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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南岸区的黄山处于奇峰幽谷之间，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1939年，蒋介石的官邸即在黄山之中，名为“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式的三层楼房。
4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官邸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召见。被召见对象有5人，身份非常特殊，为新近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新四军联络参谋。带领他们前往委员长官邸的是时为军委会别动总队中将总队长康泽。
军令部长徐永昌的
特殊定义
从蒋介石的一席话中，可以看出这批联络参谋所负的使命以及他们必须关心的内容。当然亦可从中读出蒋介石对新四军可能失控的担心。
蒋介石还特别强调：“大家去新四军，一定要做到能久住。因为你能久住，那他们的一切，一定都明白了。久住不仅仅是坐在司令部里，更要随时下团、下连联络，不要显得太幼稚，被人家看不起，甚至被人家赶走。如果让他们把你赶走，那你的工作就全部失败了。”
康泽赶紧表态说：“请委员长放心，鄙职一定具体落实，严格要求。”康泽俨然已是这批联络参谋的管理者。
蒋介石说完后便径直离去。
接着何应钦又讲了一通，大体按照蒋介石的意思重复一遍。不过他特别严肃地强调一条纪律：“以后无命令绝对不准回来，严禁自由往返。”何应钦还说到一个细节：“发电报就用新四军的电台，不准自带电台去。自带电台，一定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加重大家的工作困难。”关于组织系统，何应钦明确指出：“先去上饶向第三战区报到，听从顾祝同的指挥。”
之后，徐永昌命军令部总务厅给联络参谋及其副官、传令兵各发了半年薪饷，还发了出差费、交通费、办公费、手枪、子弹、军用地图等。
这次直接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对联络参谋们来说是一种“殊荣”。而更主要的是，他们对“联络”的内涵有了清晰的理解。
到任初期的联络参谋
还显得比较公正
5月的山城，一派春的气息。正是在这样浓浓的春意中，联络参谋们奉命前往江西三战区报到。离开重庆前，康泽专门在家中设宴为他们送行。
战时交通之难，让这些联络参谋们深有感触。他们一路延宕，抵江西上饶三战区时，不觉已是9月。从四川到江西竟然走了4个月，这令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十分不快，见面后就指责联络参谋们行动迟缓，效率低下，要求他们尽快到职，随时报告情况。为了便于联系，顾祝同还给5个联络参谋委派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的虚职。
在联络参谋们前往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时，队伍中又多了一人，他叫陈淡如，是顾祝同特意派到新四军军部的第三战区中校联络参谋，他的职能是直接负责第三战区与新四军的“联络”工作。
联络参谋们到三战区只是履行了一个报到手续，随即便向安徽行进。在大后方松散惯了的他们，并没有顾祝同那样的紧迫感。他们从上饶到了屯溪以后，又上黄山游览多日，10月中旬才到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
安徽泾县位于皖南山区，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山峦叠嶂、松竹青翠、蜿蜒小溪、流水潺潺。面对如此秀丽的风景，经过长途跋涉的联络参谋们自然有心旷神怡般的感觉。
新四军军长叶挺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地在军部接见了这批来自大后方的联络参谋。在表示欢迎的同时，叶挺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组建以及挺进敌后抗日的情况。叶挺说：“希望你们到各支队多看看，了解新四军战士们的战斗、生活情况，发挥好新四军与友军以及与重庆之间的桥梁作用。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是抗日把我们联结到了一起，我们要多做有利于抗日的事。”
叶挺的坦诚和真挚以及对抗日所充满的信心，给联络参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之后，联络参谋们在袁国平的带领下，参观了军部机关和泾县小镇的皖南风情。当日，叶挺专门设宴为联络参谋们洗尘。
