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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为鼓励和引导广大作家、评论家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探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共性，研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独特作用，本期“锐话题”，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评论家黄国辉将和几位中国作协少数民族签约理论评论家顾广梅、铁军、白晓霞、吴正锋、欧造杰、乌兰其木格、朱旭，以及西藏大学教授普布昌居，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徐琴、魏春春一起，讨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命”这个话题。
黄国辉：在今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纵观历史与现实，共同体意识一直深深地灌注于各个民族的发展脉络之中。而我们之所以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前提大框架下来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这样一个命题，首先是基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的文化特征，而且在我国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展现出富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创造和传承，也体现着同源化与差异化相互交错的文化特质。
顾广梅老师，那么在对新文学的考察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发展迈入新时代这样的关键节点上，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任务呢？
顾广梅：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已逾百年，文学史如同一条波澜壮阔、曲折蜿蜒的河流又流向了当下重要的历史节点——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如何在此时此刻自我梳理总结并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担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建构多民族文学理想生态和理想形态的一个重要入口，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这一理论问题的出口。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对关系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做一尝试性考察。
一是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中国新文学百年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由无数多民族作家、研究者、普通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无论是众声喧哗还是默默独语，无论是知名还是无名，甚或是相互诘问相互质疑，都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进行了宝贵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包括多民族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形态、主题人物、艺术操练、思潮流派等，这些内容无疑共同积淀构筑起一个中华民族的大的新文学传统，其内含的经验教训值得不断发现、思考和总结。百年来深嵌这个大传统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也自然而然地与之协调同步，但由于文学的民族性属性始终存在，又使其逐渐构筑起自己的小传统。“大”与“小”之间绝非互相取消或者遮蔽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谐相生、并行不悖。“小传统”离不开“大传统”，“大传统”尊重“小传统”，由此可观，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是双重的，既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民族文学的“大传统”，还要继承发扬依据自身独特性而来的“小传统”。
二是从“多数”与“少数”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的“多数”与“少数”一直是客观存在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实际上，统一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数”与“少数”已经使这一问题原有的芜杂、不确定趋向于明晰化了。显然，对多民族文学的“多数”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少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给予把握定位时，二者并非矛盾的、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融相通的互为镜像及至共同构建的关系。少數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便是在多民族文学的大格局大生态里，建设好虽然作为少数但绝非边缘的文学形态，始终关注坚持书写“现实的人”，面向历史也面对现实，以“多数中的少数”这一独特观察视角不断给出高质量高品格的文学表达，并与时代精神共振共鸣。
三是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组客观存在的关系。二者皆为文学重要的内在属性，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对建构多民族文学的理想生态和理想形态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文学的时间性维度看，文学如何发生怎样发展、文学经验如何传递转化、文学传统又怎样延续发扬都是其应有之义;从文学的空间性维度看，文学的地域特征、族缘特征是否给文学带来意义增值还是其他？这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深入考察后不难发现，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梳理将会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如多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这一时间性问题需要放置到空间性维度上进行辩证考量、考察后才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阐释。离开空间的客观存在谈时间，可能带来视域上的某些盲点或误区。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放置在时空二维上进行辩证考察，会得出更科学合理、更具指引性的结论。少数民族文学既要重视时间性维度上传统根脉的继承发扬，还要重视空间性维度上地域族缘的现实性因素的积极应对，汲取多民族文学传统中的营养，创新性地开辟出地域族缘书写的新篇章，写出边地空间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故事，浓墨重彩地塑造出生动精彩的民族人物形象，呈现出民族审美的多彩艺术光谱，最终实现用时间的无限突破空间的拘囿，用空间的特殊突破时间的均质。
黄国辉：对文学史和经典作品进行逆向考察，我们会发现，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言，是否能含蕴和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学创作最终能否展现出相应的文化深度和精神高度，能否产生精品佳作并扩展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性判定标准。因此，顾广梅老师提到的三对关系，我理解其实际上总体构成了解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一个立体图谱，提供的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也体现的是解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能力。从这个方面说，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其实就像还原一个魔方，必须要同时考察它的多面性特征。
