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武汉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但如今，这还只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接近。因为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在哪一天，他们能够从安置点、酒店或者和亲友挤了很久的房间里走出来，“头也不回地”离开武汉。
　　等待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但由于太长时间内看不到明确的希望，而经历一种心理上“暗无天日”的煎熬，所以即使现在，他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并不指向未来，仍是专注于过去。
　　这群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不会太过注意当天的日期，也不知道当下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们只会告诉别人，“57天”或者“61天”这样的数字—这代表他们困在武汉的日子长短。
　　“我想回家。”面对别人的关心或质疑，无论是还有四十多天就要生产的孕妇、治疗耽搁两个月的肿瘤病父亲、即将面临父亲离世的女儿还是刚满五岁的小女孩，他们最先回应对方的往往都是这四个字。
　　网络上有一句接一句的质疑，“你们在武汉也有吃有喝，其他武汉人也是一样在家隔离，有什么好折腾的？”
　　“这么大的困难面前，和家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而陷在武汉城内，他们中的大多数连一句面对面的亲友问候都得不到。
　　即便因探亲滞留武汉，日子久了，七八个人挤在狭小的屋子里，也早已摩擦不断，“寄人篱下，醒了，连上厕所都得先顾着人家，轮到自己敢去的时候，都快中午了”。
　　3月18日下午，在一个满500人“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员”微信群中，有人丧气地说，“有命离武汉，大家以后不要来这个黑暗的城市了。”
　　“这完全不是温饱层面的问题。”对于不少事业有成，或者借贷累累的人而言，武汉外面的世界，寄托着他们生计甚至生存的全部希望。
　　再往后拖，离开武汉的那一天，可能就是“生活的路都断掉的那一天”。

生 存

　　外面逐步复工了，山西吕梁人张建路却快要到破产的地步。年前，他刚刚投资建成一家有70多个工人的建材厂。
　　“一年之计在于春”，但他怎么也没想到，1月22日探亲到达武汉后，等待着他和家人的却是一个最为艰难的春天。
　　计划中，这本是他事业腾飞的第一个年头。去年秋天，在建材行当摸爬滚打七八年，张建路才和朋友们投资建成这家股份制企业。运营三四月，厂子拿到足可以维持生产一年的订单。未曾想，刚刚投产的第一个春天，当头一棒就是客户一个接一个地取消订单。
　　张建路回不去。作為法人，所有重要的材料都离不开他的亲笔签字，另一半新招的工人全等着他去指挥和安排。生产型企业，“领头人必须在场”。
　　3月10日吕梁复工，早在这之前，张建路就已通知70多个工人按时返岗。他曾以为，到那个时候，自己也能“被放出去”。
　　但眼前，订单和生产断掉，工厂面临的威胁就是倒闭。
　　工人现在只能拿到2000元月工资，而年前，这个数字是1万。14日，是银行还贷日，过期了，但工厂拿不出钱来。没有张建路的签字，也不可能拿到别的贷款。投资近六千万元的建材厂，正在以“一个月损失七八十万元”的速度吞噬着他。
　　工人闹着发工资，再不行就要换厂。张建路也明白，工人都没什么存款，靠着每个月的工资现拿现用。没有钱，他们只能走。
　　到月底，再还不上贷款，这家企业就要被银行列入失信名单。到年底，都不可能再有什么新订单。客户的建设项目都是从头至尾的，没在项目开始前按约交付建材，中间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重签的机会。
　　“一夜回到十年前。”张建路和《南风窗》记者说，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奋斗这么多年，刚要有些气色，就要推倒重来，从零开始。
　　电话一个接一个，要他处理大大小小的事务，但这些都需要面对面处理，或者需要资金的支持，他接起电话的时候越来越少，“根本没有办法去回复”。
　　“看似是耽误了两三个月，但实际上，一辈子的事业都被毁了。”对于张建路而言，这几乎已经是他和家庭的“绝境”。
　　疫情开始前，张建路妻子在武汉早产，生下家中二胎。一家四口租住在武汉的屋子，房租缴纳难以为继。
　　1月份，他们请求房东减免1000元租金，得到慷慨的答复。这个月，租金已交不出，24小时里，房东间隔发了四条催租微信，张建路和妻子迟迟没法回复。
　　摆在生存问题面前，所有的困难，都只有一个解法，那就是“回去”。回去，几乎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但目前这绝无可能。
　　32岁的湖南衡阳人谢艳红的要求更低，她只需要“离开”。离开湖北，回家，或者去其他城市继续打工，都行。再这样下去，她连每天的一顿饭都成了问题。