在军部数日，与新四军指战员的接触，联络参谋们能感受到新四军对他们诚恳的合作态度、工作上提供的种种便利以及生活上给予的照顾，联络参谋们很受感动。月底，赴新四军各支队的联络参谋由军部派出警卫队一路安全护送到职。
联络参谋们在新四军期间，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经常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作战部门每天提供敌我态势和战斗情况，供他们编写发往重庆和上饶的《战斗旬报》，如何编写则不予干涉。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营连去考察，可以与驻地各界人士沟通；遇有摩擦事件，还请他们去实地调查，参与处理。应当说，联络参谋们初到新四军时，对新四军的看法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
及时地将新四军的情况报告给重庆当局是联络参谋的重要任务，他们对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有目共睹，能够很客观地将这方面的战况向上反映。这既是因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关系还比较好，也是因为军事当局需要了解真实的作战情况。同时，日军入侵，大敌当前，即使是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联络参谋，只要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在前线目睹新四军不畏牺牲，英勇作战，也不能不持肯定的态度。
驻新四军第三支队的联络参谋孟繁伦曾编制过3张新四军游击战绩年度统计表。统计表分为作战次数、缴获、爆破、俘虏和敌我双方伤亡人数6大项。其中统计之细，很有点力求详尽的样子。他还在1939年的统计表上写了一段附记，这段附记很值得一读：
“本军系担任游击任务，其部队多深入敌后，有时因敌情紧张，便于袭扰敌人，履行任务，甚至一营一连在游击区内均须分散行动，因此与后方通讯联络不如其他部队之便捷。同时物质艰苦，交通工具缺乏，联络线往往无形中断。基于此种困难，故历次战斗仅凭电报扼要转达，内容诸多简略，各种数字亦止于概数而已。至月终统计报告，皆赖徒步送达，每递送一次则须通过数道封锁，辗转需时月余。因之每月统计仅能依据电报汇成，而此表则系根据各部队按月详报统计，数字与战况均确实，故与以往月报略有出入。特此说明。”
从这篇附记中，可以读出这位联络参谋的责任意识，不厌其烦、不厌其难地将掌握的数字统计、发出。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情况。
当时在华中地区，国共摩擦时有发生，联络参谋们便有着报告事件真相的责任。1939年，新四军一支队在一次对日军作战后的转移过程中，有3名战士被国民党镇江县长庄梅芳手下谋害。此事件直接导致区域态势的紧张，新四军一支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以慰牺牲者，当时形势确实有些剑拔弩张。
新四军一支队的联络参谋许建华是这一事件前后演变的目击者，他随即将事件的过程以及自己的建议通过电报形式报告军令部。此电报发于1939年11月29日，内容为：
“该支队所属部队屡次与现镇江县县长庄梅芳发生摩擦，均电冷副总指挥就地解决。最近复因庚佳两日该部在延陵九里山与敌激战不支，于灰日转移，有战士王晓和等3人落伍，经高庄时被镇江县县长之士众谋害有据，群情激愤，有即报复势。拟请将该县长更调，以免发生纠纷。”
电报中所说的冷副总指挥是指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显然许建华对这一事件的表述还是比较客观的，而且建议也是得当的。
12月3日，军令部复电许建华说：“所请更调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以平息纠纷等情，仰商冷副总指挥核办可也。”当日，闻知此事件后的蒋介石给冷欣发电报，直接过问此事：“查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有无更调必要，希核办具报。”一名县长的调动令蒋介石亲自过问，显然非同一般。
接电后的冷欣未敢懈怠，但他本身即是庄梅芳挑起反共摩擦的直接后台，岂能打自己板子?于是在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他先对新四军江南部队诬蔑一通，然后称：“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系本党忠实党员，抗战前在党部工作，现突予更换，不但助长该部气焰，抑且引起误会而影响民众趋向，故拟暂不更换。”
蒋介石闻报后亦顺水推舟，复电冷欣：“查所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不宜更换等情，准如所拟办理。”
