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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80年6月5日，在时任成都市长米建书的亲自指导下，成都画院正式成立。时值今日，成都画院已走过整整40年。为向建党1 00周年献礼，弘扬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围绕画院建院40年，成都画院从2020年6月至8月，用一个季度的时间，以展览、讲座、研讨等形式，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建党100周年献礼一一成都画院建院40年艺术季系列活动。《现代艺术》本着对成都画院作为中国画院体制和美术馆序列中，具有代表性、引领性和示范性的机构和40年来在艺术家培养、文化交流、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以及赓续千年巴蜀文脉的时代担当，特别携手成都画院为大家精心甄选并专题刊登40位成都画院的艺术家及其作品赏析，以及全国文艺家的祝福和成都市文广旅局领导、画院顾问、画师、历任院领导等老朋友的寄语各40条和成都画院两件经典馆藏作品（详见《现代艺术》2020年7期“专题”栏目）。与此同时，成都画院首任院长朱佩君迎来百年诞辰，“祥云瑞鹄一一纪念朱佩君诞辰100周年艺术文献展”作为成都画院建院40年艺术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20年7月31日一一8月30日在成都市美术馆（成都画院）展出。本期《现代艺术》继续携手成都画院，在“人物”栏目特别推出首任院长朱佩君的艺术作品，系统梳理其艺术人生，以飨读者。
一、朝社女郎
1 920年8月1 6日，成都双栅子街102号的朱家大院又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父亲朱良辅为她取名“君佩”，她就是后来著名画家朱佩君。朱良辅与兄长朱懋先一直生活在一起，两房人丁兴旺，朱佩君在几兄妹中排行老七，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就是在这座大宅院里度过的。当然这个大家庭除了生活富足，家教也甚严，对子女都给予了极好的教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男孩子在外求学还较为方便，女孩子却大多没法读书，但朱家却为女孩们请了不少名师。1932年，朱家邀请族弟朱竹修到余园开班课徒，12岁的朱佩君与妹妹朱纫君，以及朱竹修带来的女儿朱纬君、朱含君、朱蕊君，族门姐姐朱婉君、朱寿君等一起习画。1942年开始，朱家又先后请了邹辛士（颜楷夫人）、朱乐之、马万里、朱竹修、张寔父等，教习女孩们绘画和古典文学。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朱家姐妹就开始参加蓉城女子书画展览，获得了一定认可，蜀中美术界渐渐有了“画坛朱氏七姐妹”的名声。20岁出头的朱佩君所绘作品，也已在蓉城书画市场上得到认可。
朱佩君早年的作品中常见两枚印章，分别是用阴阳文刻的“朝社女郎”，这是两枚她与几位姐妹共用的结社印。“朝社”或代表着“朝廷、社稷”，或代表着“朝气之社”，朱家姐妹当时的用意，现在已不可知，但以朱佩君为代表的朱家姐妹，在民国的蓉城女性圈中确实独树一帜。这种特别不仅体现在姐妹几人均出身名门、能诗会画，更重要的是她们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女子书画展览上展露风采、在各画店售卖作品。她们参与绘制的，以写生为基础的《余园菊谱》也在当时以摹古为主的工笔画领域，成为一种突破尝试。所以朱家姐妹，确实也有着“朝社女郎”的派头。
二、百菊争艳
菊花是朱佩君作品中常見的题材，这源于她大伯父朱懋先的爱好。朱懋先酷爱艺菊的种植，不仅在余园内进行种植，还在骆公祠、华西坝等地专门辟出菊园进行培育，还曾经专门写作了一本《艺菊实验录》介绍培育经验。