落到“文学使命”这个命题上，我觉得顾老师讲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点：既要“埋头做事”，又要“抬头看路”。既要关注微观层面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态势，包括每个作为个体的作家的创作方向、审美风格，同时也要立足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宏观视野，考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些趋势性问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我国文学阵地上重要的拼图，作为中华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传承、发扬和创新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努力，也同样是在作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扬和创新的锦绣文章。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提出了很新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在立足本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拓宽视野、深度思考、提升格局。 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种工作导向，它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哲理性、史学性，兼具现实性和前瞻性的文化命题，由这一命题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来的思考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冲击力。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如何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思想是需要每一个作家认真思考的。文学创作有其规律可循，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展现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扬，彰显出与优秀中华文化的精神共鸣与品格传承，还有很多需要作家们去潜心研究和探寻的技术细节。
在此基础上，使命与责任便不可避免地融入作家创作思考中。那么，吴正锋老师，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命题和文学使命任务，您认为作家们首先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理论的准备和介入呢？
吴正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就是要求各民族铸牢“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有利于提高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有利于构建各个民族的团结与互助的关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广大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应当将此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指南，努力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作品，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发挥重要的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要担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同样要把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必须将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分裂祖国的错误言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爱国主义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无论是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示儿》，还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近现代，我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全国各族人民优秀儿女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少数民族文学对此要进行热烈的歌颂与生动的描绘。此外，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各种分裂国家的错误言行。
再次，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各民族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进步，讴歌各族人民呈现出的新的精神面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民族作家要扎根民族生活，深入民族实践，书写民族进步，讴歌民族精神，展现美的心灵，传递向上、向善的人生观、价值观。
最后，少数民族文学必须肩负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在新时代，各民族作家要表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我们要承认各个民族文化“多元”存在，努力展现其多姿多彩的独特性。但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多元”存在是在中华文化“一体”的前提下的，是“一体”中的“多元”。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文化的“一体”而否定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更不能因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而否定中华文化的“一体”，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譬如，老舍与沈从文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各自所属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又都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要从本民族的视角和文化出发，透视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为构筑整个中华优秀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黄国辉：吴正锋老师对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与责任进行的理论解析，其中所提到的，也是我们在当代国家和社会层面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几个重要概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爱国主义，深入现实生活，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每一个概念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在当下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它们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又是必经之径。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纲举目张，那么什么是“目”呢？我的理解，譬如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作为引导国家、社会、个人多层面价值观念的总指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相交织、渗透、融合，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面对具体问题产生诸多理论共鸣。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体系，而是与其他领域、其他理论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是立体的、丰富的，也才能在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中找到它的理论支点和实践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具有整体观、全局观，高度体现辩证思维的凝练化的概念，本身就具有进行体系化的阐释拓展的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都可以产生出不同层面、相同根源的深度解读。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它既是思想源流，又引导着审美走向和思想归属。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出很多不同的话题，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各个门类和体裁中，又可以产生不同的创作思考和启发。