一桩残杀新四军战士的公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次事件处理的结果虽然不如人意，但作为联络参谋的许建华还是表现出比较客观的姿态。但这种姿态仅仅维持在联络参谋到任初期，许建华的电报就是他到职才一个月时发出的。不久，这种状况即发生了变化。
返回重庆述职
背后隐藏着很深的阴谋
1940年的春天，丝毫感受不到春的气息。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将反共的重点逐步从华北转到华中，对新四军步步进逼，力图“制裁”、“剪除”、“剿灭”、“肃清”，为此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密令，拟定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联络参谋们的态度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们对新四军的联络也相应变成了对新四军的“监视”。
国民党军事当局曾有“皓电”和“齐电”，诬蔑新四军有四项“非法行动”，即：“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这些诬蔑之词与联络参谋们的报告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联络参谋向军令部等发出的报告都是通过新四军的电台，因为他们没有另外配备电台。这也是为了体现“联络”，防止新四军生疑。据称这一要求是蒋介石直接规定的，联络参谋们不得不执行，但却感到实际操作起来很为难。特别是对新四军不利的一些情况的报告如何操作，让他们费尽心机。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另备密码，所以军令部给他们各发了一本“央密”，康泽另给他们各发了一本“络密”，途经上饶时，第三战区的情报室又给了一本密码。但他们怕引起新四军的警惕，轻易不敢使用这3种密码，大多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新四军的“通密”。他们离开重庆前曾与军令部游击科科长乔茂材约定：用“通密”发的电报，凡开头有“钧鉴”两字的，就表示全不可信，是为了迷惑新四军而发的；凡最后有“为祷”两字的，表示有一半可靠；只有直称“部次长徐熊”(即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熊斌)的电报，才是可信的。
尽管备有多种密码，玩了这些花招，要用新四军的电台发出关于新四军的情报，联络参谋们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所以他们还要设法另找电台。倪志操曾到驻安徽寿县的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处，调查颜部与新四军的摩擦事件，他一到那里，就用颜的电台发了一份电报，向军令部和康泽报告新四军在江北的扩编情况。后来，倪志操又到驻合肥的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用那里的电台发过情报。
1940年5月，军令部电令联络参谋返回重庆述职。当然，“述职”的背后隐藏着很深的阴谋。此前的3月，国民党在《中央提示案》中，以调整全国军队作战地区为名，将八路军、新四军都调到黄河以北。为了应对中共对这一决定的反弹，及时掌握八路军、新四军的动向，这就需要向联络参谋们面授机宜。
在新四军中的联络参谋于7月抵达重庆。这时的重庆已经骄阳似火，闷热异常。联络参谋们对这种环境的变化显然有些不适应。根据要求，他们分别向军令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和康泽作工作报告以及阐述对新四军的印象。
秋天，军令部对联络参谋进行了调整，吕鲲替换卢碧湖，毛光远替代许建华。新的联络参谋们很快便由康泽带领，直接去军事委员会办公楼听取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交代任务。由于面临着新的背景和新的任务，所以何应钦特别强调：
“大家的中心任务是各随派驻部队渡江渡河，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不得逗留后方。大家要对派驻部队的长官加强联络，督促他们早些遵命开拔，全部开拔。如有不肯开拔或只开拔一部分的情况，要尽力查明，迅即详细密电报告。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只在司令部里联络，只求人事上的协调。”
这次，联络参谋的任务更加具体、明确，事实上就是督促新四军按照所谓的命令北移。
联络参谋们奉命离开重庆已是深秋。再次出发时，队伍中又多一人，即闻援。他是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少校联络参谋。这是在军令部和第三战区之外的集团军联络参谋，他同样有着重要的使命。