1937年，几姐妹学画已略有初成，朱懋先于是效法古人编著菊谱，委托朱竹修主持《余园菊谱》的创作，朱氏姐妹均参与其中。五代时期执掌中国第一家皇家画院西蜀翰林院的成都大画家黄荃，开创了中国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风格，特别是他在创作和课徒中注重写生，又以“勾勒填彩，旨趣浓艳”的技法影响了中国人宋之后院体画的主要风貌。这次朱家组织《余园菊谱》的创作，就摒弃了当时流行的摹古方式，而是回归黄荃画派的写生传统，尽量准确表现不同菊花品种的姿态。先是采用白描的方式对花写生，后誊绘于绢本之上再逐一设色。初期采用宋花清叶的技法，即花卉用宋人的积粉法设色，叶子则是清人常用的晕染法，后来在张大干先生的建议下，又统一重绘，均采用宋代院体画法设色，使得画面更加统一。初习画事的朱佩君，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所得颇多，她对菊花题材的喜爱，以及对黄荃一脉的传承也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1953年她与朱纫君、朱炜君合作创作了《丛菊图》，描绘了多种菊花杂聚的形态，不仅绘画技法娴熟，每种菊花品类各不相同，都有着很高的写实度。这件作品在成都市展出后，又被推荐参加四川省展出，后又被选送到全国展出，之后还送到了日本展出，《中国画》杂志上也进行了刊登，后来中国美术馆还收藏了这件作品。在当时女性知识分子较少的情况下，几姐妹合作作品的成功颇为引起关注。1 954年，朱德元帅通过省市领导派员至成都朱家考察“朱氏七姐妹”所绘菊花，朱家姐妹选择了八幅精品菊花送到北京，朱氏菊花图再次名声大振。1 958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介绍文章《画坛七姐妹》，年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专程到成都拍摄朱家七姐妹在菊花展上写生、创作的新闻简报纪录片《画坛七姐妹》，作为1958年元旦001号发行。
此时，朱佩君的菊花绘画技法已趋于成熟，1 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由成都美术社负责四川厅的配画工作，时任国画组副组长的朱佩君就为此专门做了一幅大尺幅的《菊花图》，成为了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第一批配画之一。在朱佩君之后的创作中，菊花也一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九秋图》《鲜鲜霜中菊》等作品均多次送展、刊登出版。
虽然《余园菊谱》的创作到上世纪50年代已接近完成，但因时局动荡，始终没有付印，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全部遗失。1980年成都画院成立后，为进一步继承弘扬中国画民族传统精神，朱佩君向成都市人民政府申请开展“百菊图”创作工程，由政府拨付专款，组织了由朱佩君、朱炜君、朱寿君、朱纫君、江溶、高晓笛、姚思敏等人组成的“百菊图”创作小组，由朱佩君主持进行百种优良菊花的写生创作。在此过程中，朱佩君不仅继续着菊花题材的创作，也通过这种方式教导学生，传承着自己的绘画技艺。 三、水佩风裳
除了菊花题材，芙蓉鲤鱼、荷花等也是朱佩君作品中常见的题材。这位一生高洁的女先生，似乎特别喜欢与水有关的题材。
1 956年，朱佩君创作了一幅《芙蓉鲤鱼》，在参加了四川省和全国展览之后，被送到阿尔巴尼亚展出。这件作品芙蓉从侧面出枝，群鲤游弋其间，在平面的传统工笔画中，显现出水与岸的空间关系，虽是写实亦是写虚，构思奇妙。芙蓉以双钩填色的技法为主，鲤鱼则勾、染、罩皆有，凸出朦胧之感。1957年，《芙蓉鲤鱼》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用在“1957年美术日记”的插图中，与一众名家并列，在国内获得很高认可。之后陆续被各地出版社用作日历、笔记本插图等，蜀绣大家彭永兴还将该图式植入蜀绣中，成为蜀绣的经典题材。这件作品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见证还人选了“百年中国画展”。
上世纪70年代，朱佩君又重新创作了几幅《芙蓉鲤鱼》，多次参加各级展览，还曾送到香港展出。1984年，受政府委托，她再次重画一张，作为国礼赠送给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这件脱胎于传统工笔图示，又有着朱佩君本人巧思的作品，成为朱佩君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成就了新中国工笔画的一个小类，许多画家在这一题材上继续进行着深研。朱佩君本人也曾尝试了诸如《桃花鲤鱼》《荷花鲤鱼》这类芙蓉鲤鱼的变体。