困在武汉酒店的日子里，父亲右臂术后一个月，痒到受不了，要拆线，她在房间里一点一点亲手做完，“刚开始很怕，不敢见到出血，做完就轻松了”。

　　1月15日，她平生第一次来武汉。此前，她一直在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辞职后，想着离家近一点，能时不时回去看看放在家里的孩子。
　　“真的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就近选了个大城市。”年关在即，谢艳红坐火车来到武汉，想避开年后求职热，先找到能接着打工的地方。
　　沿着武汉街头，她一家一家店面看过去，门口有招聘启示，就留意一番。20日，她“听说有流感，新闻里讲过可防可控，就没在意”，23日上午10点，武汉正式封城，她躲到朋友空着的屋子里去，一个人再没敢出社区一步。
　　没来前，谢艳红已有五六千元负债，这一次，她又找姐妹们东借西借。三四天就要从社区团购一次食物，花费一百元出头，日子久了她买不起，一天只吃一顿午饭，五十多天来蔬菜只吃过白萝卜、红萝卜和土豆，从没吃过肉，“馋了就吃鸡蛋”。 　　武汉市民政局2月22日出台政策，要对生活困难的滞留在汉外地旅客一次性补助3000元。这得申请，她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去社区里问”。这些日子里，除了偶尔下楼提菜，谢艳红再也没见过什么人，“就像是坐监狱一样”。
　　作息也乱掉了，凌晨三四点她才会迷迷糊糊睡去。醒来，就只能刷手机，“焦虑”。
　　她想出去，继续打工。这是她“人生中最惨的一次”，想到自己一个人困在第一次到达的这座城市，谢艳红就为当初那个“头脑发热的决定”后悔不已。

就 医

　　荆州人何瑞芳一家的要求更“不过分”，在她看来，这似乎也更容易实现。她们不需要离开湖北，只要从武汉前往荆州，“都是在疫区”。
　　困在武汉酒店的日子里，父亲右臂术后一个月，痒到受不了，要拆线，她在房间里一点一点亲手做完，“刚开始很怕，不敢见到出血，做完就轻松了”。本来，术后两三周，父亲就可在荆州当地三甲医院做完拆线和复查。但在武汉，没有床位，即便有，他们也不敢轻易去。
　　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是父亲右肱骨肿瘤切除手术后出院的日子。从荆州开车到武汉时，下高速，远远望去，入口处排满长长的车辆。起初以为，所谓武汉“戒严”，只是取消市内公共交通而已。她并不知道，那时候，自己虽然可以毫无阻碍进入武汉，但已不可能再离开。
　　当天，从武汉协和医院，何瑞芳接父亲出院，加上陪护的丈夫，从中午耗到晚上8点，“在高速管制处费尽口舌也没用”。三人挤到一家快捷酒店里去，原价119元的房费，老板减免成110元。两天后，大年初一，酒店停止纳客，整个楼层，只有两个房间住着人。
　　出城无望，3月6日，她只得带着父亲到唯一可能有床位的省肿瘤医院去。先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再加入住院排队，三天后，父亲总算住上了医院。
　　“誰不想回家呢？明明在家门口就可以治疗。”事后回想起来，何瑞芳觉得自己不是最“无奈”的那一个。在微信群里，她看到，有人仅仅是开车路过，在高速口放下搭便车的朋友而已，“明明入口检查处的人都看到他是刚下来”，但即便如此，那个人都再也上不了高速。
　　同在武汉协和医院的鄂州人李同海甚至没来得及出院，就遇到医院的封闭式管理。陪护的女儿，来院探视的三个家属，一家五口在医院滞留至今。
　　“钱哗啦啦流。”病早就好了，可是他们走不出病房。想吃水果，没法拿到，女儿前些天连发两条微博，请求好心人能送来水果。只能“给什么，吃什么”，李同海的糖尿病和痛风又犯了起来。
　　“医疗费、生活费压得人难以喘气。”李同海和家人打遍相关部门的电话，问到最后，都只能再等进一步消息。女儿在微博上写道，只想回家。
　　黄冈人王永铭面临着妻儿离世的生死威胁。他只需要出去，奔向黄冈，以丈夫的名义，在妻子的手术单上亲笔签字。
　　妻子本是4月份的预产期，但突发先兆性流产。手术远比预想中复杂，到了可能保不住性命的地步。医院需要丈夫的签字。电话、视频或者其他方法，在医院看来，都不具备法律效力。没有签字，手术就不能做。
　　王永铭找武汉当地的社区，开证明，要么协助离汉，要么去和医院沟通，社区都不敢做，“而且表示不对此负责”。
　　陷入僵局。生命危在旦夕。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想 家