所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任务，本身就应该是一种系统化、体系化的解读，而不是单维度的简单命题。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在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同时文艺批评亟须重拾朝气锐气的当下，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其实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论题，理应得到理论界的更多关注。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蓬勃态势相呼应，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近几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的提出，无疑将对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乌兰其木格老师，您对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以及新兴媒体形态都有很多关注，您认为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遇到了哪些问题？从自身建设来讲又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乌兰其木格：2019年10月，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共聚一堂，共话民族文学的发展大计与未来愿景。在此次会议上，无论是分组讨论发言，还是作家们会后的交流，大都认为限制民族文学腾飞的因素与理论批评的滞后和批评家某种程度上的缺席有关。无疑，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确乎是滞后和乏力的——许多正处在艺术上升期的作家作品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评论与推介，作品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得不到解读和阐释。此种情状的形成，既与民族文学的文化历史、美学内涵和语言传播有关，同时也与民族文学的边缘学科属性及民族文学批评从业者的匮乏有关。除此之外，亦与高校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和流行的批评范式不无关系。例如，晚近几年，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界尤为注重文化研究和文学史的“宏大”研究，缺乏对同时代边地作家作品的细部品读和个案研究。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当下的时代，我国多民族文学园地中呈现出繁茂葳蕤的气象。而文学批评家仍然是作品推介与评论、文学讲授与教育以及文学史择取与撰写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者。文学批评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对话和建构作用。作为民族文学批评者，我们应该正视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匮乏，更应该自觉担负起一个民族文学批评者身负的神圣职责和使命。通过智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及富有诗意与个性的文字加入多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写作中来。对此，我以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民族文学的批评与研究：
第一，情感的真诚与中肯。从事文学批评的前提是对文学真诚而炽烈的爱，是深埋于心的写作欲望的驱使。王尔德认为，最高级的文学批评其实是在记录自身的灵魂，它是自传唯一文雅的形式。诚然，很多时候，批评家在解读和研究作家作品的时候，表述的是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呈现的是对世间百态的好奇与追问，抒发的是孤独的个人在暗夜中发出的心灵呓语。作为民族文学批评者，我们需要调动起自身的情感力量，去感受作家笔下生命的复杂和时代的喧嚣，在广博的阅读和深切的体恤中领会民族文学的博大与幽深，进而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空间的敞开与延伸。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随着媒介变革和科技与文学日益融合时代的来临，一些新的文学类型和文艺形态开始出现，比如网络文学、各类短视频和“剧本杀”等场景时代游戏文学的出现。面对新的文艺现实，文学批评应具有跨界意识，在新的思想學术空间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阐释，形成新的文学观念，建构新的批评范式。
第三，辩证的多元与一体。习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曾论述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时至今日，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情感支撑，以文学和文化的力量持续发挥着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功能与价值。基于此，在民族文学研究中，我们要在与时俱进中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揭示出来，从中爬梳和寻绎到核心和共识的理念，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积极开明的心态面对民族、边地、文化、政治等公共性议题并表达自己的思考。
第四，时代的介入与反思。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多民族文学，不再将所有的目光停留在对前现代文明的深情回望中，也不再单一而凝滞化地陷溺在“民族寓言”的反复表述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们保持着与时代同行的热望。他们的文字直面流动时代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和精神肌理的深刻变化，将书写的触角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对时代的重大疑难和重大主题充满了言说的热情。比如，对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描写，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挖掘，对新农村建设的书写，对青年情感结构的敏锐体察等。因此，文学批评家也应走出固有的文学惯例和破除陈旧的认知，要对变化中的民族文学跟踪阅读并做出清晰的判断。要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从民族文学现场出发，通过批评文章的撰写和反思，勇敢地介入现实并参与更普遍性的对话。
第五，文风的朴实与持正。批评文章也需有人懂，尤其在多媒体时代，要在坚守学理性和逻辑性的基础上，力避批评文章过于玄奥和生涩的弊端，走出理论批评只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的怪圈。事实上，文学批评文章不妨活泼灵动和自由跳脱些，要摆脱语言书写的“匠气”，努力建立起自身的语体风格，不发空论，不立虚言，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需要公正审慎，既不捧杀，也不棒杀，而是以持正的心态发出理性之声。体现出求真、刚正、建设的批评态度，保持批评家的个性与风骨。要让读者阅之自生美感，从而扩大民族文学的受众和传播力度。
黄国辉：乌兰其木格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其实也是内在的五组辩证关系，比较客观地体现了目前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中应该把握的一些要点，也观照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最终应该形成一种精神自觉、理论自觉和创作自觉。文学的审美性和独创性主要仰赖于作家的审美认知和创作能力，在作品创作至呈现的过程中，作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下诸要素的准确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作家个人的思想修为和艺术造诣等，都影响着作家创作的走向。