当时，国民党当局除了要求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外，还在加紧策划消灭新四军。除在原皖南的5个师兵力以外，又从浙东等地紧急调来3个师，形成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重重包围。如此众多的部队，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当时在皖南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让这个川军将领担当如此“重任”，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认为不适宜，他们选中了反共坚决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10月初特地将他从江西抚州调到皖南徽州，接着又移驻紧靠新四军军部的宁国。上官云相完全清楚，他到皖南来并不是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而是对付被称为“友军”的新四军，自然急需了解新四军的实力和动向。顾祝同以调整皖南部署为名向蒋介石报告，拟将新四军划归上官云相指挥。蒋介石遂复电批准。这样，上官云相就既有需要又有理由把联络参谋派到新四军去了。
皖南事变导致
联络参谋的历史划上句号
联络参谋们到达第三战区所在地江西上饶时已是12月下旬了。顾祝同很生气，见面第一句话就责问为何迟到。也难怪顾祝同着急，这时包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一场罪恶的血腥屠杀即将开始，急需联络参谋们各就各位。顾祝同急招他们训话：“大家此次前去，任务重大，必须各随部队，切实工作，不可再逗留后方，贻误军机。明天拿我手令去交通处调拨汽车，到达后即来电报。”
联络参谋们在战区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知道此时非彼时，不能懈怠，遂领命而行，经屯溪到达太平县境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所。他们得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已于1月4日出发北移，于是又前进数十里，到达第一四四师师部。这时，皖南事变即将爆发，联络参谋们得知当局的作战计划，考虑到自身安全，认为如这时去新四军，等于投入包围圈中，打起仗来，子弹不认人；但是如果不去，又怕康泽和顾祝同追究。他们遂决定给叶挺军长发一个电报，探明情况，再定行止。
叶挺军长当即复电：“现在本军已遭包围，希暂不来军部。”联络参谋得此电报，如释重负，就以这个复电作为不得不滞留第一四四师的理由，向军令部、康泽和顾祝同分别作了报告，并得到认可。
皖南事变以后，军令部和康泽命令联络参谋留在第三战区工作，或任作战参谋，或任政训室主任。他们参与了对新四军分散突围人员的搜捕以及对新四军被捕人员的迫害。
倒是第三战区所派联络参谋陈淡如没有在回重庆述职之列，他一直随新四军行动。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云岭北移，国民党军阻击新四军北移的紧急情报不时报至军部。袁国平要陈淡如与新四军一起行动，并对他说，如遇到友军(国民党军)袭击，尚可请他以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名义加以劝阻。陈淡如无辞推托，只得依允。也许他已知新四军此去将面临灭顶之灾，或是认为新四军有意扣押他作“人质”，竟长叹数声，说：“我参加政治10多年，一生奔走，惟知报国。这一时期，我奔走于长官部及各友军之间，其任务亦属如此。今竟不能力挽狂澜，心中实在惭愧。如此次能免难，今后当告休回家，吃大米饭，不再过问政治。”
陈淡如随新四军司令部人员一起行动，新四军方面还特为他备了轿子。新四军在转移途中，国民党军对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向陈淡如告之此情，陈面色如灰，当即表示，新四军方面如已有枪毙他的决定，请早早执行。言罢，泪如雨下。林告诉说，新四军并无他意，其生命安全绝对保证。陈淡如回过神后，即乞纸笔，草拟一电报稿致顾祝同，意欲斡旋两军停止军事冲突，并写家书一封请新四军方面帮助发出。
以后林植夫在《皖南事变亲历记》中对此曾有记述：“5日在茂林，军部派我去招待陈淡如。我仍然很耐心地和他谈话。他身上长着疥疮，我到军医处找人替他治疗，还陪他下象棋。不知何时他写好了一份给三战区的电报稿，内容是主张团结，反对同新四军摩擦。他要求我把这份电报发出去。我知道他这是怕我们杀他，故意写这份电报来讨好的。我实在看不起他这种手腕，但仍然把电报稿交给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他看毕一笑，便搁入衣袋中去了，自然这份电报是不会发出去的。我想即使发出去，到时候陈淡如也不会认账的，反而会说是新四军假借他的名义发出去的。这种人怕死，此时要他通电反对蒋介石，为了保命，他也会照办的。”
在随后的几天内，国民党军对新四军攻击越趋猛烈，新四军伤亡惨重。陈淡如随军部行动既脱不了身，又担心在战乱中被打死。新四军领导见让陈淡如跟着也不可能有任何帮助，故决定让其自动离开。陈淡如临行时与新四军领导人道谢而别。陈淡如回三战区后，竟谎称花了许多钱收买了新四军哨兵才逃回的。
