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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乡村治理领域 2000—2019 年间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GEPHI软件，分别对该领域的文献量、关键词、研究作者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乡村治理研究可分为2000—2007年起步期，2008—2015年波动发展期，2016—2019年高速发展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三个阶段的关键词进行梳理，找到研究趋势和研究主题，针对乡村治理主体博弈、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和乡村治理体系进行述评，并提出后续的研究方向，以期为“二维三治”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打下相关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乡村治理;知识图谱;二维三治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673-291X（2021）13-0022-03
一、相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包括乡村治理的主体关系研究、乡村治理体系历史变迁的研究和乡村治理模式改革的研究等等。根据以往有关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乡村治理的文献大多是描述性研究，仅仅只是在回顾和介绍当地乡村治理经验，定性的研究综述很少，也大都没有考虑在“制度—文化”双重变迁下乡村该如何治理。因此，本文从“制度”和“文化”双重变迁的视角出发，绘制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知识图谱，为“制度—文化”下“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即“二维三治”打下理论基础。
二、乡村治理知识图谱
（一）发文量趋势
根据对2000—2019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关于乡村治理文献CSSCI期刊文献进行检索统计，得到每一年的发文量数据，并将其绘制成图1。
从图1可直观发现，乡村治理研究的发文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并且根据上升趋势的特征可以将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期（2000—2007年），每年发表论文数不足100篇，这个阶段乡村治理还不是研究的热点;第二阶段波动发展期（2008—2015年），这个阶段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在100—200篇，逐渐开始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乡村治理的重要性;第三阶段高速增长期（2016—2019年），发表的论文数呈直线增长，每年发表的论文数超过200篇。
（二）关键词分析
乡村治理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根据上文对研究历程所划分的三个阶段，对每一个阶段内关键词进行归纳分析，整理总结之后可以得到不同阶段内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
在2000—2007年起步期，研究的主题相对较少，主要涉及概念的定义，探索乡村改革政策以及新农村建设。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是自治、治理结构、区域差异和乡村关系。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农村人口的外流正在加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的现象。
在2009—2015年的波动发展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逐渐变大，学者在之前的理论研究上有了新的方向，如协商民主、土地改革、多维度协同治理、并概念性地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从传统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变成了社会、社区、乡村精英等等多个主体协同治理。
在2016—2019 年的高速发展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的发展，学者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十分繁茂，开始形成一些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这段时间的主题词有：脱贫攻坚、三治结合、美丽乡村、合作治理等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单一的主体是无法完成有效乡村治理的，必须依靠“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治理结构。
（三）关键词演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各个阶段关键词的分布，我们可以找到各时期学术界的关注点和热点，根据关键词的演变，我们还能预测出乡村治理的研究趋势。
1.自治。主要关键词是“村民自治”“基层治理”“村级治理”等。在取消农业税后，政府加大农业建设的投入，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从发展农村生产力、保证农民生活富裕、传承乡村本土文化、保持乡村环境干净文明、推进乡村民主化进行这五大方面来加强新农村的建设。各种资金均是通过“县—乡—镇”的方式进入农村，因此，加强村民的自治水平是解决合理使用资金的一个重要手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有效自治”，各地乡村均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开始探索村民自治的方式，这就导致这段时间乡村治理的案例分析研究较多。十九大的时候提出“三治合一”的理论观点，要求在保证村民基本生活诉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村民的积极性，让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实践当中来，保证他们的自治权，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围绕着“自治”，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直受着“制度”的导向的，并且还承担传承“文化”的责任。
2.新农村建设。所对应的主要关键词是“城乡一体化”“农村公共文化”“乡风文明”等。国家为加快农村发展，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这个系统工程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稳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把“物”和“人”都作为新农村的主体，协同发展。一开始新农村建设的研究重点是基层治理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创建“政府表率、村委统筹、村民合作”的基层治理模式。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是“三农”问题、城乡统筹等，重点改变农村的生活环境和农村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明确具体的农村工程，建设好生活设施。第三阶段的研究重点是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注重物质的同时建设好精神文明，保障农民的利益。新农村的建设也需要“三治”的整体协作，在政府统一的“制度”纲领下，结合该地区的“文化”进行最适宜的治理。
（四）作者分析