朱佩君的求新还远不止于此，有着扎实工笔画基础的朱佩君，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构图上寻求自己的语言。改革开放后，朱佩君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的影响，积极追求传统绘画的新突破。她开始尝试将山水画科中的某些技法引入工笔画中，打破传统双钩填色的桎梏。1 978年，她创作了一幅《雾荷》，用带一点写意性的染色方式融人工笔画中，突出荷塘雾气缭绕的感觉，颇受好评。之后她又多番改进，力求在这一语言中有着更深入的探索。据不完全统计，朱佩君画《雾荷》就至少三十余次，这些作品多次参展和被收藏，仅四川省内官方机构就收藏有多件。她的这一尝试，也影响了不少后来者，有了朱佩君这一辈艺术家的尝试，年轻一代更加勇敢于打破传统绘画分科和技法限制，努力探索更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
四、画院院长
改革开放后，为弘扬和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成都市调集了当时全市优秀的美术人才，筹备成立成都画院，朱佩君作为成都美术界的重要一员，在时任成都市市长米建书同志的带领下，参与筹备工作。1 980年成都画院成立后，由米建书担任名誉院长;朱佩君任副院长，主持画院工作。1987年开始朱佩君任成都画院院长，直至1994年10月因病无法承担正常工作，改任成都画院名誉院长。从60岁时组织筹备成立画院到她去世，十五年里，朱佩君不顾花甲之年，忘我地投入成都畫院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可以说自画院成立后，朱佩君倾注了全部心血，成都画院的筹备、成立和逐步壮大发展都与朱佩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佩君始终以画院为家，尽心尽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成都画院的振兴与繁荣，为四川美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鞠躬尽瘁。在她主持工作期间，成都画院团结了一大批全国艺术界颇有影响力的老先生作为顾问，如周抡园、张采芹、沈福文、吴一峰、李琼久、黄稚荃、孙竹篱、冯建吴、苏葆桢、赵蕴玉、李际科、丰中铁、岑学恭、李少言、吕林、李道熙、胡伯祥、吴凡、黄纯尧、李文信、曾晓浒等。同时调集了一批已经取得较大艺术成就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加入画院，又培养起一批青年新锐，构建起老中青三代，国画、油画、版画艺术门类齐全的艺术家队伍。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潮中，成都画院始终勇于探索新的艺术取向，同时也清醒的深植艺术传统，建立起全院多元并融、学术至上的艺术价值观。在朱佩君担任院长期间，成都画院先后选送了1000多幅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在全国美展中获金奖、银奖、铜奖、优秀作品奖。同时许多画家在多元并包的学术观点推动下，在国际舞台亦有不少收获，多人出国举办个人画展及联展，甚至获得国际大奖。这些成绩使成都画院成为成都地区美术创作的活动中心，在全国画院系统中，这一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任院长期间，朱佩君始终坚持原则、严于律己、踏实工作、诚恳待人，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为成都画院的良好院风，起了极其重要的表率作用。1993年，因成绩突出，朱佩君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 995年1月12日，朱佩君因病去世，享年75岁。直至临终前，朱佩君仍念念不忘党的美术事业，念念不忘成都画院的建设和发展。在她去世十多年后，其代表作《瑞鹄祥云》又多次被选为“中国梦”“社会主义价值观”等公益宣传的代表形象之一，在全国各地印发，成为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艺术形象。
朱佩君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事业，她为我们留下的背影是多重的，即是站在时代风气之先的“朝社女郎”，也是年少成名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还是两袖清风、兢兢业业的成都画院老院长。朱佩君的背影也是清晰的，她一生都追求纯粹，纯粹于艺术技法的精进，纯粹于艺术求变的探索，也纯粹于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今年是朱佩君先生百岁诞辰，也是成都画院建院40周年，愿成都画院的40年不负老院长的期望，也愿朱佩君先生的百年艺术之路，继续感召和引领后来者！
