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核心问题与国际规范的互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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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規范竞合与国际秩序演变》
  姜志达/著
  2018年12月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学者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问题已近二十年。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学派的生成,需要构建一个理论的核心问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这个核心的问题当属崛起的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
  理论上讲,“崛起”与“和平融入”的内在紧张在于崛起的权力可能会以暴力的方式打破现状从而获取自己的收益,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正是沿袭这样的一种逻辑,当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布热津斯基和米尔斯海默不失自我慰藉地讲,“一个扩大的西方正在形成”,“中国可以超过美国,可以超越欧洲,但无法超越西方”。似乎今天世界的和平局面得以维持源自中国实力的不足。姑且不论实力变化的问题,其实客观上拥有实力和主观上如何使用实力根本就是两回事,确定一个国家行为的性质,即是修正主义者还是现状维护者,从根本上讲需要明确它的主观意图。
  就中国的和平意愿而言,2004年7月24日,胡锦涛在十五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正式写入宪法。应该说,中国追求和平的主观意愿在我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能消除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疑虑。在它们看来,大国的自我承诺并不能完全视为其主观意愿,而真正能体现这一意愿的就是大国的行为是否恪守了现行的国际规范,因为既定的国际规范展现了既有的利益格局,并固化了国家的行为习惯和方式。这也说明,崛起的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其核心的议题并不是中国如何和平地发展自身的实力,而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和平地与国际规范互动。
  姜志达博士的新著《中美规范竞合与国际秩序演变》提出了构建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中国崛起与国际规范的互动。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和平与发展、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的形势下,大国崛起主要不是依靠军事和战争,而更多是通过制定与推行国际规范,参与国际规范竞争。中国需要通过改良现有国际规范体系,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实现和平崛起之目标。
  但这又带来第二个问题,即现行的国际规范在制定之初,中国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意味着当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要在国际规范层面得以体现,也就是中国要求提高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时,国际规范的完善或者说改良很自然地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此时中国与既有规范的护持国——美国——又该如何互动,其体现在地区秩序上前景又是什么呢?《中美规范竞合与国际秩序演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展现了作者的深邃思考,给人以极大的思想启示。
  作者认为,在理论上,规范是竞争的。任何新的或者出现不久的规范都必须同现存的、可能还是对立的规范进行竞争。具体到中美规范竞争上,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如果规范竞争性大于合作性,中美关系权势斗争也将因此加剧,制衡突出,地区秩序呈现出“两极化”特征;如果规范竞争与合作大致平衡,中美权势斗争受到限制,地区秩序呈现出“二元兼容,规范均衡”特征;如果规范合作大于竞争,中美权势斗争减弱,制度性合作突出,地区秩序呈现出“规范治理”特征。基于对“主权与干涉规范”“安全观念与制度”“区域经济合作规制”“海洋规范”四个规范竞争案例和“中美反恐规范”“气候变化规范”两个规范合作案例的考察。作者认为,当前的东亚秩序正朝“二元兼容,规范平衡”的方向发展,中美之间的规范竞争呈现的将是第二种前景。这种将中美规范竞合视为自变量,中美权势竞争作为中间变量,将地区秩序类型作为因变量的分析框架,为分析中国崛起的前景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开启了一扇通往新的知识园地的大门。
  当然,任何理论都有解释力的边界,规范竞争的分析视角亦是如此。比如,崛起的中国如何界定新的国际规范,它与既有的规范差异度体现在哪里,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又如何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认同,等等。但要求解它们,需要作者再出新作,我们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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