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接手筹建上交所，是诸多机缘巧合。”尉文渊这样开始回忆当年建立上交所的情景。
　　1989年年中，30多岁的尉文渊放弃了审计署处长的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个消息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时任行长龚浩成知晓后，他让人捎信给尉文渊，“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
　　龚浩成与尉文渊的交集是在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简称上海财大）。那时，尉文渊是学生骨干，深得时任副院长的龚浩成喜爱。此时尉文渊重回上海，而龚浩成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位爱徒。“老师召唤，岂敢怠慢”，尉文渊于是就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
　　筹建上交所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浦东开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小平同志，我们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邓小平当时说：“好啊，你们干嘛。”1989年12月，朱镕基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是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由龚浩成等三人组成“上交所筹建小组”，办事机构设立在人行上海分行，而具体执行机构则是金融行政管理处。
　　上交所的设立迫在眉睫。1990年6月8日，朱镕基宣布：上交所将在年内开业。因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将在1990年12月率领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访问上海，朱镕基希望代表团出席上交所开业典礼。
　　筹备时间只有半年，1990年6月下旬，尉文渊向人行上海分行的领导透露一个愿望，是不是可以让我去筹建上交所？一拍即合，时年35岁的尉文渊挑起了这副前途未卜的担子，当年7月3日，他履新上交所筹备小组组长。
　　刚接手上交所筹建之时，交易所在尉文渊的脑子里只是电影《子夜》中的片段，它究竟该怎样运行、管理？构建怎样的机制？一切都是空白，但尉文渊心中有个基本准则：要建交易所，就要建一个高标准的交易所。

白纸上的“梦中情人”

　　毛泽东形容新中国建设基础时，用了“一穷二白”一词，而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建立实际也是如此，穷的是硬件，白的是软件。
　　万事开头难。在经历过刚开始的迷茫之后，尉文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先要有一个交易大厅。按照他的说法，有了交易大厅，就会有各种场景的想象，各种设备的需求，就会使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具象。所以，筹建上交所就从交易大厅的寻找开始了。
　　按照龚浩成的要求，这个交易大厅应当放在黄浦区。这里不仅是上海金融聚集区，而且有外滩这个标志性的时代印记。
　　当然，在尉文渊的心中，交易大厅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说不清。
　　但就是这个虚幻的形象和标准折磨着尉文渊，让他跑遍上海这一区域所有可能带有大厅的场地，包括卖火车票、卖船票、卖邮票的地方，他甚至考察过当时上海南外滩、55路公交车终点站对面商业储运公司的仓库，那个地方离十六铺的粪码头不远。“我们筹备小组就在附近办公，一到夏天，上海爱刮东南风，办公室空气就很不好，必须关窗。” 尉文渊说。
　　也许又是机缘巧合。上海大厦一位副总经理听说尉文渊正在满外滩寻找大房子，便托人带信。当时，上海大厦旗下的浦江饭店经营非常困难，希望能找到大客户物尽其用。尉文渊刻不容缓地去看了，“真够破烂的，又黄又旧，穹顶像块破席子都快塌下来了。”
　　但是尉文渊仔细一看，墙是大理石和汉白玉构件，孔雀厅作为中堂精致典雅，圆形穹顶残破中暗透气派。这座有着近150年历史的饭店，是全上海最早使用煤气、安装电灯、使用自来水的地方，罗素、爱因斯坦等一批国际名流都曾下榻于此。
　　“就是她了。”尉文渊一阵兴奋，“没见到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梦中情人’长啥样子，直到你见到了，才知道就是她。”多年后讲起这段经历，尉文渊仍是满脸兴奋，但当时他还是有点忐忑，因为浦江饭店不在黄浦区，而在与黄浦区一河之隔的虹口区，自己相中的“媳妇”，“婆婆”会认账吗？
　　费尽口舌征得了龚浩成同意，尉文渊如释重负。浦江饭店，尉文渊踏破铁鞋要找的那个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诞生之地。
　　接下来的工作则是该如何装点她，让一个破败的饭店不仅变成自己的“梦中情人”，也变成千千万万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大众情人”。

领先全球的电脑交易

　　场地有了，交易体系如何构建？用怎样的方式构建？尉文渊试图超越已经使用计算机的纳斯达克，建立一个计算机自动交易系统，一并完成信息传输、信息披露、交割清算。不到半年时间，要完成如此之大的创新，谈何容易。
　　“直到开业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做用户界面。”尉文渊记忆深刻。
　　也许又是巧合，就在这个时候尉文渊偶遇上海财大信息系的朱快蕾老师，正是朱老师组织信息系的老师和同学，包括上海财大助教谢玮和刘兰娟夫妇，一起开发了上交所第一套计算机交易撮合系统。
　　“‘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基本交易规则是明晰的，但人家做编程之前我需要向人家提供整个交易流程的设计规划。”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负责编程的谢玮提出一系列问题：股票代码如何设置？编码规则是什么……当然，这些具体问题都要有规则，如果开始不为未来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那交易所走不了几步就需要回头解决“历史问题”。
　　尉文渊举了一个例子，股票代码6开头、6位数是受上海电话号码升位的启发，这样的股票代码编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还有标准化的证券买卖委托单、交割单也是我们借鉴当年的银行储蓄单据设计出来的。”这样一点一滴地拼，一点一滴地凑，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尉文渊他们硬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想象过的图画。
　　1990年，中国还处在物资短缺的时期，很多东西都是定量供应。当时筹备上交所的时候，电话号就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电话终端的数量对交易所非常重要，但当时上交所只申请到了30个电话号码。
　　怎么办？朱镕基来了，距离上交所开市还有16天。1990年12月3日，朱镕基来到浦江飯店视察交易所的筹建情况。正是这次视察，朱镕基责令上海市政府全力以赴支持交易所建设，包括申请电话号码等等。“多亏是12月3日朱镕基来视察，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尉文渊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如期举行，朱镕基以及北京赶来的人民银行领导出席，而那个如约前来的香港大型贸易代表团也站在出席典礼的人群当中，当开市的锣声敲响，全球唯一的股票电脑撮合系统跳出第一笔成功交易的结果之后，“电脑技术人员都跳起来了”，而尉文渊却因为一双不合脚的鞋磨破了他的一只脚，发着烧敲响了开市第一锣。
　　现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正在不断丰富，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骤然提速， 2019年7月上交所科创板开市，建立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再下一城。
　　（本文为《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的报道）
　　编辑：孙庭阳 suntingyang@ceweekl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