（感谢朱代强、朱代菊、杨代欣、江溶、高晓笛、姚思敏、张颖川等老师为本文撰写提供资料）
1980年6月5日，在时任成都市长米建书的亲自指导下，成都画院正式成立。时值今日，成都画院已走过整整40年。为向建党1 00周年献礼，弘扬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围绕画院建院40年，成都画院从2020年6月至8月，用一个季度的时间，以展览、讲座、研讨等形式，持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建党100周年献礼一一成都画院建院40年艺术季系列活动。《现代艺术》本着对成都画院作为中国画院体制和美术馆序列中，具有代表性、引领性和示范性的机构和40年来在艺术家培养、文化交流、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以及赓续千年巴蜀文脉的时代担当，特别携手成都画院为大家精心甄选并专题刊登40位成都画院的艺术家及其作品赏析，以及全国文艺家的祝福和成都市文广旅局领导、画院顾问、画师、历任院领导等老朋友的寄语各40条和成都画院两件经典馆藏作品（详见《现代艺术》2020年7期“专题”栏目）。与此同时，成都画院首任院长朱佩君迎来百年诞辰，“祥云瑞鹄一一纪念朱佩君诞辰100周年艺术文献展”作为成都画院建院40年艺术季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20年7月31日一一8月30日在成都市美术馆（成都画院）展出。本期《现代艺术》继续携手成都画院，在“人物”栏目特别推出首任院长朱佩君的艺术作品，系统梳理其艺术人生，以飨读者。
一、朝社女郎
1 920年8月1 6日，成都双栅子街102号的朱家大院又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父亲朱良辅为她取名“君佩”，她就是后来著名画家朱佩君。朱良辅与兄长朱懋先一直生活在一起，两房人丁兴旺，朱佩君在几兄妹中排行老七，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就是在这座大宅院里度过的。当然这个大家庭除了生活富足，家教也甚严，对子女都给予了极好的教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男孩子在外求学还较为方便，女孩子却大多没法读书，但朱家却为女孩们请了不少名师。1932年，朱家邀请族弟朱竹修到余园开班课徒，12岁的朱佩君与妹妹朱纫君，以及朱竹修带来的女儿朱纬君、朱含君、朱蕊君，族门姐姐朱婉君、朱寿君等一起习画。1942年开始，朱家又先后请了邹辛士（颜楷夫人）、朱乐之、马万里、朱竹修、张寔父等，教习女孩们绘画和古典文学。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朱家姐妹就开始参加蓉城女子书画展览，获得了一定认可，蜀中美术界渐渐有了“画坛朱氏七姐妹”的名声。20岁出头的朱佩君所绘作品，也已在蓉城书画市场上得到认可。
朱佩君早年的作品中常见两枚印章，分别是用阴阳文刻的“朝社女郎”，这是两枚她与几位姐妹共用的结社印。“朝社”或代表着“朝廷、社稷”，或代表着“朝气之社”，朱家姐妹当时的用意，现在已不可知，但以朱佩君为代表的朱家姐妹，在民国的蓉城女性圈中确实独树一帜。这种特别不仅体现在姐妹几人均出身名门、能诗会画，更重要的是她们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女子书画展览上展露风采、在各画店售卖作品。她们参与绘制的，以写生为基础的《余园菊谱》也在当时以摹古为主的工笔画领域，成为一种突破尝试。所以朱家姐妹，确实也有着“朝社女郎”的派头。
二、百菊争艳
菊花是朱佩君作品中常見的题材，这源于她大伯父朱懋先的爱好。朱懋先酷爱艺菊的种植，不仅在余园内进行种植，还在骆公祠、华西坝等地专门辟出菊园进行培育，还曾经专门写作了一本《艺菊实验录》介绍培育经验。
1937年，几姐妹学画已略有初成，朱懋先于是效法古人编著菊谱，委托朱竹修主持《余园菊谱》的创作，朱氏姐妹均参与其中。五代时期执掌中国第一家皇家画院西蜀翰林院的成都大画家黄荃，开创了中国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风格，特别是他在创作和课徒中注重写生，又以“勾勒填彩，旨趣浓艳”的技法影响了中国人宋之后院体画的主要风貌。这次朱家组织《余园菊谱》的创作，就摒弃了当时流行的摹古方式，而是回归黄荃画派的写生传统，尽量准确表现不同菊花品种的姿态。先是采用白描的方式对花写生，后誊绘于绢本之上再逐一设色。初期采用宋花清叶的技法，即花卉用宋人的积粉法设色，叶子则是清人常用的晕染法，后来在张大干先生的建议下，又统一重绘，均采用宋代院体画法设色，使得画面更加统一。