陈淡如回归，意味着国民党联络参谋在新四军的历史划上了句号。之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但国民党军事当局既已“撤销”新四军番号，再派联络参谋自然无从谈起。
4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官邸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召见。被召见对象有5人，身份非常特殊，为新近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新四军联络参谋。带领他们前往委员长官邸的是时为军委会别动总队中将总队长康泽。
军令部长徐永昌的
特殊定义
从蒋介石的一席话中，可以看出这批联络参谋所负的使命以及他们必须关心的内容。当然亦可从中读出蒋介石对新四军可能失控的担心。
蒋介石还特别强调：“大家去新四军，一定要做到能久住。因为你能久住，那他们的一切，一定都明白了。久住不仅仅是坐在司令部里，更要随时下团、下连联络，不要显得太幼稚，被人家看不起，甚至被人家赶走。如果让他们把你赶走，那你的工作就全部失败了。”
康泽赶紧表态说：“请委员长放心，鄙职一定具体落实，严格要求。”康泽俨然已是这批联络参谋的管理者。
蒋介石说完后便径直离去。
接着何应钦又讲了一通，大体按照蒋介石的意思重复一遍。不过他特别严肃地强调一条纪律：“以后无命令绝对不准回来，严禁自由往返。”何应钦还说到一个细节：“发电报就用新四军的电台，不准自带电台去。自带电台，一定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加重大家的工作困难。”关于组织系统，何应钦明确指出：“先去上饶向第三战区报到，听从顾祝同的指挥。”
之后，徐永昌命军令部总务厅给联络参谋及其副官、传令兵各发了半年薪饷，还发了出差费、交通费、办公费、手枪、子弹、军用地图等。
这次直接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对联络参谋们来说是一种“殊荣”。而更主要的是，他们对“联络”的内涵有了清晰的理解。
到任初期的联络参谋
还显得比较公正
5月的山城，一派春的气息。正是在这样浓浓的春意中，联络参谋们奉命前往江西三战区报到。离开重庆前，康泽专门在家中设宴为他们送行。
战时交通之难，让这些联络参谋们深有感触。他们一路延宕，抵江西上饶三战区时，不觉已是9月。从四川到江西竟然走了4个月，这令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十分不快，见面后就指责联络参谋们行动迟缓，效率低下，要求他们尽快到职，随时报告情况。为了便于联系，顾祝同还给5个联络参谋委派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的虚职。
在联络参谋们前往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时，队伍中又多了一人，他叫陈淡如，是顾祝同特意派到新四军军部的第三战区中校联络参谋，他的职能是直接负责第三战区与新四军的“联络”工作。
联络参谋们到三战区只是履行了一个报到手续，随即便向安徽行进。在大后方松散惯了的他们，并没有顾祝同那样的紧迫感。他们从上饶到了屯溪以后，又上黄山游览多日，10月中旬才到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
安徽泾县位于皖南山区，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山峦叠嶂、松竹青翠、蜿蜒小溪、流水潺潺。面对如此秀丽的风景，经过长途跋涉的联络参谋们自然有心旷神怡般的感觉。
新四军军长叶挺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地在军部接见了这批来自大后方的联络参谋。在表示欢迎的同时，叶挺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组建以及挺进敌后抗日的情况。叶挺说：“希望你们到各支队多看看，了解新四军战士们的战斗、生活情况，发挥好新四军与友军以及与重庆之间的桥梁作用。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是抗日把我们联结到了一起，我们要多做有利于抗日的事。”
叶挺的坦诚和真挚以及对抗日所充满的信心，给联络参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之后，联络参谋们在袁国平的带领下，参观了军部机关和泾县小镇的皖南风情。当日，叶挺专门设宴为联络参谋们洗尘。
在军部数日，与新四军指战员的接触，联络参谋们能感受到新四军对他们诚恳的合作态度、工作上提供的种种便利以及生活上给予的照顾，联络参谋们很受感动。月底，赴新四军各支队的联络参谋由军部派出警卫队一路安全护送到职。
