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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焦虑不仅仅是中国家长们心头永远的痛，也是“全球共此凉热”，尤其是在亚洲，补习班文化一直非常盛行，日本、韩国、泰国都曾有或者仍然有非常庞大的补习班产业。
中国儿童中心和腾讯联合发布的《2021未成年人互联网兴趣洞察报告》显示，有88.7%的00后上过学科类辅导班，人均2.1个。他们每天上学科类辅导班所花费的时间平时为平均2.1小时，周末为2.6小时。
日本和韩国情况如何？日韩管理课外补习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有何启示？
2018年，韩国Top 1的现象级爆款剧集名为《天空之城》，这是一部以“韩国高考”为背景，讲述几个中产家庭为送孩子上名校的黑色喜剧。这部剧在韩国引发空前关注，甚至刷新了“封神剧”《请回答1988》创下的收视纪录。
“天空（SKY）”其实是韩国三所顶级大学的首字母：S代表首尔大学，K代表高丽大学，Y代表延世大学。《天空之城》让韩国社会出现了大批和剧集里类似的补习班，美国NBC也计划将其翻拍成美剧，毕竟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心中的痛。
跨文化的共鸣也发生在中国，这部剧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8，国内网友将其戏称为“高考恐怖片”，但很治愈，“手里的高考真题都香了”。因为对比之下，中国高考和补习班还属于“普通模式”，韩国才是“地狱模式”。
与中国大学招生分数几乎是唯一标准不同，韩国大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招生权。这意味着只是高考分数高还不够，家长们不仅要搞好高中期间的校内表现评价，还要提前规划，为孩子增加各种社会实践、课外活动、文体特长等，这种压力可想而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曾经直接取缔了校外教育培训行业。于是，韩国的补习班开始从地上转入地下，出现了大量“别墅补习班”和1对1家教，但这意味着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对课外培训热“一刀切”并不会给课外辅导降温，反而促成新的培训需求，加深了教育的阶级化差异。于是，在中下层家庭的强烈要求之下，2000年，韩国政府决定放开校外培训，于是这个产业再次蓬勃发展起来。
据《韩国日报》报道，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是著名的“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这条街上的各种补习班多达1057家，占江南区所有补习班数量的近一半，每年创造约20萬亿韩元的“补习班经济”。而且大峙洞补习班可不是想上就能上的。每到报名季，家长们都需要通宵排队拿号。
据韩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韩国学生人均补习费用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初中生的人均费用首次超过了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6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属于最高水平。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迅猛发展、生育率较高的时期，全社会对人才的渴求，也带来了家长们普遍对高学历的追逐，课外辅导需求量激增，也带来“学习塾”行业的繁荣。
时隔16年推出的两部日剧《龙樱》和《龙樱2》，就讲述了日本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高考故事。这16年间，日本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从应试教育到宽松教育，再到在两者之间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的更优方案。
当年大热的日剧《龙樱》（又名《东大特训班》）虽然是一部很热血的励志燃剧，但也侧面反映出真实的应试教育氛围和当时日本全社会对“名校”的崇拜。因此这部剧中，樱木老师的很多略显偏激的名言，直到今天还时常被引用，也几乎能让任何一个经历过高考的中国观众找到共鸣。
“考试权利是现在日本仅存的唯一平等，至少它不看钱、不看脸、不看背景。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通过这一次机会，进行一次阶层的跃升，甚至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唯一一次。”
“这个社会的规则就是由那些读了名校赢得了名声和财富的人制定的，如果你想改变人生、改变社会，那就必须从挑战这个规则开始。”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在分数决定学校的模式下，为了应试，高强度的填鸭式教育成为主流。不过，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逐步暴露，年轻人都成为了“做题机器”，而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宽松教育。
但宽松教育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开始“躺平”，尤其是当他们目睹勤劳的父亲也失业，大量年轻人不愿奋斗，陷入“学习又能如何”的颓废想法中。
于是，2008年开始，日本又开始脱离宽松教育。通过进行新教改，日本学校开始增加授课时间，高度重视数理化、英语和编程教育，同时还对高等学校的招考进行了改革，不再 “一考定生死”，也不再只有一座“独木桥”，形成了考试方法多样化、评价尺度多元化的大学招生制度。而这一切改变，被认为都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人才需求。
于是，在《龙樱2》中，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于《龙樱》的名言：
