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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四环向北，换乘两次地铁，出站后坐两站公交，再下车步行1公里，其间要依次途经：皆自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与上地、“硅谷”白领们的家园回龙观，以及低收入高学历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和另两个村庄，才能抵达这段“魔幻现实主义”旅程的终点、中国最顶尖的科研机构之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这样隐秘的地理位置，也符合北生所谜一样的身份。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北生所”。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而相比“华大”高频率的媒体曝光度，人们只能在专业媒体上偶尔看到北生所又在“CNS”上发表论文的简短消息（CNS，指的是《科学》《自然》与《细胞》三大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王晓东。图/ 受访者提供
在创办北生所之前，王晓东这个来自河南新乡的中国男人，已经在达拉斯被美国南部的阳光将皮肤晒成了巧克力色。2004年，41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之一。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同样从美国归来的施一公的话说，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然而，王晓东一直很低调，低调到连百度百科里的“王晓东”这一词条，也是同名的一位内地厅级官员。当他的“小伙伴”施一公与北大生科院教授饶毅的一言一行都会登上报纸的新闻版面时，他却几乎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不写博客，也很少在国内各种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真正第一次将王晓东推到聚光灯下的，还是2011年“大嘴”饶毅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这篇文章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国最大的科学社区网络——科学网上获得了311人的推荐与212条评论，以至于该网站还为此开设了专题讨论。然而，王晓东本人对此依然保持了沉默。
今年9月，王晓东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的杰出科学家奖。基金会解释说，这是同时看重他的学术成就与科学领导力。在颁奖仪式上，王晓东首次对自己的行为做了一番注解：“在美国时，我的导师就教给我两句话，the first，you can’t change the world（首先，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the second，do the right things（其次，做正确的事）。所以一直以来，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
王晓东有一个天生适合演讲的嗓音，声音醇厚而富于磁性，语速慢且均匀。他总是穿一件半休闲半正式的卡其色外套，即使出席正式场合也不会换成笔挺的西装，也从不打领带。因此，新认识他的人们总会觉得，这样一位温和敦厚的谦谦君子，似乎更适合在环境相对单纯的美国生存，而不是在国内“混”。
但一些细节也“透露”出一个不一样的王晓东：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头雄狮；他爱看武侠小说，并戏称自己“王大胆儿”；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放弃美国已取得的一切回国从头来时，他慢吞吞而又笃定地说：“我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我可能受得州牛仔精神的影响，不怕推倒重来，有胆量。”
如果了解王晓东的过去，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这些话。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读博士后时，王晓东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他留在那里一直跟着做，将是一条安稳的成功之道。但王晓东却决定去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当助教，并选择了完全不同于他以往研究方向的哺乳动物细胞的凋亡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此，曾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的现清华大学教授鲁白评价说，年轻科学家往往急于出成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乐于做“短平快”的研究。但王晓东当时却选择了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并在5年后一鸣惊人。他在埃默里大学开启的研究，正是后来能够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关键。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而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的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2010年，王晓东全职回国担任所长。因此，北生所虽然是于2005年正式挂牌的，但实际上，王晓东已为之倾注了10年时光。
由于全盘拷贝IMCB，连北生所的设计都与本土建筑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所有的窗户都凹进墙壁很多，窗台很长。这是因为，新加坡的阳光很强且雨水充足，只有让窗户凹进去，才能避免雨打日晒。
“他们连这样的细节都照抄不误，可见当时，中国想要学习国外经验来改革的决心有多大。”王晓东笑着说。由于被当做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北生所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于体制内。它的监管机构，是由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等7部委与北京市政府联合成立的理事会，由科技部与北京市科委每年提供共约1亿?1.5亿的经费支持。因此，在成立之初，它提供给科学家的待遇颇具吸引力，也吸引来一批年轻的人才。
