲；保证中国完成远航探索的就是中国全球打击能力——主要是中国海军。
科研与教育
教育是立国之本。“十年树树，百年树人”，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有这样朴素但真理般的理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走遍中华大地，改革开放32年来，这样的宣示尤为令人动容。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开始享受教育红利的甜头了，也有条件以更大的教育投入迎接未来了。在“十二五”期间，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以及确定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布局是否合理、宏观调控是否得当的重要依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这个硬杠杠，将第一次达到多少代人所梦寐以求4％的比例。
中国认识到——并且正在逐步做到，迅速走向创新引领发展模式。有资料显示，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大大落后于美国(3250亿美元)，甚至仍然落后于日本(1230亿美元)，但以大约每年20％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经合组织成员的速度只有3％。
更明显的是，以下事实被西方媒体越来越多地提及：
其一，科技成果情况。中国科学家在权威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了6倍(虽然这一数量仍只相当于美国产出的25％和欧洲产出的22％)，在美国来自亚洲的专利申请已经在10年里让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申请比重从70％降至62％。
其二，教育输出。亚洲的教育输出在不断扩大。自1990年以来，全球大学中招收美国学生的比例从20％降到13％，而招收中国学生的比例已成倍增长，达到15％。尽管中国大学适龄人群中只有22％的人在接受高等教育，但这一数字在10年里增加了两倍。
其三，理工科课程。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尤其注重理工科课程，因为它们是研发工作的发动机。理工科占中国所有学位的40％，这一比例在西方七国集团里只占12％，在美国只占6％。
其四，亚洲成为全球教育典范。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表明：亚洲国家的成绩很好，特别是数学科目。拥有2200万人口的中国上海第一次出现在这类研究中，结果获得了全球65个国家中的最好成绩。上海学生在阅读测试中位列第一，韩国和芬兰在这一科目上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但在亚洲保持领先的所谓“数学文化”方面，上海以令人惊讶的600分高居榜首，同时打破了所有纪录，新加坡(562分)、香港(555分)和韩国(546分)紧随其后。发起这项测试的经合组织于2010年12月8日公布上述报告之后，旋即引起国际媒体的如潮热评。
其五，加快引进来走出去的步伐。以前，发达国家先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吸引外国人才。之后给予他们居住权来留住他们，以此弥补自身创造力的不足。目前在西方攻读研究型高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占到将近1／4。但西方将不得不加快步伐缩小“创新差距”，因为西方人口在逐渐老龄化，在理工科领域招收本地人的比例不高，此外，西方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过去能吸引到国外人才，而现在它们受到亚洲更新、更有钱的机构挑战。
西方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西方必须走一贯走过的路，并且要加快速度。换言之，西方弥补不断扩大的创新差距能力，严重需要依靠其理工科的教育质量以及“吸引和留住有技能的外国公民”的政策。中国的道路，不妨大胆地向西方学习，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人才竞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经济转型，或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模式，并非美国人所念念不忘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中国政策精英所默认的“出路在于扩大内需”。实际上，出路在于产业的升级换代，更在于奋勇而创天下之先。
中国人必须毫不含糊地明白：中国迅 猛发展的工业进步是通往实力之路的捷径。在这方面，高速铁路列车或许是一个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案例，而德国珍视制造业、坚守实体经济的模式则提供了反证。
世人看到，在危机后时代，尤其是2010年开始，中国高铁列车不仅异军突起，而且成为中国攀升高端价值链的有生力量。它在不到5年时间里建成了世界最长的高铁通车里程，而且正在颠覆西方技术和工业设备公司长期以来的信仰：中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赶上它们。外国公司感到震惊不足为奇，因为它们“必须大大改变自己的商业计划”，尽管向中国提出了种种质疑和责难，诸如“擅长抄袭”、“非正式盗版”、不受惩罚地进行“重新创新”，等等。
然而无论如何，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无法否认中国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心，以及利用自身市场力量加快创新和普及创新的能力。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12月9日文章)说得对：高铁是中国意欲从世界制造业工厂向熟练技巧创新经济转型的熠熠发光的象征。
那么，以高铁为榜样，中国今天大力规划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假以时日，明天为什么就无望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的高端技术集群呢?
