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恰恰是2021年，是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年。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机缘巧合般叠加在一起，意味深刻。
　　国家开始了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此时的世界，和以前已经大大不一样了，并且，变化远未结束。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外部环境最突出的变化是，美国部分政治势力已经也将继续把中美关系推向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对立的轨道。正如外交系统官方人士多次指出的，美国部分政治势力在涉华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战略误判，其中之一就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攻击和抹黑中国共产党”。
　　在种种诸如此类的复杂背景下，“国家政治安全为大”屡屡被共产党领导层所强调。
　　撇开人为刻意的因素，美国朝野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中西体制必然不同，一个使命型政党（学者郑永年曾经把中国共产党定义为使命型政党，以区别于西方政党）担负领导国家的职责，这不是某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民意基础和现实需要。正如中国多次劝诫美国的那样，试图把对话政策目标定位为改造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美相互打交道并不是为了把对方改造成自己，更不是为了把对方打倒，而是为了寻求并扩大共同利益。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上的大国都面临着各种艰难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判断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以及未来前景的根本标准，在于有没有推动变革的意愿和能力。真正困扰大国的主要大党的，是如何面对一个被新技术日益改变了的、而又陷入极化状态的社会，发挥自己引领变革的作用。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的传记中曾经分析了继任者们会面临的系列挑战，包括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重新定义和控制自由的边界、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护政府的合法性等。作为一个智者，他预见到了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阶段结束之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起来了之后”，中国会面临的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加剧等难题，这些预见今天看来是非常准确的。
　　而在邓小平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这些挑战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上担负其大国责任和发挥领导者作用，反腐败方面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中，中国共产党又向人民承诺：未来十五年，全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相较于美国在全民医保、气候危机等议题上的政治分裂，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就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正如在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的问题不会从历史那里直接得到答案。比如傅高义说的自由的边界，今天在新技术世界呈现出的生态，就是过去从未碰见过的。未来，会有大量“陌生的工作”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回顾党的100年历史，无论是在农业大国建设工人阶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城市，还是1978年打开国门向欧美世界开放，哪一项工作一开始不是陌生的？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那么，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就必然要有全新的要求，有些可能也会极大冲击既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因此，坚定按照“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去做，就变得至关重要。
　　无论如何，对一个坚守初心的使命型政党来说，主流的政治文化是“责任文化”，这样的政党的成员，都应该是勇于担负责任的人，“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
　　只要能得到老百姓的真诚拥护，美国部分政治势力刻意制造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的做法就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