铁军老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宏大命题面前，少数民族文学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文学都同样肩负使命与任务。那您怎么看待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位与特色？
铁军：我想从几个重要的内在关联来简要说明一下。 20世纪以来，由于有着共同的斗争史、解放史，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主体意识已有着强烈的“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诚如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所说：“共同的环境，共同的命运，近似的道路，近似的选择。这正是我们在总结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发展基本现实之际，最首要和最直接的感触。假如说我们在讨论19世纪以前中华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时候，还需要严谨地检读史料以验证各民族的文学确实存有种种内在关联的话，那么，要让人们接受20世纪各民族的文学之间有着不容否认的联络与沟通这一结论，则是一件显然要容易得多的事情。”在这一强烈主体意识的支配下，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作品中也自觉呈现出了“五个认同”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作家的创作中，国家认同意识成为一个比较综合集中的表现，在很多时候囊括和包容了五个认同的内容，作家以作品的象征方式进行着一种相对综合或复合的表达，“国家”成为他们五个认同的具体承载对象，是作品中实写的集体存在，也是情感得以寄托的象征空间。在对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概念的认同和讴歌的路径上，作家用艺术之笔感性阐释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概念因此变得清晰有质感，变得生动亲切有说服力。文学上的自觉表达来自于西北多民族作家思想上的深刻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多民族国家中国指定发展方向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这是近代以来‘亡国灭种’威胁下中华各民族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得以凝聚壮大的有力保障。”（关纪新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绪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
新时期以来，以民间文化为切入点，西北多民族作家经过自觉的文化努力与勤奋探索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为载体得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鲜活表现。作家们逐渐有了摆脱早期写作者简单的风景、风俗描写的主体愿望，渴望对中华文化版图中的西北文化有更为深刻的由表及里的表达，因此，他们对“多民族/地域文化圈”进行了多种维度的关注。在这样的艺术自觉中，作家对由多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传承和享用的地域文化圈（区/带）进行了研究式、聚焦式、分层式的关注，作家们以“乡土”“人性”“民间”等为焦点，对大量的生活素材重新审视、分析和組织，于是，不同民族的人成为生活在同一文化圈（区/带）中的社会人，他们不因民族身份不同而产生隔阂，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彼此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作家大力书写各族人民在同一个生活空间中如何创造、传承和享用共有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并因为文化而逐渐彼此互懂并开始相亲相爱。在这些小说中， 人物的民族特性被弱化，而由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民俗文化所赋予他们的地域文化性格特征则被强化。以小说为例，具体表现为对敦煌文化的书写，对黄河中上游多民族文化区的书写，对甘青交界地区河湟文化圈的书写，对青藏文化圈的书写，对河西走廊文化带的书写，对宁夏多民族文化区（黄土地、六盘山、西海固等文化元素）的书写等。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选材不同、风采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守望地域、心系全国的文化特点，作家们都以坚定的爱国之心表达着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礼赞，对自己所置身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命运相系之感进行了深度的表达与阐释;胸怀祖国，对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进行了重构与提升。如甘肃的作家邵振国、牛正寰、王家达、柏原、雪漠、张存学、张驰、叶舟、扎西才让、李学辉、徐兆寿等;宁夏的作家查舜、火仲舫、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李进祥、张学东、陈继明、季栋梁、漠月等;青海的作家井石、陈元魁、风马、龙仁青、梅卓、鲍义志等。
在不同的阶段，西北多民族地区的作家都以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为创作之灯，时时照亮自己前行的路。进入新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原点或圆心，重新观察考量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会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北热土上有着坚实的书写基础，并有着继续为爱国主义文学做出伟大贡献的重要潜力。相信西北多民族作家必将以自己的赤诚之心与深情之笔使上述主题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从而让文学创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出自己的人文助推作用。
黄国辉：由此可见，西北多民族文学本身就包含着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之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学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下兼顾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文学见证，也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我国多民族文化格局的文学见证。
欧造杰老师，请您结合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脉络和情况，对广西作家如何承担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任务谈一谈您的观点。
欧造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中提出的重要内容，和“五个认同”意识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也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要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中国青年报》2021年4月28日）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性格的集中反映，而文学史则常被称为形象化的历史，具有国家知识的属性。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物和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记忆，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和特殊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体系，必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壮大和批评研究，才能不断焕发出新鲜的活力。 从整体来看，广西当代是一个民族文学创作成果较为丰硕、作家队伍成长较快的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和文艺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陆地、韦其麟、包玉堂、李英敏等少数民族作家走上了文学的舞台，发表和出版了众多的文学作品，成为民族作家的代表人物。