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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曾连续上演了两幕“削藩”的活剧。两剧的导演，一是建文帝朱允炆，一是永乐帝朱棣。建文“削藩”，激起“靖难之变”，刀光剑影，干戈扰攘，结果皇冠落地，江山易主；永乐“削藩”，从容不迫，谈笑之间，恶藩被削，众王俯首。同样是“削藩”，为何结局竟有天壤之别?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问号。
明太祖大封藩王
1368年，朱元璋在硝烟弥漫中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大明王朝，改元洪武，史称洪武皇帝、明太祖。初登大宝的喜悦，并未冲淡朱元璋对巩固新政权的思虑。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全面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中，作为巩固明王朝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将诸子封藩建国。
皇子分封，古已有之。鉴于历代地方分裂割据和叛乱给中央皇权造成巨大威胁，使朱元璋下决心要为朱家的大明王朝建立道道巩固的藩篱，而最牢固的藩篱当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朱元璋曾亲身参加过反元斗争，亲眼目睹元末军阀一个个拥兵自重，元朝中央政权孤立无援，最后仓皇北遁的惨况。元朝灭亡的事实，给了朱元璋一个错误的启示，以为实行了诸子封藩，中央王朝一旦危难之时，藩王就能提兵解困，勤王济危。所以他反复告谕群臣：天下这么大，必须建立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如今诸子既长，应该各有其爵封，分镇诸国。这样做，决不是私其所亲，而是为了长治久安之计。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诸子分封问题上，朱元璋大大失策了。他忘了汉代吴楚“七国之乱”及西晋“八王之死”，这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祸乱，其根源就是分封。当时一个叫叶伯巨的书生冒着杀身灭族之祸，上书明太祖，坚决反对分封，尖锐地指出：“分封蝓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但朱元璋竟把这忠言谠论视为要离间皇帝与皇子之间的骨肉亲情。偏见导致固执，固执发展为专横，诸子分封终于在他手中完成了，而叶伯巨也为此送了性命。
洪武一朝分别在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六年进行了3次大分封。朱元璋有26个儿子和1个皇孙，除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幼子朱楠出生逾月夭折未及分封外，实际分封了25位藩王。
为了使藩王能够起到“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作用，朱元璋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按规定，王府设三护卫，护卫甲士少则三千，多则可达万人。其实，这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分封在北方边塞诸王，因为要防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卷土重来，都拥有重兵和相当大的军事统率权，甚至连国公勋臣都受其节制。而且朱元璋还规定，一旦朝中出现奸臣，则所有亲王都要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诸王则统领镇兵讨平之。这样，诸王的权力和责任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71岁的朱元璋大驾西归。他满以为诸子封藩为明王朝的大厦立下了一块长治久安的基石，却怎么也不会想到，此举恰恰给明王朝埋下了祸根。
建文帝“削藩”的悲剧
皇太子朱标本可以幸运继位，可是天不假其年，偏偏先其父而死，于是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驾崩，朱允炆便以皇太孙身份继承大统，翌年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明惠帝。当时诸王在朱允炆面前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之言行，朱允炆不能不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一日，他在东角门问太常卿黄子澄：“诸叔父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汉平“七国之乱”事为对，首次提出削夺诸王的建议。朱允炆闻之大喜曰：“吾获是谋无虑。”他把十分棘手的藩王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就决定了他在今后的“削藩”中只能采取简单的做法。
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后，兵部尚书齐泰及黄子澄针对诸王“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一致建议削藩，这与朱允炆一拍即合。当时鲁王、秦王、晋王已先后在洪武朝病故，只剩下燕、代、肃、辽、庆、宁、谷等七王，强藩之首数燕王。故齐泰认为“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但黄子澄却以为，燕王久有准备，削夺很难一举成功，周王与燕王是同母兄弟，手足情深，不如先削周王，翦除燕王手足，然后再削燕就容易了。朱允炆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于是，“削藩”的帷幕拉开了。
既然要先除周王，于是就有人上告周王企图谋反。周王封于开封，建文不作任何调查，就命曹国公李景隆以率兵备边为名，假道开封，突围王府，逮捕周王。建文先将其流放云南蒙化，后又召还，将其禁锢京师。