学者发文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学者的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我们可以知道贺雪峰、徐勇、邓大才等人是乡村治理模式研究的高频发文作者，也是最早研究该领域的专家。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公式是M=0.749，Nmax代表发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文章数。本文计算出的M=5.13，表明发文6篇以上视为核心作者。从文献作者情况可知，核心作者数量仅为49人，发文作者的人数不到1%，该数值远远小于50%，这表明研究乡村治理的核心作者还不够多，作者群尚未形成。 （五）观点分析
我们针对三大研究主题：乡村治理的主体问题、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乡村治理模式，分别找出经典的学术观点和最新的学术观点进行比较分析。
1.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的学术观点。李增元（2009）认为乡村治理实际上代表了几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典型的博弈主体有：国家政权，农村社会和普通村民。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博弈促进了均衡模型，并通过相互博弈实现了乡村治理问题的双赢局面[1]。高千、郑英魁（2019）认为，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诸多利益之争，加之没有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平台，往往会导致冲突的频发。要想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往往要弄清楚乡村社会主体之间内在关系的实质，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内在诉求与真正需求，规范各主体在治理中的行为与职能，面对不同的冲突类型选择不同的解决办法[2]。
2.鄉村治理历史变迁的学术观点。甘信奎（2008）认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理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理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现在选择乡镇合并村庄，改革社区和乡村机构的治理模式已逐渐将“多主体协同治理乡村”模式从概念变为现实[3]。代瑾（2019）认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秦汉时期“按地收租、论户取赋”的制度，把农民和土地作为一个整体，乡官直接对乡村实行着垂直式管理;唐宋时期实行“乡里制”与“保甲制”的双重治理模式，分开管理农民和土地，逐步弱化乡官的权力;明清时期用“税”来控制乡村资源，直接依靠乡绅进行乡村治理。在这种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中，朝廷看似对乡村进行越来越宽松的管理，但是对乡村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强[4]。
3.乡村治理体系的学术观点。蔺雪春（2007）在民主化推进的过程中，更要秉持着“自治”的精神，充分尊重村民的选举权和自主权。由传统的“治理村民”走向现在的“村民治理”，以期形成一个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局面[5]。何阳、孙萍（2018）认为，“三治合一”的方式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的关系，自治是“一体”，是三治的核心，法治是其中“一翼”，作为保障底线来保证其他两治能顺利进行下去，德治也是其中“一翼”，作为辅助工具来辅佐其他两治个性化发展，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采取不同的“三治”组合方式，总体上把握住自治的主线，法治和德治作为支线辅助[6]。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0—2019年CSSCI期刊收录的2 045篇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文献分析发现，我国的乡村治理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7年的起步期，第二阶段是2008—2015年的波动发展期，第三阶段是2016—2019年高速发展期;从关键词上来看，第一阶段是“自治”“治理结构”“区域差异及乡村关系”，第二阶段是“协商民主”“土地改革”“多维度协同治理”“新型城镇化”，第三阶段是“脱贫攻坚”“三治结合”“美丽乡村”“合作治理”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治理的研究是概念界定—理论方法—案例分析—体系构建的一个渐进过程;从学者专家上来看，贺雪峰、徐勇、邓大才等人是乡村治理模式研究的高频发文作者，他们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辈在前人的思想上，提出了多元化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专家作者群。
（二）展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历史悠久，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深受“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影响[7]。接下来的研究应综合考虑我国不同文化与相关政策之间双重变迁的现实因素，构建出“二维三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即在“文化、制度”两个维度下，将“自治、法治、德治”进行三治合一，探索出不同地域下乡村治理的实施路径，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关治理建议。
未来，我们仍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乡村治理指数的研究，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我们需要进行定性定量两个方面进行打分，一方面是乡村治理之后，经济、环境、文化等硬件设施是否达到预期，另一方面要设置农民满意度这个指标，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打分。
2.在文化、制度的相互作用下，乡村治理主体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即其所各自代表的自治、法治、德治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效果在不断变化，乡村治理体系也随之演变。需要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来探究在“制度—文化”双重变迁下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变机理。
3.要想真正取得乡村治理的胜利，就必须基于本国的国情及每个地区乡村的基本文化和传统的治理经验，构建一个贴近实际且具操作性的逻辑框架和路径选择[8]。选取每个地区的典型村落，构建一个贴近实际且具操作性的“三治合一”体系框架。按文化边界划分差异治理区域，构建二维三治的具体选择和优化路径，并提出具有普适性、全局性的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增元.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参与式治理的博弈逻辑[J].理论与现代化，2009，（6）：108-112.
[2] 高千，张英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主体冲突及其化解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19，（6）：131-139.
[3] 甘信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J].前沿，2008，（10）：108-111.
[4] 代瑾.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及其内在逻辑[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4）：77-84+127.