联络参谋们在新四军期间，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经常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作战部门每天提供敌我态势和战斗情况，供他们编写发往重庆和上饶的《战斗旬报》，如何编写则不予干涉。他们可以到任何一个营连去考察，可以与驻地各界人士沟通；遇有摩擦事件，还请他们去实地调查，参与处理。应当说，联络参谋们初到新四军时，对新四军的看法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
及时地将新四军的情况报告给重庆当局是联络参谋的重要任务，他们对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有目共睹，能够很客观地将这方面的战况向上反映。这既是因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关系还比较好，也是因为军事当局需要了解真实的作战情况。同时，日军入侵，大敌当前，即使是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联络参谋，只要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性，在前线目睹新四军不畏牺牲，英勇作战，也不能不持肯定的态度。
驻新四军第三支队的联络参谋孟繁伦曾编制过3张新四军游击战绩年度统计表。统计表分为作战次数、缴获、爆破、俘虏和敌我双方伤亡人数6大项。其中统计之细，很有点力求详尽的样子。他还在1939年的统计表上写了一段附记，这段附记很值得一读：
“本军系担任游击任务，其部队多深入敌后，有时因敌情紧张，便于袭扰敌人，履行任务，甚至一营一连在游击区内均须分散行动，因此与后方通讯联络不如其他部队之便捷。同时物质艰苦，交通工具缺乏，联络线往往无形中断。基于此种困难，故历次战斗仅凭电报扼要转达，内容诸多简略，各种数字亦止于概数而已。至月终统计报告，皆赖徒步送达，每递送一次则须通过数道封锁，辗转需时月余。因之每月统计仅能依据电报汇成，而此表则系根据各部队按月详报统计，数字与战况均确实，故与以往月报略有出入。特此说明。”
从这篇附记中，可以读出这位联络参谋的责任意识，不厌其烦、不厌其难地将掌握的数字统计、发出。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情况。
当时在华中地区，国共摩擦时有发生，联络参谋们便有着报告事件真相的责任。1939年，新四军一支队在一次对日军作战后的转移过程中，有3名战士被国民党镇江县长庄梅芳手下谋害。此事件直接导致区域态势的紧张，新四军一支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以慰牺牲者，当时形势确实有些剑拔弩张。
新四军一支队的联络参谋许建华是这一事件前后演变的目击者，他随即将事件的过程以及自己的建议通过电报形式报告军令部。此电报发于1939年11月29日，内容为：
“该支队所属部队屡次与现镇江县县长庄梅芳发生摩擦，均电冷副总指挥就地解决。最近复因庚佳两日该部在延陵九里山与敌激战不支，于灰日转移，有战士王晓和等3人落伍，经高庄时被镇江县县长之士众谋害有据，群情激愤，有即报复势。拟请将该县长更调，以免发生纠纷。”
电报中所说的冷副总指挥是指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显然许建华对这一事件的表述还是比较客观的，而且建议也是得当的。
12月3日，军令部复电许建华说：“所请更调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以平息纠纷等情，仰商冷副总指挥核办可也。”当日，闻知此事件后的蒋介石给冷欣发电报，直接过问此事：“查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有无更调必要，希核办具报。”一名县长的调动令蒋介石亲自过问，显然非同一般。
接电后的冷欣未敢懈怠，但他本身即是庄梅芳挑起反共摩擦的直接后台，岂能打自己板子?于是在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他先对新四军江南部队诬蔑一通，然后称：“镇江县县长庄梅芳系本党忠实党员，抗战前在党部工作，现突予更换，不但助长该部气焰，抑且引起误会而影响民众趋向，故拟暂不更换。”
蒋介石闻报后亦顺水推舟，复电冷欣：“查所报镇江县县长庄梅芳不宜更换等情，准如所拟办理。”
一桩残杀新四军战士的公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次事件处理的结果虽然不如人意，但作为联络参谋的许建华还是表现出比较客观的姿态。但这种姿态仅仅维持在联络参谋到任初期，许建华的电报就是他到职才一个月时发出的。不久，这种状况即发生了变化。
返回重庆述职
背后隐藏着很深的阴谋
