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保留了传统意识的写作者，同时他又拒绝着现代社会进入他的小说中去，就像一个封闭乡村还保留着纯朴的民风民情，可是对于“外面的世界”，却多少有一些警惕。
　　
　　从老师沈从文那里受到启发，汪曾祺将几乎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高邮的写作中去。
　　他代表了一种与现代性写作相背离的书写方式，他是乡村的，缓慢、恬淡、温和、平静……就像潺潺溪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读他的小说，感受到的，是一个老者非常笃定地坐在夕阳中，泡一壶浓茶，看花开花谢，心境是从容不迫的。
　　这是一个保留了传统意识的写作者，同时他又拒绝着现代社会进入他的小说中去，就像一个封闭乡村还保留着纯朴的民风民情，可是对于“外面的世界”，却多少有一些警惕。《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看上去是对佛教的反驳，他们最终选择了投入地爱一次。小英子以一种命令式的但又不乏天真的口吻对明海说：“你不要当方丈！”“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在犹豫之后终于大声地说：“要。”可是通观全篇，《受戒》之所以让人心动恰恰是因为“受戒”这个标题所标示的佛教意味。在这一篇小说中，汪曾祺表现出一种废名式的童真（废名对沈从文的影响甚为关键），而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之美，即在于一种脱离当代纷纷扰扰俗世的一种陌生感。他从来不会像胡兰成、徐志摩那样将文章写得浓得化不开，也不会有一种茅盾似的忧郁，对于穆时英、刘呐鸥所热衷的电影也不感兴趣，他总是将自己包裹起来，让时间停驻，在一个背景模糊（不是余华、苏童式的时代虚无）的场景中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故事，基本上就是日常琐事。《晚饭花》中有戏剧冲突可言吗？毋宁说它是一篇小品文，写的是不同于张爱玲的小情调：鸡鸭、羊舍、黄油烙饼、岁寒三友……即使在点明“文化大革命”背景的《皮凤三楦房子》这样的作品中，那种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也要比《伤痕》、《班主任》这样的“伤痕文学”淡得多了。
　　汪曾祺的生活体验基本上完全来自于农村，或小镇，继承的是鲁迅小说、周作人随笔、废名小说一脉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相当活跃，丰子恺、鲁彦、沙汀、艾芜大抵都可以列入这个传统中去，只是在一个革命叙事的样板被建立起来之后，这样一个不讲阶级斗争，感恩多于仇恨的文学样式，就必然要被时代的大潮抛在一边。
　　这本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让我感到忧虑的是这种文学在当下的生命力。尽管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未降低过，可是汪曾祺式的小说（随笔当然非常泛滥）却几乎绝迹。翻开任何一本文学期刊，有马原余华式的、韩东朱文式的、张爱玲式的，却都不会见到汪曾祺的继承人。很大程度上，它和中国画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的经验是同一个问题。虽然高剑父曾经将飞机画进中国水墨画中，但是备受青睐的仍然是梅兰竹菊，几千年的传统太强大了，它可以轻易地将我们吸进这个黑洞不能自拔。用一种半文半白、极度缓慢的文字来书写这个“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社会，去描写它的颓废、动荡、愤怒和迷惘？能不能担当重任？是一个问题。
　　金实秋主编的《永远的汪曾祺》并非汪曾祺作品的合集，而是王蒙、林斤澜、李陀、叶兆言、王干等汪曾祺生前好友或后辈回忆汪曾祺的短文结集。在生活当中，这位曾经写过样板戏的隐士小说家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读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和他的小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他是将功名利禄视作粪土的人，他从不烦扰别人，也说不上伤害别人，天真隽永，自在风流，在他的身上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不染红尘的出世愿望。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老者，他的晚年也并不如意，按照杨毓珉的说法，当时的他，“老伴卧病在床，儿女不住在一起，工作家务一人承当，再加上外界的打击和干扰，使他常是眉头紧锁，关于‘沙家浜侵权问题’就闹得他烦闷急躁。”这里所谓的“沙家浜侵权问题”指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沪剧院要求汪曾祺赔偿4万元损失的诉讼（江苏文艺出版社90年代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未署名沪剧原作者的名字）。急火攻心，1997年5月初他因肝病住院，没过几天就病逝了，可以说这场诉讼是他最终不幸的致命原因。似乎，这也是一个隐喻：在这纷纷扰扰之中，谁还能静下来做一个闲云野鹤，绝对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