[5] 蔺雪春.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3）：90-99.
[6] 何阳，孙萍.“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6）：205-210.
[7] 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8，（1）：62-88.
[8] 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8）：147-160.
[责任编辑 毛 羽]
关键词：乡村治理;知识图谱;二维三治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673-291X（2021）13-0022-03
一、相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包括乡村治理的主体关系研究、乡村治理体系历史变迁的研究和乡村治理模式改革的研究等等。根据以往有关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乡村治理的文献大多是描述性研究，仅仅只是在回顾和介绍当地乡村治理经验，定性的研究综述很少，也大都没有考虑在“制度—文化”双重变迁下乡村该如何治理。因此，本文从“制度”和“文化”双重变迁的视角出发，绘制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知识图谱，为“制度—文化”下“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即“二维三治”打下理论基础。
二、乡村治理知识图谱
（一）发文量趋势
根据对2000—2019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关于乡村治理文献CSSCI期刊文献进行检索统计，得到每一年的发文量数据，并将其绘制成图1。
从图1可直观发现，乡村治理研究的发文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并且根据上升趋势的特征可以将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期（2000—2007年），每年发表论文数不足100篇，这个阶段乡村治理还不是研究的热点;第二阶段波动发展期（2008—2015年），这个阶段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在100—200篇，逐渐开始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乡村治理的重要性;第三阶段高速增长期（2016—2019年），发表的论文数呈直线增长，每年发表的论文数超过200篇。
（二）关键词分析
乡村治理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根据上文对研究历程所划分的三个阶段，对每一个阶段内关键词进行归纳分析，整理总结之后可以得到不同阶段内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
在2000—2007年起步期，研究的主题相对较少，主要涉及概念的定义，探索乡村改革政策以及新农村建设。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是自治、治理结构、区域差异和乡村关系。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农村人口的外流正在加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的现象。
在2009—2015年的波动发展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逐渐变大，学者在之前的理论研究上有了新的方向，如协商民主、土地改革、多维度协同治理、并概念性地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从传统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变成了社会、社区、乡村精英等等多个主体协同治理。
在2016—2019 年的高速发展期，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的发展，学者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十分繁茂，开始形成一些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这段时间的主题词有：脱贫攻坚、三治结合、美丽乡村、合作治理等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单一的主体是无法完成有效乡村治理的，必须依靠“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治理结构。
（三）关键词演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各个阶段关键词的分布，我们可以找到各时期学术界的关注点和热点，根据关键词的演变，我们还能预测出乡村治理的研究趋势。
1.自治。主要关键词是“村民自治”“基层治理”“村级治理”等。在取消农业税后，政府加大农业建设的投入，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从发展农村生产力、保证农民生活富裕、传承乡村本土文化、保持乡村环境干净文明、推进乡村民主化进行这五大方面来加强新农村的建设。各种资金均是通过“县—乡—镇”的方式进入农村，因此，加强村民的自治水平是解决合理使用资金的一个重要手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有效自治”，各地乡村均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开始探索村民自治的方式，这就导致这段时间乡村治理的案例分析研究较多。十九大的时候提出“三治合一”的理论观点，要求在保证村民基本生活诉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村民的积极性，让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实践当中来，保证他们的自治权，切实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围绕着“自治”，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直受着“制度”的导向的，并且还承担传承“文化”的责任。
2.新农村建设。所对应的主要关键词是“城乡一体化”“农村公共文化”“乡风文明”等。国家为加快农村发展，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这个系统工程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稳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把“物”和“人”都作为新农村的主体，协同发展。一开始新农村建设的研究重点是基层治理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创建“政府表率、村委统筹、村民合作”的基层治理模式。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是“三农”问题、城乡统筹等，重点改变农村的生活环境和农村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明确具体的农村工程，建设好生活设施。第三阶段的研究重点是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注重物质的同时建设好精神文明，保障农民的利益。新农村的建设也需要“三治”的整体协作，在政府统一的“制度”纲领下，结合该地区的“文化”进行最适宜的治理。
（四）作者分析
学者发文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学者的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我们可以知道贺雪峰、徐勇、邓大才等人是乡村治理模式研究的高频发文作者，也是最早研究该领域的专家。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公式是M=0.749，Nmax代表发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文章数。本文计算出的M=5.13，表明发文6篇以上视为核心作者。从文献作者情况可知，核心作者数量仅为49人，发文作者的人数不到1%，该数值远远小于50%，这表明研究乡村治理的核心作者还不够多，作者群尚未形成。 （五）观点分析