初习画事的朱佩君，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所得颇多，她对菊花题材的喜爱，以及对黄荃一脉的传承也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1953年她与朱纫君、朱炜君合作创作了《丛菊图》，描绘了多种菊花杂聚的形态，不仅绘画技法娴熟，每种菊花品类各不相同，都有着很高的写实度。这件作品在成都市展出后，又被推荐参加四川省展出，后又被选送到全国展出，之后还送到了日本展出，《中国画》杂志上也进行了刊登，后来中国美术馆还收藏了这件作品。在当时女性知识分子较少的情况下，几姐妹合作作品的成功颇为引起关注。1 954年，朱德元帅通过省市领导派员至成都朱家考察“朱氏七姐妹”所绘菊花，朱家姐妹选择了八幅精品菊花送到北京，朱氏菊花图再次名声大振。1 958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介绍文章《画坛七姐妹》，年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专程到成都拍摄朱家七姐妹在菊花展上写生、创作的新闻简报纪录片《画坛七姐妹》，作为1958年元旦001号发行。
此时，朱佩君的菊花绘画技法已趋于成熟，1 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由成都美术社负责四川厅的配画工作，时任国画组副组长的朱佩君就为此专门做了一幅大尺幅的《菊花图》，成为了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第一批配画之一。在朱佩君之后的创作中，菊花也一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九秋图》《鲜鲜霜中菊》等作品均多次送展、刊登出版。
虽然《余园菊谱》的创作到上世纪50年代已接近完成，但因时局动荡，始终没有付印，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全部遗失。1980年成都画院成立后，为进一步继承弘扬中国画民族传统精神，朱佩君向成都市人民政府申请开展“百菊图”创作工程，由政府拨付专款，组织了由朱佩君、朱炜君、朱寿君、朱纫君、江溶、高晓笛、姚思敏等人组成的“百菊图”创作小组，由朱佩君主持进行百种优良菊花的写生创作。在此过程中，朱佩君不仅继续着菊花题材的创作，也通过这种方式教导学生，传承着自己的绘画技艺。 三、水佩风裳
除了菊花题材，芙蓉鲤鱼、荷花等也是朱佩君作品中常见的题材。这位一生高洁的女先生，似乎特别喜欢与水有关的题材。
1 956年，朱佩君创作了一幅《芙蓉鲤鱼》，在参加了四川省和全国展览之后，被送到阿尔巴尼亚展出。这件作品芙蓉从侧面出枝，群鲤游弋其间，在平面的传统工笔画中，显现出水与岸的空间关系，虽是写实亦是写虚，构思奇妙。芙蓉以双钩填色的技法为主，鲤鱼则勾、染、罩皆有，凸出朦胧之感。1957年，《芙蓉鲤鱼》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用在“1957年美术日记”的插图中，与一众名家并列，在国内获得很高认可。之后陆续被各地出版社用作日历、笔记本插图等，蜀绣大家彭永兴还将该图式植入蜀绣中，成为蜀绣的经典题材。这件作品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见证还人选了“百年中国画展”。
上世纪70年代，朱佩君又重新创作了几幅《芙蓉鲤鱼》，多次参加各级展览，还曾送到香港展出。1984年，受政府委托，她再次重画一张，作为国礼赠送给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这件脱胎于传统工笔图示，又有着朱佩君本人巧思的作品，成为朱佩君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成就了新中国工笔画的一个小类，许多画家在这一题材上继续进行着深研。朱佩君本人也曾尝试了诸如《桃花鲤鱼》《荷花鲤鱼》这类芙蓉鲤鱼的变体。
朱佩君的求新还远不止于此，有着扎实工笔画基础的朱佩君，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构图上寻求自己的语言。改革开放后，朱佩君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的影响，积极追求传统绘画的新突破。她开始尝试将山水画科中的某些技法引入工笔画中，打破传统双钩填色的桎梏。1 978年，她创作了一幅《雾荷》，用带一点写意性的染色方式融人工笔画中，突出荷塘雾气缭绕的感觉，颇受好评。之后她又多番改进，力求在这一语言中有着更深入的探索。据不完全统计，朱佩君画《雾荷》就至少三十余次，这些作品多次参展和被收藏，仅四川省内官方机构就收藏有多件。她的这一尝试，也影响了不少后来者，有了朱佩君这一辈艺术家的尝试，年轻一代更加勇敢于打破传统绘画分科和技法限制，努力探索更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