我们知道，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这七大部门，在中国被称之为战略新兴产业。其中，前四项10年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后三项到2020年要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为此，国务院于2010年10月18日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这一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
这样的前景为什么具有现实可能性呢?因为《决定》坚定地主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心环节，而具体路径则是：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核心引领作用，结合实施产业发展规划，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与任何国家一样，制造业竞争优势在于政策和商业环境的配套。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要健全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根据安排，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创业板市场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信贷倾斜和5大资本市场工具：推进场外证券交易市场的建设，满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创业企业的需求；完善不同层次市场之间的转板机制，逐步实现各层次市场间有机衔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集合票据发行规模；积极探索开发低信用等级高收益债券和私募可转债等金融产品；拓宽企业债务融资渠道，稳步推进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展。
要紧的是，国家将亲自督办。财政方面，在整合现有政策资源和资金渠道的基础上，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创新支持方式，着力支持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创新能力建设等。
税收方面，在全面落实现行各项促进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税制改革方向和税种特征，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研究完善鼓励创新、引导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支持政策。
其他值得一提的措施，还要求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建立和完善促进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与监管体系，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为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管理机构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参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创造条件。
套用美国商界领导人的习惯说法，“公司中国”(Corporate China)有足够的动机来促成这种变化，并推动中国走向全球竞争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政府领导人来说，为了实现这种根本性转折，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家和企业采取新的经营战略，着手发展竞争性商业环境中的重要元素，如通过创新降低成本，以及与此互为条件的教育、法律和法院。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工业会成熟起来，产品质量会提高并在世界上享有迄今为止所没有的声誉。
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首要命题是，国际货币基金(IMF)不是中国追求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目标。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并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直接原因在于货币制度问题在今后数年内不可能出现太大调整，更为致命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顽固地妄图永保一票否决权。即便中国的认缴份额和投票地位已经被提升到仅次于日本的第三位，该机构也不构成中国应当持续投入的优先方向。
与此同时，作为欧洲统一的灵魂的欧元烂摊子，对于中国某些鼓吹“亚元”的半瓶子醋们，实为当头棒喝。
日本RP技术公司总裁仓都康行曾经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载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0年12月14日一期)：随着各国力量对比状况发生变化和多极化时代到来，美国将越来越无法独自掌控全局。货币问题讨论的基础将由经济转变为政治。由于政治领导力趋于下降，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得不作出妥协。美元必将遭到货币战争的背弃。
美国经济实力走向衰弱，主要是美国工业优势地位被打破。20世纪70年代，先是被德国和日本打破，本世纪第一个10年又被中国和印度等国击败。即便就现实来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令美国政府备感头痛。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只能加深与中国的关系，但在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内的对华政策方面，虽然众议院已通过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对华制裁法案，实际上却无计可施。大家认为，美国经济走出当前的失败局面并重新崛起起码需要5～10年。
所以，美国经济低迷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深入的问题起源于美国实力下滑。现在各国外汇储备60％以上是美元，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4％，且其占比呈稳步下降趋势。美国政府为了赖债，试图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引起了国内外的批评。由于美元币值不稳定，市场开始担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可维持至何时。鉴于美国的债务无底洞，依赖美元的货币体制迟早会走向崩溃。
展望21世纪初期的历史前景不难发现，对于一个经济份额不断上升的国家而言，特别是坐二望一的大国而言，其货币长此以往必然取得世界基础货币地位。问题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制以何种方式变化，以及新货币体制对哪国有利。
将人民币逐步打造为世界货币才是对全球经济负责任的中国政策。
如今，中国是市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地位随之上升。自2010年6月以来，中国16个省区市的6.7万家公司选择了跨境人民币结算，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和俄罗斯货币卢布犹如鱼跃龙门，成为上海外汇市场除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港币5种货币之外的人民币直接交易对象。美国麦当劳等公司在上海发行了人民币债券，俄罗斯已经正式挂牌交易人民币，其外贸银行也拟于近期发行人民币债券，马来西亚甚至已经将人民币作为该国国际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愿意强调，人民币是连结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一条红线。以人民币为纲，纲举目张。
小结
西方对资本和技术的垄断正在被打破。世界格局将愈发多极化，但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世界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5世纪早期，中国开启了人类大航海时代。但是，中国人自己放弃了这一征服世界的壮举，并因此错失了在世界体系中的应有地位。600年后的21世纪，中华民族历尽劫难，再一次有机会正面历史——或许还可以引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