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下诏“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正式向世人宣布削夺藩王军权。
不久，湘王朱柏“伪造宝钞事件”被揭发，又有人告发其招士买马，欲谋反，建文乃令将士伪装成商旅，将兵器藏于车薪中，直趋荆州，并包围王宫。朱柏知道大祸临头，而且又无以自明，乃与宫人痛饮泣别，然后阖宫自焚。封于青州的齐王朱樽，平时在藩国内多行不法，也有人告其企图谋反，建文将其召至京师，废为庶人，与朱棣共同禁锢。代王朱桂在封国中贪虐不法，朝廷时有所闻。建文采纳方孝孺策，令代王与其同母兄蜀王朱椿共处，朱椿素以贤藩闻名，建文企图使朱椿感化朱桂，后见收效不大，乃将其废为庶人，并幽于大同。接着，西平侯讨晟又上告云南岷王朱椴之过，建文又削其护卫，将其废为庶人，并迁徙漳州。
连削周、湘、齐、代、岷五王之后，下一步“削藩”所向，必指燕王。燕王朱棣早就看清了朝廷的意图，他当然不甘束手待毙，一直在积极准备起兵。又网罗术人异士，为其出谋划策。他还在府中深挖地穴，并建造重屋，围以高墙厚壁，日夜赶造军器。为掩人耳目，他令蓄养大群鹅鸭，以聒噪之声来掩盖打造军器的响声。
燕王反迹暴露无遗，建文密令先期派往监视朱棣的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叛变，反向燕王告密。朱棣决定誓师起兵，号称“靖难军”(即平定国难之师)。在誓师大会上，他慷慨陈词：
“今幼主嗣位，信任奸臣，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绪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死。不得已者，又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
燕王起兵固然是因其早有觊觎皇位之心，但建文对燕王的“削藩”又给他的起兵制造了口实。
当时在北方诸王中，最能与燕王抗衡的就是大宁宁王朱权和广宁辽王朱植。建文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正统地位争取二王的支持，以牵制乃至打击燕王。关键取决于建文对二王的信任程度，恰恰在这方面建文失策了。他听信朝中庸臣的建议，惟恐二王与燕王联合，使人召朱权至京师。五王的连续被削、被禁，不能不使朱权怀疑此行凶多吉少，乃不至京师，建文就下诏削其三护卫。这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后来燕王正是利用宁王与朝廷的矛盾，略施小技，就拉拢了宁王，大大增加了燕王的力量。“靖难”兵起，建文又召辽王朱植，辽王奉命渡海归朝，这一举动本身就已表明了他忠于朝廷的心迹。但建文又未利用他对朝廷的忠心而委以牵制燕兵的重任，反而恐其为燕联合，不让其回广宁，而将其改封荆州，这又无疑解除了燕王的后顾之忧。建文的疑心病，造成他在宁王、辽王问题上的一再失误，其后果是严重的。
燕王起兵，建文“削藩”竟成泡影。战火弥漫了4个年头，朝廷方面由于用人不当，指挥失误，终于节节败退。狂澜即倒，回天无力。建文四年（1402年），燕师兵临京城(今南京)，受命守卫金川门的谷王，见建文大势已去，首先开门迎降，燕师浩浩荡荡开进京城。这时宫中突然火起，朱棣急令灭火，大火扑灭后，朱允炆不知所终，一说自焚，一说潜逃，总之以悲剧而告终。燕王朱棣终于登上皇位，改元永乐，史称永乐皇帝、明成祖。
明太祖大封藩王
1368年，朱元璋在硝烟弥漫中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大明王朝，改元洪武，史称洪武皇帝、明太祖。初登大宝的喜悦，并未冲淡朱元璋对巩固新政权的思虑。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全面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中，作为巩固明王朝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将诸子封藩建国。
皇子分封，古已有之。鉴于历代地方分裂割据和叛乱给中央皇权造成巨大威胁，使朱元璋下决心要为朱家的大明王朝建立道道巩固的藩篱，而最牢固的藩篱当然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朱元璋曾亲身参加过反元斗争，亲眼目睹元末军阀一个个拥兵自重，元朝中央政权孤立无援，最后仓皇北遁的惨况。元朝灭亡的事实，给了朱元璋一个错误的启示，以为实行了诸子封藩，中央王朝一旦危难之时，藩王就能提兵解困，勤王济危。所以他反复告谕群臣：天下这么大，必须建立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如今诸子既长，应该各有其爵封，分镇诸国。这样做，决不是私其所亲，而是为了长治久安之计。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诸子分封问题上，朱元璋大大失策了。他忘了汉代吴楚“七国之乱”及西晋“八王之死”，这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祸乱，其根源就是分封。当时一个叫叶伯巨的书生冒着杀身灭族之祸，上书明太祖，坚决反对分封，尖锐地指出：“分封蝓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但朱元璋竟把这忠言谠论视为要离间皇帝与皇子之间的骨肉亲情。偏见导致固执，固执发展为专横，诸子分封终于在他手中完成了，而叶伯巨也为此送了性命。
洪武一朝分别在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六年进行了3次大分封。朱元璋有26个儿子和1个皇孙，除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幼子朱楠出生逾月夭折未及分封外，实际分封了25位藩王。