截至今年，北生所已在CNS上累计发表文章三十多篇，他们的论文几无例外地研究生命的机理机制，其成就已大大超过了它最初要模仿的对象IMCB。2012年，北生所王晓晨等4人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设立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在中国入选的7名科学家中占了一半席位。HHMI既是研究所又是基金会，在美国，是仅次于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第二大慈善机构。 “如果从科研角度来看，我是没有必要回来，但若能够带动一批年轻人，那我认为，回来可以发挥比在美国更多更大的作用。”王晓东说。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然而，更重要的是，李文辉自2007年来到北生所以来，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唯SCI论”“跑项目”的氛围里难以想象。
李文辉的自由，是北生所的独特机制所赋予的。王晓东用了一句与当过总统的捷克作家哈维尔同样的话，“要让年轻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有制度上的保障。由于政府的全额拨款支持，北生所的研究人员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外面申请各种各样的基金或项目。所里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以5年为一个周期。在5年内，每年的研究经费不用申请就如数下发。但5年后的考核用严格的国际同行匿名评估的办法，是不尽人情甚至是残酷的。所有科研设备的使用都奉行“谁先预约谁先使用”的原则，一律平等共享。在所里每周都举行的非正式学术交流会上，人们可以没有顾虑地直接向任何人提出质疑，但原则是“批评不出房间”。在北生所的网站上，凡是提到王晓东的新闻，对他的称呼都没有官衔，而仅仅是“博士”。“北生所没有人害怕王晓东。”鲁白这么说。
即使是招待来访的记者，王晓东也只是请吃盒饭。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边吃边聊时，他解释说，这间是所长办公室，所以稍微宽敞些。他自己的实验室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一样大。接着，他又像捡了个大便宜似地笑着说，“如果不用开会出差，呆在所里时，我这个所长还是比较闲的，没有人找我签字报销。因为我们的权力都已经制度化了。”
“做科学有一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总是不够，而科学资源总是向有成就的人倾斜。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历。”
王晓东说。所以，在应聘所长之时，他就在“竞选方案”的PPT上展示了一句话：“要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后来被他凝练成一句英文：empower young people（赋予年轻人能量）。自由即权力。他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年轻人自由地探索科学天地。
北生所实验室。图/ 受访者提供
“北生所今天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我10 年前的想象，同时，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会遇到那么多困难。我感觉就像是一句俗语所说的，‘炒房炒成了房东’”，王晓东说。
这10 年，为了北生所的发展，王晓东做了很多琐碎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都与他科学家的角色不相干，甚至与所长的身份也不符合。比如，不像清华、北大的教师子弟有校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北生所的研究人员大部分都从国外引进，他们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难题。前几年，北生所好不容易通过“共建”的形式，与海淀区一家小学达成协议。但不久，国家的新政策统一禁止了这类做法。于是，王晓东又得重新寻找别的解决办法。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他不愿再细说。不过，王晓东的朋友则透露，他“酒量还可以”。“起初，确实是如果有人要跟我喝酒，我就跟他们喝”，王晓东坦言。在国外生活久了的人，刚回国时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被海归们戏称为“脱傻”。王晓东一开始也曾尝试积极“脱傻”，但很快就想明白了，不能突破底线去做事，否则就丢掉了创办北生所的初衷。“所以我就不‘脱’了，傻就傻吧，酒也不喝了。”
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值得抨击或令人沮丧的。但王晓东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些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对自己的锻炼。此外，他还想得更多：“我们海外回来的人，往往喜欢批评国内，但其实，批评容易建设难。美国也有很多问题，它之所以走到今天，是有很多人默默地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那么，我们中国也需要有人这样长时间地做建设性工作。我自己感觉，现在国内大家似乎对谁都不满，对批评更有共鸣。这不是我成长时受到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北生所正面临着新的局面，在其开始创立的2003 年，中国政府对科研领域的投入是1539.6 亿元人民币，10 年后的2012 年，中国科研经费已增长到了10298.4 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10 年来，北生所的科研经费一直徘徊在1 亿多元，而中科院一个所一年的科研经费就可以达到几个亿。因此，当年北生所的优厚条件，在如今的大环境中，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近两年，一些从北生所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都跳槽去了别的地方。正是看到这一情况，饶毅才写了好几篇博客，为北生所鸣不平。他指出，北生所现在的处境是“既缺乏体制内的好处，又正在丧失体制外的优势”。
不过，王晓东倒看得很开，他认为对于做科研来说，钱太多了未必是好事，经费“将将够”就可以了，因为钱多的时候，人们都把精力放在怎么去设项目花钱上，反而不会潜下心来做科研。此外，在这种人员的自然流动与淘汰中，仍愿意来北生所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安心做科研的人，也是王晓东希望找到的人才。
到今年年底，王晓东的第二届所长任期就要到期了。对于北生所内部已经建立起来的良性科研环境与文化氛围，王晓东并不担心会因为他的离任而消失。然而，北生所有诸多“先天发育不良”，比如，在经费渠道与人员晋升等方面还有未理顺的问题。
