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三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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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①这个论断促进了对新中国60多年经济史的研究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专栏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角度纪念改革开放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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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日本学者多称日中战争——译者注)时期,日军在华北与开展游击战的中国共产党形成对峙,并对其实施“治安战”。过去关于华北“治安战”的研究,重点关注双方战略战术、日军“治安战”中的宣抚工作、中共游击战要领以及双方通信情报和人员情报等①,本文则主要考察日军在中国华北针对中共的情报活动②。卢沟桥事变后,以延安为根据地的红军,以参加抗战为条件,于1937年8月22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为八路军,25日发表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的通电,召开誓师大会后即开赴前线③。日本方面则于8月31日、11月7日
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稳增长调结构的紧要之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又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世界研究中国的持续热潮中,一批与中共党史研究相关的新成果继续推出。本文在搜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按照党史分期,加以介绍和评析。
2014年11月25日,由人民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黄埔军校同学会联合主办的《恽代英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欧阳淞,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徐伟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沙健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人民出版社社长编审黄书元,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杭元祥,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蔡红生,《恽代英全集》编纂者李良明,以及来自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编译局、军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党史资料是编写党史和进行党史研究的晕要基础。要切实做好党史资料搜集整理和保护利用工作”;他还要求广大党史工作者“深入刻苦地钻研党的历史文献和有关史料”。为落实这些重要指示,以欧阳淞、曲青山为总顾问,李捷、杨冬权、朱佳术为顾问的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项目、多达428卷的鸿篇巨制《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近日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期间,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收”与“放”之间徘徊,充分展现了平衡政治的两难:既要防止斗争走向激进,又要保证斗争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形下,领导小组最终将县直机关的右派人数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避免了县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走向极端。政治运动的地方因应往往有多种面相,基层领导干部可以灵活地调整策略,折射出基层政治平衡的某种基本特征。
本文以当年的农村调研材料为研究文本,考察了土改后苏南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主要是地权细碎化、农村租佃和雇佣关系减少、民间借贷关系的停滞、极少数的土地买卖、饲养大耕畜的数量减少等,农民普遍存在怕富心理。相对于平均地权而言,土改对传统农业经营机制的影响,使其失去了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造成土地流转的滞碍,这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具根本性。为了提高农村生产力,实现规模经营,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中共加紧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步伐。土地改革提供了农业集体化的制度路径,农业集体化是土地改革的必然选择。
回望历史,2014年既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广大党史工作者秉承求真求实、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理念,在文献编辑、论著出版、成果发表、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本文以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述对象,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况和成就,总结其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以有助于学界对于其研究进展的了解。
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和宣教局举办了全国党史期刊编辑培训班,共有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副省级城市党史报刊的55位学员参加了培训。
作为一名治中国当代史的海外同行,我与王海光教授就国内外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有过多次深入交流,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所以,读到王海光教授的《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一书,我很有些会心之处。这本书包括了撷史、评史、治史三个部分,分别讲的是史料处理、史书写作和治史方法,史学的三要素都在其中了。书中有许多作者治史的经验之谈,不乏认识上的真知灼见,无论是学界的权威人士,还是有兴趣的爱好者,开卷均可获益。我在此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本书:一是技术层面的,即史料处理和史书写作的问题;
北京辅仁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有学者认为,辅仁大学事件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接受外国津贴学校运动”的起点。但事实并非如此,辅仁大学事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而是教会撤资后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北平解放后,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办学精神逐渐褪去。为维系辅仁的天主教办学精神,教会方面选择以停止提供办学经费向学校和政府施压,最终酿成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