　　不仅是饭碗和性命危机，一种更普遍而隐蔽的心理危机在他们中间蔓延。
　　在微信群里，有人带着表情包半调侃地说，来武汉后，作息很规律，凌晨4点睡，12点醒。
　　“关键是睡不着，死活睡不着，你要安眠药，人家也不敢给。”有人更加痛苦。
　　抑郁也会传染吗？这个话题，微信群里又讨论了好一阵子。

他们给武汉市市长热线、省防控指挥部、市防控指挥部打过无数电话，最后“全都回到社区这里”，而社区所能做的，也只是言语安抚或者送些简单物资。

　　没有人想到，疫情会这么严重。更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滞留这么久，日子叠加了一个又一个的14天。
　　大四学生伍仪对今年的春节没有任何特别记忆，“印象中不知道过了个年”。因为寒假实习，她没来得及离开武汉。封城后，她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已经不知道人和人面对面说话的感觉”。
　　运动少，心情低沉，没有胃口，这些日子来，她一天只做一顿饭，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拍照发给妈妈，让她放心。
　　“还好家里没急事吧？”记者问。
　　“有急事，爸妈也不会和我说的。”伍仪告诉记者，“不过，现在这情况，我有什么事也不会和他们说。”
　　“我相信我和爸妈都是这样的。”话题末了，伍仪说。
　　她用来安慰自己的方法是，让自己意识到，并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难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滞留状态。
　　伍仪在武汉读书，家在宜昌。疫情过后，她唯一的规划是，一定要回家找工作，离家近一点，再也不来武汉了。
　　武汉远郊或者乡下的滞留群体生活往往更加困难。1月14日后，办完父亲的葬礼，在石家庄生活的陈昌一家没能离开武汉。没有网络，没有书本，孩子没办法上网课。白米饭，白面条，中间是一碟辣椒油，或者一碗酱油，是一家三口五十多天来的三餐常态。“你不明白那种求助无门的感觉。”在社区和村镇救助力量没有抵达的角落里，这些人只能依靠“自救”。
　　“就像孙悟空画圈一样”，武汉也被画了这样一个“圈”。但在他们眼里，这个“圈”更加“一刀切”，更加让人漫无目的。
　　他们给武汉市市长热线、省防控指挥部、市防控指挥部打过无数电话，最后“全都回到社区这里”，而社区所能做的，也只是言语安抚或者送些简单物资。
　　有人在微信群里动员，各自拍出求助视频，由剪辑师合成后，发布出去，引起更多人关注。片子做好后，因为画面问题，有人看了不满意，群里吵了起来。这个主意因此一度搁浅。
　　“我们这个群体，人数太庞大，但是又太分散了。”一个写过求助文章的在读研究生和记者说。
　　而目前，他们最担心的是，即便离开武汉，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14天的隔离。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