如壮族著名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生动描写了我国南方的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韦廷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工农群众取得土改的胜利，使得当地群众翻身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的生活。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将自己当成是“文艺的革命战士，而作品是他的战斗武器”。（温存超、陈代云、李琨：《广西当代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P130）他的诗歌创作以表现民族题材和政治抒情诗为主，其代表作《仫佬族走坡组诗》《回音壁》《歌唱我的民族》等，以真诚的情感热情洋溢歌唱共产党和祖国，赞颂仫佬族人民的新生活，赞美社会主义，同时具有民族风味和地域色彩，深得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的赞赏。侗族作家苗延秀的长篇叙事诗《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分别反映了苗族和侗族人民在我国现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勇于反抗封建的斗争生活，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此外，壮族诗人韦其麟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通过描写古代古卡和依娌传奇的爱情故事，体现了壮族人民热爱劳动、善良纯朴、勇敢反抗土司压迫和追求美好婚姻的品质。这时期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写出的歌剧《刘三姐》，反映了刘三姐热爱劳动、以歌传情、敢于反抗的坚强故事，歌颂了她美丽贤惠、聪明能干、能歌善舞的优秀品质，“起到了鼓舞民族自尊心、激发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民族精神面貌的积极作用。”（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三十年》，《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5期，P72）这些文学作品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性叙述，通过描写本民族的革命斗争、土地改革和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既塑造了民族的英雄人物形象，也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民族大团结。
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态的环境得到改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健康发展，并经历了从复苏、探索到走向繁荣的变化过程。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积极性得到解放，他们参与到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去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和典型人物，在文学创作的题材、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文学创作取得突出成绩，是当代最有活力，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彰显爱国爱家的崇高愿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壮族作家王云高等人的短篇小说《彩云归》，写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少将军医黄维芝，因思恋大陆的妻子，最终回到大陆团聚的故事，有力表现了“祖国统一”的时代主题，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一种突破性的成果。（李建平：《广西文学50年》，漓江出版社，2005年，P177）该作品1979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陆地的《瀑布》继续描写现代广西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讲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韦步平的英雄故事和壮民族觉醒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青年人的道路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瑶族蓝怀昌的民族风情小说《波努河》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瑶族乡村的巨大变化，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敢于改革创新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旅居京城的广西壮族作家苏学方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部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核武器科技工作者生活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全面细致地描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试爆成功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真实和传奇的故事和人物形象，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险阻、昂扬奋发的伟大时代精神，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它是那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进行曲，更是中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颂歌。”（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壮族文学发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P1405）另外，壮族作家韦俊海和黄佩华的红水河地域文化小说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与国家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我国当代巨大变化背景下的真实感人的个人叙事和艺术风格。凡一平近年打造的“上岭村”系列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蝉声唱》等，更是受到影视界的青睐。
在散文创作方面，出版了凌渡的《故乡的坡歌》、冯艺的《桂海苍茫》《红土黑衣》、蓝阳春的《歌潮》、严凤华的《总角流年》等散文集，无不具有浓郁的广西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美丽的南方”的生机活力与家国同构的爱国思想和情怀。何培嵩专注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他撰写了《归客》《住手！死神》等数十部报告文学作品，在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中《归客》1990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何培嵩善于描写全国的体坛名将、影视明星等的感人事迹，赞美他们的坚强毅力和崇高品质，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此外，周民震以创作电影文學剧本而誉满全国，同时他还创作了众多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集《花中之花》描绘了广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赞美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其语言清丽，意境优美，自成风格。
