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期间国际军控的大背景下，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核心的国际生物武器军控体系应运而生，至今仍是生物安全国际治理的基本架构。然而因为核查机制难产，致使这一军控体系履约乏力。而近年来由于新生物科技快速发展，使得生物安全研究和国际治理机制愈发显得滞后，国家间战略竞争态势和意见分歧正进一步加剧人类共同面临的生物安全威胁，国际生物安全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趋凸显。
　　约法已立履约难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细菌战催生了国际社会对生物武器的普遍禁忌，生物武器军控应运而生。1925年6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签署《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类似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至今仍发挥法律效力。可惜的是，作为战时法则的议定书，在不久之后的二战中未能有效约束细菌和毒素武器的使用。
　　在冷战高潮时期，美国首倡、苏联和英国响应，1971年达成了《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BTWC），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从战时法则到全面禁止，公约1975年的生效标志着生物武器军控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然而这份公约只完成了前半篇文章，强调通过加强各国的国内立法和内部措施来全面禁止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而作为后半篇，公约并未提出具体的禁止清单（试剂、物种等）和阈值等，也未解决防御性研究与进攻性开发的区别问题，最关键的是未形成履约核查制度。
　　人虽同舟前缘难续 公约规定自生效后，每五年召开缔约国审议大会。冷战结束后，为解决履约问题，1991年第三次审议会决定设立特设政府专家组，谈判制定公约核查议定书。从1995年特设专家组成立直到2001年第五次审议大会，由于“在某些关键议题上持续存在观点和立场分歧”（实际上是美国的坚决反对），议定书草案未能通过，耗时七年的谈判成果最终搁浅。此后，每年举行的缔约国年会和专家组会以及一系列“会间会”基本沦为“国际论坛”，进展缓慢、成果寥寥。每五年举行的审议大会更是分歧严重、乏善可陈。
　　最近的第八次审议大会于2016年11月召开，中国立足加强《公约》有效性和普遍性，提出了在《公约》框架下制定“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范本”和建立“生物防扩散出口管制与国际合作机制”两项倡议。除此之外，直到2019年8月的专家组会和12月缔约国会，公约的履约依然步履维艰。核心分歧在于，冷战结束后，保有生物科技优势符合發达国家利益，普遍生物军控妨害其谋求单边优势的收益。
　　然而伴随着生物科技的高速发展，国际生物军控“逆水行舟”之势愈发严峻，新疫情、新威胁、新挑战层出不穷，对新的国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的需求日趋迫切。
　　世殊时异当谋新局 高新科技助力下的新型生物威胁和挑战正在以全新形态呈现，在享受生物技术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生物技术误用和滥用、生物技术武器化、生物恐怖主义等严峻挑战。更大的问题在于，现代生物科学与通常认识的以生物分类学、观察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等为主体的传统生物学已截然不同。在分子生物学方法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现代生物科技极大提升了人类研究生物、改造生物甚至设计生物的能力，也因此极大拓展了生物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范畴。
　　新型生物安全威胁的特殊性尤其在于技术两用性异常突出，保护还是威胁只在一念之间。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掌握疫苗和特效药物，就足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面掌控。在此情况下，国际生物军控的领域与范畴被迫大为拓展，诸如新生物技术伦理等新议题层出不穷，国际生物军控分歧和战线不断延展。
　　生物安全问题是最突出的全人类共同命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以崇高的人类使命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生物安全观，将是破解生物军控困局的可行之道，也将成为新形势下国际生物军控和国际生物安全治理的可通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