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嘴脸在西方被称作势利眼，但我们却把它当作青春的象征，现在还有人常常去怀念，真是丢人。
　　
　　从20岁开始，我最大的愿望之一是福克斯·穆德和丹娜·斯佳丽能够上床。每一集电视剧都在暗示这种可能，但直到年满27岁时我才如愿。他们终于上床之后，我就不再关心新一季《X档案》的开播时间，也不再费心去网上找最好的字幕版本了。它们最近推出了新电影，但我的反应就像一个守贞多年的男人突然结了婚，一旦得到了最想得到的东西，就丧失了继续追求的欲望。
　　很多七〇后都是《X档案》的拥趸，我这种情绪简直是他们的通病。我在书上看过一种“解放脚”，说是审美标准变化之后，人们觉得裹脚是一种变态行为，其实天足才是美的，好多女孩子停止了裹脚，但是脚骨已经变形，回复不到裹脚之前的模样。七〇后的性心态就和“解放脚”差不多。我的朋友中有不少八〇后，有一些是《X档案》的拥趸，但他们看到穆德和斯佳丽上床就没有这种情绪；更不要说九〇后了。
　　《X档案》当然是很典型的那种美剧，即使拍到100季，也会沿用同一个故事框架。这不是编剧一根筋，而是电视观众只能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东西。大卫·杜楚尼扮演的穆德是FBI特工，负责调查美国国内的超自然现象；案子不外乎外星人入侵、通灵和冤魂不散之类。当然也并不尽是鬼神之事，有一些案子中是有人故意装神弄鬼，一般和政治阴谋有关。许多案子FBI的高层明明事先与闻，也都装出一副不能置信的神气，当穆德的调查越挖越深，马上就要触及华盛顿的Big Boss时，上司就出面强行命令他结案，不许他继续追查下去。案子的资料最终送入FBI总部的“X档案”，表明案情特异，现有手段无法查清。
　　观众看这部电视剧，大多是为了满足对神秘事件和阴谋论的想象。权力机构都表白自己为公众利益而存在，但X档案中的信息是从来不向公众披露的，理由和延长肯尼迪遇刺档案的保密年限一样，要么是防止引起公众恐慌，要么是避免国家分裂。美国是个阴谋论泛滥的国家，不能不说和FBI这样的特务机关的恶劣态度有关。但我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我感到的悲剧是穆德的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事业上一点进展都没有。
　　美剧中的警探一般都风流而且成功，是正义与智慧的化身，但穆德基本是个矮子，他情绪灰暗，不受重视，常常被同事们嘲笑，和桃花运无缘；唯一和他有暧昧关系的助手斯佳丽医生，还是个无法改变的科学狂。
　　斯佳丽医生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得到科学上的解释。我们常常把科学和理性联系在一起，但斯佳丽医生目睹了那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之后，仍然相信科学万能，我们只能说她的信仰是一种偏执。这种偏执导致的焦虑消磨了斯佳丽的女人味，但穆德和我们这些男观众因此受到的折磨更多。斯佳丽没有什么女人味，想法和穆德背道而驰，但穆德只能跟她搞在一起，而且迟迟上不了床，这种局面持续多年，已经接近一种心理创伤。
　　我本来喜欢独立有主见的女孩子，准备为一个伟大的理想献身，但是目睹了穆德的遭遇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动摇。七〇后这代人——换句话说，八〇年代在中国度过少年时光的人——普遍优柔寡断。他们很容易变成理想主义者，这一点我早就发现了，但是他们的理想很脆弱，很难指望他们会坚持下去。这应该要归因于他们在８０年代受到的教育。那是这样一个年代，它激动人心，但是没有定性，鼓励人们追求某个目标，但很少强调要把这种目标变成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原因，七〇后中的成功者要么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要么装出一副玩世不恭吊儿郎当的样子，但本质上仍然是个实用主义者。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倒也很认命。
　　2008年的《X档案》电影名为I Want To Believe （我要相信），如果制片人克理斯·卡特是个中国的七〇后，就不会取这个名字了。他会取名为I Don’t Care（爱信不信）。不管什么目标，只要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就会受到七〇后的鄙视。这种急功近利的嘴脸在西方被称作势利眼，但我们却把它当作青春的象征，现在还有人常常去怀念，真是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