为了使藩王能够起到“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作用，朱元璋赋予了他们很大的权力。按规定，王府设三护卫，护卫甲士少则三千，多则可达万人。其实，这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分封在北方边塞诸王，因为要防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卷土重来，都拥有重兵和相当大的军事统率权，甚至连国公勋臣都受其节制。而且朱元璋还规定，一旦朝中出现奸臣，则所有亲王都要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诸王则统领镇兵讨平之。这样，诸王的权力和责任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71岁的朱元璋大驾西归。他满以为诸子封藩为明王朝的大厦立下了一块长治久安的基石，却怎么也不会想到，此举恰恰给明王朝埋下了祸根。
建文帝“削藩”的悲剧
皇太子朱标本可以幸运继位，可是天不假其年，偏偏先其父而死，于是朱标之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驾崩，朱允炆便以皇太孙身份继承大统，翌年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明惠帝。当时诸王在朱允炆面前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之言行，朱允炆不能不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一日，他在东角门问太常卿黄子澄：“诸叔父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汉平“七国之乱”事为对，首次提出削夺诸王的建议。朱允炆闻之大喜曰：“吾获是谋无虑。”他把十分棘手的藩王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就决定了他在今后的“削藩”中只能采取简单的做法。
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后，兵部尚书齐泰及黄子澄针对诸王“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一致建议削藩，这与朱允炆一拍即合。当时鲁王、秦王、晋王已先后在洪武朝病故，只剩下燕、代、肃、辽、庆、宁、谷等七王，强藩之首数燕王。故齐泰认为“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但黄子澄却以为，燕王久有准备，削夺很难一举成功，周王与燕王是同母兄弟，手足情深，不如先削周王，翦除燕王手足，然后再削燕就容易了。朱允炆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于是，“削藩”的帷幕拉开了。
既然要先除周王，于是就有人上告周王企图谋反。周王封于开封，建文不作任何调查，就命曹国公李景隆以率兵备边为名，假道开封，突围王府，逮捕周王。建文先将其流放云南蒙化，后又召还，将其禁锢京师。
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下诏“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正式向世人宣布削夺藩王军权。
不久，湘王朱柏“伪造宝钞事件”被揭发，又有人告发其招士买马，欲谋反，建文乃令将士伪装成商旅，将兵器藏于车薪中，直趋荆州，并包围王宫。朱柏知道大祸临头，而且又无以自明，乃与宫人痛饮泣别，然后阖宫自焚。封于青州的齐王朱樽，平时在藩国内多行不法，也有人告其企图谋反，建文将其召至京师，废为庶人，与朱棣共同禁锢。代王朱桂在封国中贪虐不法，朝廷时有所闻。建文采纳方孝孺策，令代王与其同母兄蜀王朱椿共处，朱椿素以贤藩闻名，建文企图使朱椿感化朱桂，后见收效不大，乃将其废为庶人，并幽于大同。接着，西平侯讨晟又上告云南岷王朱椴之过，建文又削其护卫，将其废为庶人，并迁徙漳州。
连削周、湘、齐、代、岷五王之后，下一步“削藩”所向，必指燕王。燕王朱棣早就看清了朝廷的意图，他当然不甘束手待毙，一直在积极准备起兵。又网罗术人异士，为其出谋划策。他还在府中深挖地穴，并建造重屋，围以高墙厚壁，日夜赶造军器。为掩人耳目，他令蓄养大群鹅鸭，以聒噪之声来掩盖打造军器的响声。
燕王反迹暴露无遗，建文密令先期派往监视朱棣的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朱棣。谁知张信叛变，反向燕王告密。朱棣决定誓师起兵，号称“靖难军”(即平定国难之师)。在誓师大会上，他慷慨陈词：
“今幼主嗣位，信任奸臣，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绪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死。不得已者，又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
燕王起兵固然是因其早有觊觎皇位之心，但建文对燕王的“削藩”又给他的起兵制造了口实。
当时在北方诸王中，最能与燕王抗衡的就是大宁宁王朱权和广宁辽王朱植。建文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正统地位争取二王的支持，以牵制乃至打击燕王。关键取决于建文对二王的信任程度，恰恰在这方面建文失策了。他听信朝中庸臣的建议，惟恐二王与燕王联合，使人召朱权至京师。五王的连续被削、被禁，不能不使朱权怀疑此行凶多吉少，乃不至京师，建文就下诏削其三护卫。这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后来燕王正是利用宁王与朝廷的矛盾，略施小技，就拉拢了宁王，大大增加了燕王的力量。“靖难”兵起，建文又召辽王朱植，辽王奉命渡海归朝，这一举动本身就已表明了他忠于朝廷的心迹。但建文又未利用他对朝廷的忠心而委以牵制燕兵的重任，反而恐其为燕联合，不让其回广宁，而将其改封荆州，这又无疑解除了燕王的后顾之忧。建文的疑心病，造成他在宁王、辽王问题上的一再失误，其后果是严重的。
燕王起兵，建文“削藩”竟成泡影。战火弥漫了4个年头，朝廷方面由于用人不当，指挥失误，终于节节败退。狂澜即倒，回天无力。建文四年（1402年），燕师兵临京城(今南京)，受命守卫金川门的谷王，见建文大势已去，首先开门迎降，燕师浩浩荡荡开进京城。这时宫中突然火起，朱棣急令灭火，大火扑灭后，朱允炆不知所终，一说自焚，一说潜逃，总之以悲剧而告终。燕王朱棣终于登上皇位，改元永乐，史称永乐皇帝、明成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