四、画院院长
改革开放后，为弘扬和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成都市调集了当时全市优秀的美术人才，筹备成立成都画院，朱佩君作为成都美术界的重要一员，在时任成都市市长米建书同志的带领下，参与筹备工作。1 980年成都画院成立后，由米建书担任名誉院长;朱佩君任副院长，主持画院工作。1987年开始朱佩君任成都画院院长，直至1994年10月因病无法承担正常工作，改任成都画院名誉院长。从60岁时组织筹备成立画院到她去世，十五年里，朱佩君不顾花甲之年，忘我地投入成都畫院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可以说自画院成立后，朱佩君倾注了全部心血，成都画院的筹备、成立和逐步壮大发展都与朱佩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佩君始终以画院为家，尽心尽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成都画院的振兴与繁荣，为四川美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鞠躬尽瘁。在她主持工作期间，成都画院团结了一大批全国艺术界颇有影响力的老先生作为顾问，如周抡园、张采芹、沈福文、吴一峰、李琼久、黄稚荃、孙竹篱、冯建吴、苏葆桢、赵蕴玉、李际科、丰中铁、岑学恭、李少言、吕林、李道熙、胡伯祥、吴凡、黄纯尧、李文信、曾晓浒等。同时调集了一批已经取得较大艺术成就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加入画院，又培养起一批青年新锐，构建起老中青三代，国画、油画、版画艺术门类齐全的艺术家队伍。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潮中，成都画院始终勇于探索新的艺术取向，同时也清醒的深植艺术传统，建立起全院多元并融、学术至上的艺术价值观。在朱佩君担任院长期间，成都画院先后选送了1000多幅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在全国美展中获金奖、银奖、铜奖、优秀作品奖。同时许多画家在多元并包的学术观点推动下，在国际舞台亦有不少收获，多人出国举办个人画展及联展，甚至获得国际大奖。这些成绩使成都画院成为成都地区美术创作的活动中心，在全国画院系统中，这一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任院长期间，朱佩君始终坚持原则、严于律己、踏实工作、诚恳待人，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为成都画院的良好院风，起了极其重要的表率作用。1993年，因成绩突出，朱佩君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 995年1月12日，朱佩君因病去世，享年75岁。直至临终前，朱佩君仍念念不忘党的美术事业，念念不忘成都画院的建设和发展。在她去世十多年后，其代表作《瑞鹄祥云》又多次被选为“中国梦”“社会主义价值观”等公益宣传的代表形象之一，在全国各地印发，成为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艺术形象。
朱佩君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事业，她为我们留下的背影是多重的，即是站在时代风气之先的“朝社女郎”，也是年少成名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还是两袖清风、兢兢业业的成都画院老院长。朱佩君的背影也是清晰的，她一生都追求纯粹，纯粹于艺术技法的精进，纯粹于艺术求变的探索，也纯粹于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今年是朱佩君先生百岁诞辰，也是成都画院建院40周年，愿成都画院的40年不负老院长的期望，也愿朱佩君先生的百年艺术之路，继续感召和引领后来者！
（感谢朱代强、朱代菊、杨代欣、江溶、高晓笛、姚思敏、张颖川等老师为本文撰写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