在北京郊外偏远的“乡村”，王晓东站在这个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里，遥望主流科研体系的快速扩张之势，他依旧温和而坚韧，并且继续把自己的工作简化为一句话——“做正确的事”。
这样隐秘的地理位置，也符合北生所谜一样的身份。在中国，几乎99.99%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统，目前独立于这个庞大体制的，只有一南一北两家机构：一是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另一个就“北生所”。北生所的英文名称——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与其中文名字并不一致，这也暗示了它出身的复杂性。而相比“华大”高频率的媒体曝光度，人们只能在专业媒体上偶尔看到北生所又在“CNS”上发表论文的简短消息（CNS，指的是《科学》《自然》与《细胞》三大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在创办北生所之前，王晓东这个来自河南新乡的中国男人，已经在达拉斯被美国南部的阳光将皮肤晒成了巧克力色。2004年，41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之一。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同样从美国归来的施一公的话说，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
然而，王晓东一直很低调，低调到连百度百科里的“王晓东”这一词条，也是同名的一位内地厅级官员。当他的“小伙伴”施一公与北大生科院教授饶毅的一言一行都会登上报纸的新闻版面时，他却几乎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不写博客，也很少在国内各种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真正第一次将王晓东推到聚光灯下的，还是2011年“大嘴”饶毅的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这篇文章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国最大的科学社区网络——科学网上获得了311人的推荐与212条评论，以至于该网站还为此开设了专题讨论。然而，王晓东本人对此依然保持了沉默。
今年9月，王晓东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的杰出科学家奖。基金会解释说，这是同时看重他的学术成就与科学领导力。在颁奖仪式上，王晓东首次对自己的行为做了一番注解：“在美国时，我的导师就教给我两句话，the first，you can’t change the world（首先，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the second，do the right things（其次，做正确的事）。所以一直以来，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
“王大胆”归来
王晓东有一个天生适合演讲的嗓音，声音醇厚而富于磁性，语速慢且均匀。他总是穿一件半休闲半正式的卡其色外套，即使出席正式场合也不会换成笔挺的西装，也从不打领带。因此，新认识他的人们总会觉得，这样一位温和敦厚的谦谦君子，似乎更适合在环境相对单纯的美国生存，而不是在国内“混”。
但一些细节也“透露”出一个不一样的王晓东：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头雄狮；他爱看武侠小说，并戏称自己“王大胆儿”；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放弃美国已取得的一切回国从头来时，他慢吞吞而又笃定地说：“我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没意思了。我可能受得州牛仔精神的影响，不怕推倒重来，有胆量。”
如果了解王晓东的过去，就比较容易理解他的这些话。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读博士后时，王晓东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他留在那里一直跟着做，将是一条安稳的成功之道。但王晓东却决定去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当助教，并选择了完全不同于他以往研究方向的哺乳动物细胞的凋亡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此，曾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的现清华大学教授鲁白评价说，年轻科学家往往急于出成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乐于做“短平快”的研究。但王晓东当时却选择了一条并不好走的路，并在5年后一鸣惊人。他在埃默里大学开启的研究，正是后来能够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关键。
创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华裔科学家的倡议下而产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CB）为模板而建立的中国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2010年，王晓东全职回国担任所长。因此，北生所虽然是于2005年正式挂牌的，但实际上，王晓东已为之倾注了10年时光。
由于全盘拷贝IMCB，连北生所的设计都与本土建筑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所有的窗户都凹进墙壁很多，窗台很长。这是因为，新加坡的阳光很强且雨水充足，只有让窗户凹进去，才能避免雨打日晒。
“他们连这样的细节都照抄不误，可见当时，中国想要学习国外经验来改革的决心有多大。”王晓东笑着说。由于被当做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北生所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于体制内。它的监管机构，是由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等7部委与北京市政府联合成立的理事会，由科技部与北京市科委每年提供共约1亿?1.5亿的经费支持。因此，在成立之初，它提供给科学家的待遇颇具吸引力，也吸引来一批年轻的人才。
截至今年，北生所已在CNS上累计发表文章三十多篇，他们的论文几无例外地研究生命的机理机制，其成就已大大超过了它最初要模仿的对象IMCB。2012年，北生所王晓晨等4人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设立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在中国入选的7名科学家中占了一半席位。HHMI既是研究所又是基金会，在美国，是仅次于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第二大慈善机构。 “如果从科研角度来看，我是没有必要回来，但若能够带动一批年轻人，那我认为，回来可以发挥比在美国更多更大的作用。”王晓东说。