跨入21世纪以来，广西的民族文学也兴起了新的创作高潮，进入了向多元化的转型与创新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广西继续推进签约作家制，作家们展现出老、中、青团体的协作力量，不断有新的作品推出，各种文学类型的创作全面发展、数量众多，而且不少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扩大了广西当代文学与作家的影响力，一些广西作家作品还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壮族作家黄佩华的短篇小说《驮娘河》以笔记体叙事方式讲述艰难历史岁月与动荡时期的民间生活，反映驮娘河畔历史长河中人们的生存之道与民间智慧，蕴含着大智若愚的幽默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韵味。潘红日创作了桂西北叙事小说《说事》《文联三部曲》等。2020年在全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瑶族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壮族作家李约热的小说集《人间消息》、毛南族作家莫景春的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分别获得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奖项。他们以富有个人特色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叙述了南方真切朴实的乡土故事和生动感人的生活画面，彰显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活力，体现了我国当前的扶贫主旋律。近年来在小说集方面，田耳的《一天》、李约热的《人间消息》、杨仕芳的《而黎明将至》等，显示了广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精神文化特点。“凡一平的上岭村、田耳小说中的佴城、李约热的野马镇、杨仕芳的侗族乡村等，已经成为广西的重要文化地理。”（王迅：《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更好地呈现“民族性”》，《文艺报》2020年8月7日） 在散文方面，少数民族作家们继续聚焦广西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真实记录了家乡的秀美景观和个人的生活经历，表达了热切的家国情怀。冯艺、庞剑克、严凤华、石一宁等人十分活跃，取得了散文创作的新成就。其中，冯艺的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分别获第四届、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前者以优美而简练的文笔，深沉而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对祖国、家乡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以及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壮族作家钟日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2010年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记录了一名中国医生不远万里去非洲援助医疗工作的感人故事，塑造了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医生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品质，该作品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具有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而且能够紧密连接各民族，有利于牢固树立“五个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大家相互包容，团结协作，和睦相处，是全国民族团结和谐的先锋和典范。作为祖国的一个边疆地区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既彰显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风格特点，展示了广西民族作家在生活和艺术上的鲜明特色，又表现出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
黄国辉：从白晓霞老师对西北多民族作家创作的梳理和欧造杰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脉络的思考研究中，我们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多民族文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众多精品力作，既是本民族本地域优秀文化的因袭与传承，同时也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在中华大文化格局中的一个有机体，既体现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扬弃，也从根本上包含着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源共生。
普布昌居老师，今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我一直认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极大地释放了西藏作家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体系中，西藏作家队伍、西藏文学也一直是一支不可或缺、也无法被忽视的重要力量。那么，西藏当代作家是如何把他们的文学创作凝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如何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呢？
普布昌居：西藏当代文学是西藏和平解放后诞生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回顾近70年的发展历程，西藏当代作家始终以积极融入的姿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经验，努力用文学作品搭建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用积极的文学主题和感人的艺术形象热情抒写西藏各族儿女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诚挚情感。在团结民众，凝聚人心，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关注、学习、吸纳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创作思想与价值理念，与时俱进，抒写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世态人心与社会变革，立足西藏讲好中国故事。
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西藏作家檫珠·阿旺洛桑创作的《金桥玉带》热情讴歌了筑路先锋的英雄主义气概，诗歌把青藏公路喻为“金桥玉带”，生动诠释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亲密联系。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记录解放西藏的历史，表现了西藏各族儿女心向祖国的真情，抒写了汉藏一家亲的历史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通过政策倾斜、经济支持等方式千方百计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建设的热土。西藏作家以见证者的身份，书写下这些发生在西藏大地上的新史诗，契合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主题。
尼玛潘多的《紫青稞》以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偏僻村庄——普村为中心，描写了世代居住在大山内的藏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逐步转变观念，走出大山，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努力实现脱贫致富，寻找自己的理想生活的故事。尼玛顿珠的《扎西岗》讲述了在政策指引下先富起来的扎西岗年轻的村委会主任巴丹带领村民联营合作创办养牛场的艰辛与喜悦。吉米平阶《叶巴纪事》和陈人杰的《山海间》分别以散文、诗歌的方式，记录了西藏各级驻村工作队积极落实中央强基惠民政策，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动人事迹，书写了西藏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作家们用自己的笔生动记录党和国家对西藏的关心，记录下西藏的每一个变化，记录下西藏各族儿女物质富裕、精神成长的历程，记录下这其中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
积极关注、学习新的表现方法，技巧，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当代文学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产生了许多精品力作，西藏作家积极学习，推出了讲述西藏历史变革的革命现实主义佳作，如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风行一时，扎西达娃、马原等西藏作家，结合西藏传统文化的特质，创造性地推出西藏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日益受到重视，西藏作家结合西藏优渥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理念，推出了以马丽华《西行阿里》等为代表的系列文化散文。