1940年的春天，丝毫感受不到春的气息。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将反共的重点逐步从华北转到华中，对新四军步步进逼，力图“制裁”、“剪除”、“剿灭”、“肃清”，为此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密令，拟定了一个又一个计划。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联络参谋们的态度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们对新四军的联络也相应变成了对新四军的“监视”。
国民党军事当局曾有“皓电”和“齐电”，诬蔑新四军有四项“非法行动”，即：“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这些诬蔑之词与联络参谋们的报告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联络参谋向军令部等发出的报告都是通过新四军的电台，因为他们没有另外配备电台。这也是为了体现“联络”，防止新四军生疑。据称这一要求是蒋介石直接规定的，联络参谋们不得不执行，但却感到实际操作起来很为难。特别是对新四军不利的一些情况的报告如何操作，让他们费尽心机。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另备密码，所以军令部给他们各发了一本“央密”，康泽另给他们各发了一本“络密”，途经上饶时，第三战区的情报室又给了一本密码。但他们怕引起新四军的警惕，轻易不敢使用这3种密码，大多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新四军的“通密”。他们离开重庆前曾与军令部游击科科长乔茂材约定：用“通密”发的电报，凡开头有“钧鉴”两字的，就表示全不可信，是为了迷惑新四军而发的；凡最后有“为祷”两字的，表示有一半可靠；只有直称“部次长徐熊”(即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熊斌)的电报，才是可信的。
尽管备有多种密码，玩了这些花招，要用新四军的电台发出关于新四军的情报，联络参谋们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所以他们还要设法另找电台。倪志操曾到驻安徽寿县的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处，调查颜部与新四军的摩擦事件，他一到那里，就用颜的电台发了一份电报，向军令部和康泽报告新四军在江北的扩编情况。后来，倪志操又到驻合肥的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用那里的电台发过情报。
1940年5月，军令部电令联络参谋返回重庆述职。当然，“述职”的背后隐藏着很深的阴谋。此前的3月，国民党在《中央提示案》中，以调整全国军队作战地区为名，将八路军、新四军都调到黄河以北。为了应对中共对这一决定的反弹，及时掌握八路军、新四军的动向，这就需要向联络参谋们面授机宜。
在新四军中的联络参谋于7月抵达重庆。这时的重庆已经骄阳似火，闷热异常。联络参谋们对这种环境的变化显然有些不适应。根据要求，他们分别向军令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和康泽作工作报告以及阐述对新四军的印象。
秋天，军令部对联络参谋进行了调整，吕鲲替换卢碧湖，毛光远替代许建华。新的联络参谋们很快便由康泽带领，直接去军事委员会办公楼听取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交代任务。由于面临着新的背景和新的任务，所以何应钦特别强调：
“大家的中心任务是各随派驻部队渡江渡河，到达指定作战地区，不得逗留后方。大家要对派驻部队的长官加强联络，督促他们早些遵命开拔，全部开拔。如有不肯开拔或只开拔一部分的情况，要尽力查明，迅即详细密电报告。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只在司令部里联络，只求人事上的协调。”
这次，联络参谋的任务更加具体、明确，事实上就是督促新四军按照所谓的命令北移。
联络参谋们奉命离开重庆已是深秋。再次出发时，队伍中又多一人，即闻援。他是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派驻新四军军部的少校联络参谋。这是在军令部和第三战区之外的集团军联络参谋，他同样有着重要的使命。
当时，国民党当局除了要求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外，还在加紧策划消灭新四军。除在原皖南的5个师兵力以外，又从浙东等地紧急调来3个师，形成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重重包围。如此众多的部队，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当时在皖南的最高指挥官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让这个川军将领担当如此“重任”，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认为不适宜，他们选中了反共坚决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10月初特地将他从江西抚州调到皖南徽州，接着又移驻紧靠新四军军部的宁国。上官云相完全清楚，他到皖南来并不是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而是对付被称为“友军”的新四军，自然急需了解新四军的实力和动向。顾祝同以调整皖南部署为名向蒋介石报告，拟将新四军划归上官云相指挥。蒋介石遂复电批准。这样，上官云相就既有需要又有理由把联络参谋派到新四军去了。
