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因此学生必需在学校里打下将来作研究工作的基础。”1959年5月26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系主任钱学森在人民日报撰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开篇明义，钱学森在文章之首就介绍了中国科大的人才培养使命，以说明重视基础课教学的必要性。
　　中国科大的诞生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 为“两弹一星”工程培养后备人才，这要求中国科大的学生必须学好数理化，为日后从事国防科技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科大选择加强基础课教学、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育人路径相当成功。时至今日，“文革”前入学的中国科大毕业生中已经有38人当选两院院士，同期毕业生当选比例位于全国高校之首，还有20多人成为科技将军，尖端人才大批涌现证明了中国科大重视基础课教学的培养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曾有校友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某型火箭发射前，召开各分系统总工程师协调会，到会的十余位总师居然有一半是同学，他们都来自钱学森任系主任的中国科大力学與力学工程系。
　　钱学森把基础课分为两类，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基础理论即数学、物理和化学，基础技术如机械设计等。他强调了物理、化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它们也就是我们在摸索过程中的指南针，在许多条看来可以走的道路中，帮助我们判断哪一条、或哪几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我们作研究，不必在肯定是错的路子上花工夫，而应该集中精力于肯定是或可能是对的路子上”。他还分别以永动机、高能碳氢化合物的不可能为例说明基础理论对于选择科研方向的重要性。
　　钱学森把数学视为“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我们的数学课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内容不比解放前大学数学专业所学的整个数学课少”，钱学森介绍了中国科大数学课的教授方法与其他学校有所不同，“我们对每一个数学概念都从它的来源讲起”，“一个概念引入了以后，我们就进行系统的、严格的论证和发展，使学生有一个巩固的基础”，“在每讲了一个数学的概念和系统论证之后，我们还通过具体的实际问题来解说使用这个理论的方法”。这是由华罗庚领衔的高等数学教学组首创之“一条龙教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科大对数理化基础课非常重视。首先设置专门机构，成立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教学组，分别由著名科学家华罗庚、施汝为、柳大刚担任组长，统一布置全校的基础课教学工作。而当年的课程设置中，数理化基础课程很多，整体课业繁重程度非同一般，基础课占据很大比例。到了1959年，学校又提出学生功课应紧一些，但不能过分重，要恰如其分；教学目标的实现不要靠增加时间，要从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考虑，随之调整了学习时间。
　　中国科大的基础课教学不仅有“重”和“紧”方面的要求，还同时强调内容必须讲深讲透，学生要学深学透，“重、紧、深”成为学校各系对于基础课教学的普遍要求。钱学森执掌的力学与力学工程系如此，赵九章创办的应用地球物理系也不例外。1959年全国教改，很多学校都将《普通物理》和《电磁学》、《电动力学》、《力学》、《理论力学》等课程打通后合并授课，物理课程深度下降，科大也这样改了。应用地球物理系1959级同学学完之后，赵九章认为这些学生学习效果不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最后，1959级同学上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赵九章让同学们返工，跟着物理系低一年级的同学听讲半年严济慈讲授的电动力学课程，加强这方面基础的学习。中国科大对于基础课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重视基础课，不但可以从学时所占比例上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科技大学基础课的教师名单上看出来”，钱学森着意介绍了走上中国科大基础课讲台的科学家群体，学部委员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等负责高等数学课程的讲授；学部委员吴有训、严济慈、马大猷等讲授普通物理课程；学部委员王葆仁 、梁树权以及杨承宗教授等讲授普通化学课程。大师云集，誉满京华，当年中国科大严济慈、钱学森等名师开课的时候，吸引了北京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子前来听课。这也开启了中国科大院士、教授给本科生上基础课的传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正如钱学森所言，中国科大的院士、教授们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尖端科技人才认为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责无旁贷，“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几年前，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科大数学系教授史济怀年近80仍然不下本科生讲台的感人事迹传为一时佳话。这样的优良传统保证了中国科大本科毕生培养质量一直在国内名列前茅，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