“如果你们不学习，没有任何疑问和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只是遵守着制度一味地工作，那么一辈子只能做牛马，而不是一个健全的人。”
“分数、考学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人才是。”
此外，日本也通过一系列法规规范“学习塾”的经营，如不得误导宣传、从业者资格需严格调查等。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来，日本“学习塾”产业的机构数据、从业人数和总营业额已经趋于平稳。
“跟国际上比较起来，中国的教育权力相对集中，这就很难提供满足多样性需求的条件和资源。我的基本看法是政府提供均质、多样性的保障，同时开发建设多样性的教育资源，针对不同的家庭满足不同的需求。关键在于要改变教育评价体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储朝晖透露，在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专家们在2005年到2010年对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进行了反复比较和研究。
“韩国虽然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韩国的补习教育一直很强大。但是，日本就解决得更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补习班的盛行，欧美国家很少有‘提分’培训，而更多是兴趣培养。”储朝晖说。
储朝晖认为，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核心只有一个，谁要掌握这个权力。“是中国的高考更公平，还是世界各国高校‘招考分离’的录取模式更公平？”他说。
“招考分离”是指进行统一考试，但将招生的权力放到各个高校，不进行一分一级的排名，这种观点在国内也讨论过多年，但主要阻力来自这样的观点：高考虽然不完美，但还是相对公平。如果高校自主招生，可能加剧“寒门难出贵子”“县城再无清北”，还有可能滋生腐败。
储朝晖认为，高校招生可能会有腐败，但这不是因为自主招生引起的，而是整个社会还存在腐败的根基。“不应该因为担心暗箱操作和腐败就放弃改革。如果能在招生上建立一个相对公开透明专业的制度，本身也是引领社会消除腐败的一个突破点。”他说。
储朝晖建议建立一套“牛吃草”的平衡机制，即如同草原上放牛那样，每所学校相当于一头牛，它们总会在尽可能的范围里找最好的草吃，各校也会招收他们认为素质较好的学生，这样在总体上就能避免计划体制下各地因指标分配不均造成的招生不公平。
而现有的计划招生体制将高校分成一个个隔栏，考生分成一个个隔栏，在隔栏内的高校不能招隔栏外的学生。
最后，储朝晖也建议家长和学生们要重新认识高考。
“过去，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只是少数人，确实对改变人的命运的作用更大。但现在，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大学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因此，高考只是从事某一项职业或者进入某一个行业的一个台阶，帮助你拓宽视野、去寻找新的空间，不能够马上改变人的命运。”储朝晖说。
中国儿童中心和腾讯联合发布的《2021未成年人互联网兴趣洞察报告》显示，有88.7%的00后上过学科类辅导班，人均2.1个。他们每天上学科类辅导班所花费的时间平时为平均2.1小时，周末为2.6小时。
日本和韩国情况如何？日韩管理课外补习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有何启示？
“别墅补习班”到“天空之城”，韩国补习班才是“地狱模式”
2018年，韩国Top 1的现象级爆款剧集名为《天空之城》，这是一部以“韩国高考”为背景，讲述几个中产家庭为送孩子上名校的黑色喜剧。这部剧在韩国引发空前关注，甚至刷新了“封神剧”《请回答1988》创下的收视纪录。
“天空（SKY）”其实是韩国三所顶级大学的首字母：S代表首尔大学，K代表高丽大学，Y代表延世大学。《天空之城》让韩国社会出现了大批和剧集里类似的补习班，美国NBC也计划将其翻拍成美剧，毕竟教育也是美国中产心中的痛。
跨文化的共鸣也发生在中国，这部剧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8，国内网友将其戏称为“高考恐怖片”，但很治愈，“手里的高考真题都香了”。因为对比之下，中国高考和补习班还属于“普通模式”，韩国才是“地狱模式”。
与中国大学招生分数几乎是唯一标准不同，韩国大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招生权。这意味着只是高考分数高还不够，家长们不仅要搞好高中期间的校内表现评价，还要提前规划，为孩子增加各种社会实践、课外活动、文体特长等，这种压力可想而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曾经直接取缔了校外教育培训行业。于是，韩国的补习班开始从地上转入地下，出现了大量“别墅补习班”和1对1家教，但这意味着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对课外培训热“一刀切”并不会给课外辅导降温，反而促成新的培训需求，加深了教育的阶级化差异。于是，在中下层家庭的强烈要求之下，2000年，韩国政府决定放开校外培训，于是这个产业再次蓬勃发展起来。
据《韩国日报》报道，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是著名的“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这条街上的各种补习班多达1057家，占江南区所有补习班数量的近一半，每年创造约20萬亿韩元的“补习班经济”。而且大峙洞补习班可不是想上就能上的。每到报名季，家长们都需要通宵排队拿号。
据韩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韩国学生人均补习费用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初中生的人均费用首次超过了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6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属于最高水平。