我们针对三大研究主题：乡村治理的主体问题、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乡村治理模式，分别找出经典的学术观点和最新的学术观点进行比较分析。
1.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的学术观点。李增元（2009）认为乡村治理实际上代表了几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典型的博弈主体有：国家政权，农村社会和普通村民。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博弈促进了均衡模型，并通过相互博弈实现了乡村治理问题的双赢局面[1]。高千、郑英魁（2019）认为，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诸多利益之争，加之没有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平台，往往会导致冲突的频发。要想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往往要弄清楚乡村社会主体之间内在关系的实质，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内在诉求与真正需求，规范各主体在治理中的行为与职能，面对不同的冲突类型选择不同的解决办法[2]。
2.鄉村治理历史变迁的学术观点。甘信奎（2008）认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理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理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现在选择乡镇合并村庄，改革社区和乡村机构的治理模式已逐渐将“多主体协同治理乡村”模式从概念变为现实[3]。代瑾（2019）认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秦汉时期“按地收租、论户取赋”的制度，把农民和土地作为一个整体，乡官直接对乡村实行着垂直式管理;唐宋时期实行“乡里制”与“保甲制”的双重治理模式，分开管理农民和土地，逐步弱化乡官的权力;明清时期用“税”来控制乡村资源，直接依靠乡绅进行乡村治理。在这种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中，朝廷看似对乡村进行越来越宽松的管理，但是对乡村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强[4]。
3.乡村治理体系的学术观点。蔺雪春（2007）在民主化推进的过程中，更要秉持着“自治”的精神，充分尊重村民的选举权和自主权。由传统的“治理村民”走向现在的“村民治理”，以期形成一个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局面[5]。何阳、孙萍（2018）认为，“三治合一”的方式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的关系，自治是“一体”，是三治的核心，法治是其中“一翼”，作为保障底线来保证其他两治能顺利进行下去，德治也是其中“一翼”，作为辅助工具来辅佐其他两治个性化发展，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采取不同的“三治”组合方式，总体上把握住自治的主线，法治和德治作为支线辅助[6]。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0—2019年CSSCI期刊收录的2 045篇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文献分析发现，我国的乡村治理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7年的起步期，第二阶段是2008—2015年的波动发展期，第三阶段是2016—2019年高速发展期;从关键词上来看，第一阶段是“自治”“治理结构”“区域差异及乡村关系”，第二阶段是“协商民主”“土地改革”“多维度协同治理”“新型城镇化”，第三阶段是“脱贫攻坚”“三治结合”“美丽乡村”“合作治理”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治理的研究是概念界定—理论方法—案例分析—体系构建的一个渐进过程;从学者专家上来看，贺雪峰、徐勇、邓大才等人是乡村治理模式研究的高频发文作者，他们对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辈在前人的思想上，提出了多元化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专家作者群。
（二）展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历史悠久，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深受“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影响[7]。接下来的研究应综合考虑我国不同文化与相关政策之间双重变迁的现实因素，构建出“二维三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即在“文化、制度”两个维度下，将“自治、法治、德治”进行三治合一，探索出不同地域下乡村治理的实施路径，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关治理建议。
未来，我们仍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乡村治理指数的研究，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我们需要进行定性定量两个方面进行打分，一方面是乡村治理之后，经济、环境、文化等硬件设施是否达到预期，另一方面要设置农民满意度这个指标，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打分。
2.在文化、制度的相互作用下，乡村治理主体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即其所各自代表的自治、法治、德治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效果在不断变化，乡村治理体系也随之演变。需要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来探究在“制度—文化”双重变迁下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变机理。
3.要想真正取得乡村治理的胜利，就必须基于本国的国情及每个地区乡村的基本文化和传统的治理经验，构建一个贴近实际且具操作性的逻辑框架和路径选择[8]。选取每个地区的典型村落，构建一个贴近实际且具操作性的“三治合一”体系框架。按文化边界划分差异治理区域，构建二维三治的具体选择和优化路径，并提出具有普适性、全局性的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增元.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参与式治理的博弈逻辑[J].理论与现代化，2009，（6）：108-112.
[2] 高千，张英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主体冲突及其化解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19，（6）：131-139.
[3] 甘信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J].前沿，2008，（10）：108-111.
[4] 代瑾.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及其内在逻辑[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4）：77-84+127.
[5] 蔺雪春.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3）：90-99.
[6] 何阳，孙萍.“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6）：205-210.
[7] 陈寒非，高其才.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8，（1）：62-88.
[8] 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7，（8）：147-160.
[责任编辑 毛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