皖南事变导致
联络参谋的历史划上句号
联络参谋们到达第三战区所在地江西上饶时已是12月下旬了。顾祝同很生气，见面第一句话就责问为何迟到。也难怪顾祝同着急，这时包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一场罪恶的血腥屠杀即将开始，急需联络参谋们各就各位。顾祝同急招他们训话：“大家此次前去，任务重大，必须各随部队，切实工作，不可再逗留后方，贻误军机。明天拿我手令去交通处调拨汽车，到达后即来电报。”
联络参谋们在战区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知道此时非彼时，不能懈怠，遂领命而行，经屯溪到达太平县境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指挥所。他们得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已于1月4日出发北移，于是又前进数十里，到达第一四四师师部。这时，皖南事变即将爆发，联络参谋们得知当局的作战计划，考虑到自身安全，认为如这时去新四军，等于投入包围圈中，打起仗来，子弹不认人；但是如果不去，又怕康泽和顾祝同追究。他们遂决定给叶挺军长发一个电报，探明情况，再定行止。
叶挺军长当即复电：“现在本军已遭包围，希暂不来军部。”联络参谋得此电报，如释重负，就以这个复电作为不得不滞留第一四四师的理由，向军令部、康泽和顾祝同分别作了报告，并得到认可。
皖南事变以后，军令部和康泽命令联络参谋留在第三战区工作，或任作战参谋，或任政训室主任。他们参与了对新四军分散突围人员的搜捕以及对新四军被捕人员的迫害。
倒是第三战区所派联络参谋陈淡如没有在回重庆述职之列，他一直随新四军行动。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云岭北移，国民党军阻击新四军北移的紧急情报不时报至军部。袁国平要陈淡如与新四军一起行动，并对他说，如遇到友军(国民党军)袭击，尚可请他以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名义加以劝阻。陈淡如无辞推托，只得依允。也许他已知新四军此去将面临灭顶之灾，或是认为新四军有意扣押他作“人质”，竟长叹数声，说：“我参加政治10多年，一生奔走，惟知报国。这一时期，我奔走于长官部及各友军之间，其任务亦属如此。今竟不能力挽狂澜，心中实在惭愧。如此次能免难，今后当告休回家，吃大米饭，不再过问政治。”
陈淡如随新四军司令部人员一起行动，新四军方面还特为他备了轿子。新四军在转移途中，国民党军对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向陈淡如告之此情，陈面色如灰，当即表示，新四军方面如已有枪毙他的决定，请早早执行。言罢，泪如雨下。林告诉说，新四军并无他意，其生命安全绝对保证。陈淡如回过神后，即乞纸笔，草拟一电报稿致顾祝同，意欲斡旋两军停止军事冲突，并写家书一封请新四军方面帮助发出。
以后林植夫在《皖南事变亲历记》中对此曾有记述：“5日在茂林，军部派我去招待陈淡如。我仍然很耐心地和他谈话。他身上长着疥疮，我到军医处找人替他治疗，还陪他下象棋。不知何时他写好了一份给三战区的电报稿，内容是主张团结，反对同新四军摩擦。他要求我把这份电报发出去。我知道他这是怕我们杀他，故意写这份电报来讨好的。我实在看不起他这种手腕，但仍然把电报稿交给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他看毕一笑，便搁入衣袋中去了，自然这份电报是不会发出去的。我想即使发出去，到时候陈淡如也不会认账的，反而会说是新四军假借他的名义发出去的。这种人怕死，此时要他通电反对蒋介石，为了保命，他也会照办的。”
在随后的几天内，国民党军对新四军攻击越趋猛烈，新四军伤亡惨重。陈淡如随军部行动既脱不了身，又担心在战乱中被打死。新四军领导见让陈淡如跟着也不可能有任何帮助，故决定让其自动离开。陈淡如临行时与新四军领导人道谢而别。陈淡如回三战区后，竟谎称花了许多钱收买了新四军哨兵才逃回的。
陈淡如回归，意味着国民党联络参谋在新四军的历史划上了句号。之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但国民党军事当局既已“撤销”新四军番号，再派联络参谋自然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