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第四年学生/代购的斜杠生活后，在新加坡读书的张晓燕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此时她从校园走出，在异国觅得工作，事事顺利，除了发现一直耕耘的副业前途不定。
　　缘起2019年的第一天，《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正式实施。因为规定电商经营者需要“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且“履行纳税义务”，“代购”这个职业的前景也被纳入早已弥漫的寒冬说法中。尤其2018年下半年，密集的恐慌情绪在网络上传播。
　　如果这是早就铭刻在法条上的禁止，或不会引来如此多争议。从“灰色地带”到“触犯法律”，这个颇具国情特色的职业，可被视为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生活方式变迁下由欲望强烈的人们驱动的跨境追逐行为。它暗示着一种众人皆知的现实困境。
　　行业初期的野蛮生长犹如俄罗斯方块的游戏，胡乱堆砌皆能得分，但等到问题成山，监管入场，身份成疑，再要“得分”已经不易。备受关注的从业者们进入冬天的说法自然不假，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兼职开始

　　最初可能是闪现“赚点零花钱”的商业头脑，或是受人之托，反正在当下的语境里，一旦出境总是被联想成和顺带购物逃脱不开的关联。
　　“即使原本没曾想过（做代购），也有很多人跑来问这问那，你懂的”，2017年，刚到香港读研究生的第一个月，李欢欢就重新拾起代购的饭碗。
　　大三的时候，她曾经合伙同学，做了一段时间的韩国代购，注册微信小号，积累了原始的顾客群。之后让身边的朋友各自小范围简单宣传一下，便重启了小号的使用。
　　运气助推了这份兼职，当时恰好是iPhone两款新机型前后发售之时，身边人对此的疯狂还可以想象，高昂的电子产品价格在初始便给她带来了盈利。
　　其后，构成主力的顾客有时是需要保健品、药油和奶粉的妈妈级别人物，也有执着于化妆品的年轻女性，后者热衷于发一张试色图来问，“还有这个色号吗？”没摸清门路的时候，住在香港偏远区域的李欢欢会亲自跑去热闹的尖沙咀给一个确定的回复。
　　代购是一份随时都能开启的职业，人物流通和信息发布的简易程度已经不难想象，背后建立起来的是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其复杂性，从电商法的出台经历可见一斑，自启动立法开始，该法经历了四次审议和三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前后五年时间，其中因平台责任认定轻重的争议，社会还曾有过广泛讨论。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友臣律师向《南风窗》记者解释称，电商领域涉及的法律关系很复杂，和便于规范管理的传统交易不同，还要另外照顾到线上平台方、支付方和运输方等法律角色。
　　这也折射了代购身上所难以理清的复杂关系。现实的情况里，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本人从境外亲自带回的“人肉”形式，成为代购的方式实在多样，即使人在国内也可以操作无虞。
　　2018年3月，在合肥居住的罗菲选择了在国外网站海淘物品到家，再逐渐分发的方法，加入代购圈。六年前，她便开始了在美国和日本的亚马逊上挑选商品的生活，选到省心转运公司的话不算麻烦，她热衷于这样的购物。语言的差异和国内外局域网的限制，给了她竞争的壁垒，对于把握打折季，罗菲已经显得轻车熟路，这时，“热门的商品，经常秒光。”
　　让她安心的是，通过这种方式的商品转卖风险低得多。
　　毕竟让代购们恐惧的是在面对海关的环节，力度不断收紧的检查才是预示“寒冬”直接有力的信号。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愈加频繁的开箱次数和货品扣押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上涨，这会是比面对法律更迫切的困难。以税收漏洞为盈利点的代购们苦不堪言。
　　网上流传着不少机场里代购扎推开箱等待检查的图片，有好事者称其中一次浦东机场的检查为损失惨重的“血洗事件”。有代购称，海关抽查的强度不定，但近半年以来的形势难免和电商法的实施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让代购们恐惧的是在面对海关的环节，力度不断收紧的检查才是预示“寒冬”直接有力的信号。

　　偶尔回国探亲的张晓燕已经不再敢“人肉”带货了。2018年的9月，在基本铺满产品介绍信息的朋友圈里，她记录了一次过关被查的经历，携带的货物价值两万元，却被罚了超过于此的税款。
　　代购的行为实质上就是“电商”。不仅在中国，即使是美国的电商也正因拥有相比实体零售优惠的税收差异获得了发展的红利期。法律出台后，产业体系下的个人选择不同。

困惑和应对

　　电商法的出台涵盖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电子商务行为，而公众将注意力聚焦于跨境电商上，事因在2018年11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决定，随后多个部门相继发文落实，才引起关注。
　　对于代购而言，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是电商法里的这两条：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登记、纳税成为两个被广泛传播的关键词。尽管容易理解，目前来看仍然难以操作，这种恐慌更多是对未知的忧虑—“特別困惑”，新年后罗菲就暂停了代购的业务，她说很多从业者都是“法盲”，搞不清楚规则，她还是宁愿退出，“做个懂法守法好公民”。
　　舍弃的代价不大，“代购”只是她正职以外的兴趣。每天下班回家做一些拆分包裹的工作，一个月额外带来两千多元的收入，在代购圈里实在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