改革宽松教育和大学招考下，日本“学习塾”趋于平稳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历了经济迅猛发展、生育率较高的时期，全社会对人才的渴求，也带来了家长们普遍对高学历的追逐，课外辅导需求量激增，也带来“学习塾”行业的繁荣。
时隔16年推出的两部日剧《龙樱》和《龙樱2》，就讲述了日本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高考故事。这16年间，日本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从应试教育到宽松教育，再到在两者之间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的更优方案。
当年大热的日剧《龙樱》（又名《东大特训班》）虽然是一部很热血的励志燃剧，但也侧面反映出真实的应试教育氛围和当时日本全社会对“名校”的崇拜。因此这部剧中，樱木老师的很多略显偏激的名言，直到今天还时常被引用，也几乎能让任何一个经历过高考的中国观众找到共鸣。
“考试权利是现在日本仅存的唯一平等，至少它不看钱、不看脸、不看背景。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通过这一次机会，进行一次阶层的跃升，甚至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唯一一次。”
“这个社会的规则就是由那些读了名校赢得了名声和财富的人制定的，如果你想改变人生、改变社会，那就必须从挑战这个规则开始。”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在分数决定学校的模式下，为了应试，高强度的填鸭式教育成为主流。不过，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逐步暴露，年轻人都成为了“做题机器”，而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宽松教育。
但宽松教育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开始“躺平”，尤其是当他们目睹勤劳的父亲也失业，大量年轻人不愿奋斗，陷入“学习又能如何”的颓废想法中。
于是，2008年开始，日本又开始脱离宽松教育。通过进行新教改，日本学校开始增加授课时间，高度重视数理化、英语和编程教育，同时还对高等学校的招考进行了改革，不再 “一考定生死”，也不再只有一座“独木桥”，形成了考试方法多样化、评价尺度多元化的大学招生制度。而这一切改变，被认为都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人才需求。
于是，在《龙樱2》中，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于《龙樱》的名言：
“如果你们不学习，没有任何疑问和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只是遵守着制度一味地工作，那么一辈子只能做牛马，而不是一个健全的人。”
“分数、考学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人才是。”
此外，日本也通过一系列法规规范“学习塾”的经营，如不得误导宣传、从业者资格需严格调查等。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来，日本“学习塾”产业的机构数据、从业人数和总营业额已经趋于平稳。
教育焦虑“全球共此凉热”，“中国方案”如何破题？
“跟国际上比较起来，中国的教育权力相对集中，这就很难提供满足多样性需求的条件和资源。我的基本看法是政府提供均质、多样性的保障，同时开发建设多样性的教育资源，针对不同的家庭满足不同的需求。关键在于要改变教育评价体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储朝晖透露，在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专家们在2005年到2010年对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进行了反复比较和研究。
“韩国虽然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韩国的补习教育一直很强大。但是，日本就解决得更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补习班的盛行，欧美国家很少有‘提分’培训，而更多是兴趣培养。”储朝晖说。
储朝晖认为，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核心只有一个，谁要掌握这个权力。“是中国的高考更公平，还是世界各国高校‘招考分离’的录取模式更公平？”他说。
“招考分离”是指进行统一考试，但将招生的权力放到各个高校，不进行一分一级的排名，这种观点在国内也讨论过多年，但主要阻力来自这样的观点：高考虽然不完美，但还是相对公平。如果高校自主招生，可能加剧“寒门难出贵子”“县城再无清北”，还有可能滋生腐败。
储朝晖认为，高校招生可能会有腐败，但这不是因为自主招生引起的，而是整个社会还存在腐败的根基。“不应该因为担心暗箱操作和腐败就放弃改革。如果能在招生上建立一个相对公开透明专业的制度，本身也是引领社会消除腐败的一个突破点。”他说。
储朝晖建议建立一套“牛吃草”的平衡机制，即如同草原上放牛那样，每所学校相当于一头牛，它们总会在尽可能的范围里找最好的草吃，各校也会招收他们认为素质较好的学生，这样在总体上就能避免计划体制下各地因指标分配不均造成的招生不公平。
而现有的计划招生体制将高校分成一个个隔栏，考生分成一个个隔栏，在隔栏内的高校不能招隔栏外的学生。
最后，储朝晖也建议家长和学生们要重新认识高考。
“过去，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只是少数人，确实对改变人的命运的作用更大。但现在，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大学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因此，高考只是从事某一项职业或者进入某一个行业的一个台阶，帮助你拓宽视野、去寻找新的空间，不能够马上改变人的命运。”储朝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