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0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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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60年为一甲子,2010年,新中国进入“第二个甲子”;也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启动之年,又是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求之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研究者,围绕科学发展这条主线,深化研究,开拓了诸多有价值的分析视角和创新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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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本年度的党史研究以这些纪念活动为重点展开,公开发表了不少颇有特点和学术价值的党史论著,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学习理论,学习领导讲话,学习会议精神,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什么”,也就是掌握主要内容,领会精神实质;第二个是“为什么”,也就是重要性、必要性,意义、作用;第三个是“怎么做”,也就是学以致用,用科学理论来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的实际效果。在此,我仅就党史工作者应该怎么做,谈几点认识。
聂荣臻元帅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有关指示仍然言犹在耳。忆当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所历经的种种坎坷,最终打开了军工产品国产化的大门,走上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我们可以说,没有聂荣臻元帅的领导和教谕,中国的导弹事业不知要推迟到哪一年才能发展。我从1956年开始,到因年事已高而退居二线,一直受聂元帅的教导和关怀,很多情节,至今历历在目。谨缅述一二以表怀念。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近年来个案研究在中共党史领域引发了一些争议。事实上,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非黑白对立,个案研究也不等同于“碎片化”研究。切实的个案研究不仅不会带来困扰,相反还会成为推动中共党史学知识重构的有效路径。
1963年8月成立的史学“反修组”,主要承担撰写史学“反修”文章、编译苏联“修正主义”史学相关资料,以及为中苏边界谈判提供历史资料等任务。这一史学界的“反修”举措,充分体现出“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应被忽视的学术成果。本文力图通过梳理档案、比对亲历者回忆等方式,对史学“反修组”的发展沿革和运作情况进行初步探讨,并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60年代“反修”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独特面貌。
十月革命的爆发将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苏俄成为在华中外基督徒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20年代,少数基督徒已认可苏俄革命的积极意义,但真正给基督徒的苏俄观带来巨大转折的是30年代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促使基督徒对苏联的赞美达到一个高潮,并积极呼吁中国向苏联学习,借以改造基督教,将苏联视为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及基督教身份重构的参照,以至最终影响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迎拒。
1933年,李大钊就义6年后,北平各界发起了公葬李大钊的活动。这次公葬除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学生外,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社会各界团体、持不同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纷纷在这次公葬活动中亮相,这显示了民国政治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不同政治文化力量对李大钊身份的确认和解读,以及围绕着公葬李大钊活动的话语权争夺,为我们深层次解读民国文化的多义性提供了可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至少有11次讲话关涉到历史。通过学习,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仔细研读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并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谈三点体会。
2010年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平凡的一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召开和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新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大批、一系列较有特点和学术价值的党史成果纷纷问世。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是党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我们认真研读,热烈讨论,紧密结合新形势下浙江党史工作的实际,力求更加准确地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更加深刻地理解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