“免于恐惧的自由”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 然而，更重要的是，李文辉自2007年来到北生所以来，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唯SCI论”“跑项目”的氛围里难以想象。
李文辉的自由，是北生所的独特机制所赋予的。王晓东用了一句与当过总统的捷克作家哈维尔同样的话，“要让年轻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有制度上的保障。由于政府的全额拨款支持，北生所的研究人员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外面申请各种各样的基金或项目。所里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以5年为一个周期。在5年内，每年的研究经费不用申请就如数下发。但5年后的考核用严格的国际同行匿名评估的办法，是不尽人情甚至是残酷的。所有科研设备的使用都奉行“谁先预约谁先使用”的原则，一律平等共享。在所里每周都举行的非正式学术交流会上，人们可以没有顾虑地直接向任何人提出质疑，但原则是“批评不出房间”。在北生所的网站上，凡是提到王晓东的新闻，对他的称呼都没有官衔，而仅仅是“博士”。“北生所没有人害怕王晓东。”鲁白这么说。
即使是招待来访的记者，王晓东也只是请吃盒饭。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边吃边聊时，他解释说，这间是所长办公室，所以稍微宽敞些。他自己的实验室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一样大。接着，他又像捡了个大便宜似地笑着说，“如果不用开会出差，呆在所里时，我这个所长还是比较闲的，没有人找我签字报销。因为我们的权力都已经制度化了。”
“做科学有一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总是不够，而科学资源总是向有成就的人倾斜。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历。”
王晓东说。所以，在应聘所长之时，他就在“竞选方案”的PPT上展示了一句话：“要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后来被他凝练成一句英文：empower young people（赋予年轻人能量）。自由即权力。他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年轻人自由地探索科学天地。
难以“脱傻”
“北生所今天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我10 年前的想象，同时，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会遇到那么多困难。我感觉就像是一句俗语所说的，‘炒房炒成了房东’”，王晓东说。
这10 年，为了北生所的发展，王晓东做了很多琐碎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都与他科学家的角色不相干，甚至与所长的身份也不符合。比如，不像清华、北大的教师子弟有校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北生所的研究人员大部分都从国外引进，他们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难题。前几年，北生所好不容易通过“共建”的形式，与海淀区一家小学达成协议。但不久，国家的新政策统一禁止了这类做法。于是，王晓东又得重新寻找别的解决办法。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他不愿再细说。不过，王晓东的朋友则透露，他“酒量还可以”。“起初，确实是如果有人要跟我喝酒，我就跟他们喝”，王晓东坦言。在国外生活久了的人，刚回国时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被海归们戏称为“脱傻”。王晓东一开始也曾尝试积极“脱傻”，但很快就想明白了，不能突破底线去做事，否则就丢掉了创办北生所的初衷。“所以我就不‘脱’了，傻就傻吧，酒也不喝了。”
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值得抨击或令人沮丧的。但王晓东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些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对自己的锻炼。此外，他还想得更多：“我们海外回来的人，往往喜欢批评国内，但其实，批评容易建设难。美国也有很多问题，它之所以走到今天，是有很多人默默地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那么，我们中国也需要有人这样长时间地做建设性工作。我自己感觉，现在国内大家似乎对谁都不满，对批评更有共鸣。这不是我成长时受到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北生所正面临着新的局面，在其开始创立的2003 年，中国政府对科研领域的投入是1539.6 亿元人民币，10 年后的2012 年，中国科研经费已增长到了10298.4 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10 年来，北生所的科研经费一直徘徊在1 亿多元，而中科院一个所一年的科研经费就可以达到几个亿。因此，当年北生所的优厚条件，在如今的大环境中，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近两年，一些从北生所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都跳槽去了别的地方。正是看到这一情况，饶毅才写了好几篇博客，为北生所鸣不平。他指出，北生所现在的处境是“既缺乏体制内的好处，又正在丧失体制外的优势”。
不过，王晓东倒看得很开，他认为对于做科研来说，钱太多了未必是好事，经费“将将够”就可以了，因为钱多的时候，人们都把精力放在怎么去设项目花钱上，反而不会潜下心来做科研。此外，在这种人员的自然流动与淘汰中，仍愿意来北生所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安心做科研的人，也是王晓东希望找到的人才。
到今年年底，王晓东的第二届所长任期就要到期了。对于北生所内部已经建立起来的良性科研环境与文化氛围，王晓东并不担心会因为他的离任而消失。然而，北生所有诸多“先天发育不良”，比如，在经费渠道与人员晋升等方面还有未理顺的问题。
在北京郊外偏远的“乡村”，王晓东站在这个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里，遥望主流科研体系的快速扩张之势，他依旧温和而坚韧，并且继续把自己的工作简化为一句话——“做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