2.从西藏当代文学萌芽至今，西藏藏族作家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学习共同语、运用共同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词。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各个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少数民族作家带头学习、运用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也就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从西藏当代文学萌芽至今，西藏藏族作家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学习共同语、运用共同语。近70年里，他们为文坛奉献了许多汉语的精品力作。檫珠·阿旺洛桑、恰白·次旦平措是西藏最早用汉语写作的藏族诗人，他们清澈、简洁的汉语诗歌成为那个时代西藏新诗创作的典范;次仁罗布是当下西藏文学的领军人物，他本科是学习藏语言文学的，后来从事写作主要用汉语写作，他用汉语写的小说文字凝练纯净，表达准确，富有诗意，受到广泛的好评;当代西藏作家中有不少双语作家，他们在学习共同语方面成就显著，如平措扎西用汉语写作的文化散文集《世俗西藏》《尋迹》，尼玛顿珠创作的剧本《扎西岗》，都在汉语文学世界里受到广泛的好评，正是他们这种善于学习吸纳不同民族文化精华的态度与行为，为他们在写作上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无限的可能。西藏作家也在共同语的书写中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归属感，并借他们的作品将这样的经验与认知传递给读者。
黄国辉：在今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纵观历史与现实，共同体意识一直深深地灌注于各个民族的发展脉络之中。而我们之所以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前提大框架下来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这样一个命题，首先是基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的文化特征，而且在我国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每个民族都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展现出富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创造和传承，也体现着同源化与差异化相互交错的文化特质。
顾广梅老师，那么在对新文学的考察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发展迈入新时代这样的关键节点上，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任务呢？
顾广梅：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已逾百年，文学史如同一条波澜壮阔、曲折蜿蜒的河流又流向了当下重要的历史节点——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如何在此时此刻自我梳理总结并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担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建构多民族文学理想生态和理想形态的一个重要入口，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这一理论问题的出口。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对关系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做一尝试性考察。
一是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中国新文学百年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经由无数多民族作家、研究者、普通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无论是众声喧哗还是默默独语，无论是知名还是无名，甚或是相互诘问相互质疑，都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进行了宝贵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包括多民族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形态、主题人物、艺术操练、思潮流派等，这些内容无疑共同积淀构筑起一个中华民族的大的新文学传统，其内含的经验教训值得不断发现、思考和总结。百年来深嵌这个大传统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也自然而然地与之协调同步，但由于文学的民族性属性始终存在，又使其逐渐构筑起自己的小传统。“大”与“小”之间绝非互相取消或者遮蔽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谐相生、并行不悖。“小传统”离不开“大传统”，“大传统”尊重“小传统”，由此可观，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是双重的，既要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民族文学的“大传统”，还要继承发扬依据自身独特性而来的“小传统”。
二是从“多数”与“少数”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的“多数”与“少数”一直是客观存在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实际上，统一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数”与“少数”已经使这一问题原有的芜杂、不确定趋向于明晰化了。显然，对多民族文学的“多数”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少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给予把握定位时，二者并非矛盾的、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融相通的互为镜像及至共同构建的关系。少數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便是在多民族文学的大格局大生态里，建设好虽然作为少数但绝非边缘的文学形态，始终关注坚持书写“现实的人”，面向历史也面对现实，以“多数中的少数”这一独特观察视角不断给出高质量高品格的文学表达，并与时代精神共振共鸣。
三是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文学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组客观存在的关系。二者皆为文学重要的内在属性，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对建构多民族文学的理想生态和理想形态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文学的时间性维度看，文学如何发生怎样发展、文学经验如何传递转化、文学传统又怎样延续发扬都是其应有之义;从文学的空间性维度看，文学的地域特征、族缘特征是否给文学带来意义增值还是其他？这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深入考察后不难发现，从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梳理将会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如多民族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这一时间性问题需要放置到空间性维度上进行辩证考量、考察后才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阐释。离开空间的客观存在谈时间，可能带来视域上的某些盲点或误区。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放置在时空二维上进行辩证考察，会得出更科学合理、更具指引性的结论。少数民族文学既要重视时间性维度上传统根脉的继承发扬，还要重视空间性维度上地域族缘的现实性因素的积极应对，汲取多民族文学传统中的营养，创新性地开辟出地域族缘书写的新篇章，写出边地空间里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故事，浓墨重彩地塑造出生动精彩的民族人物形象，呈现出民族审美的多彩艺术光谱，最终实现用时间的无限突破空间的拘囿，用空间的特殊突破时间的均质。
黄国辉：对文学史和经典作品进行逆向考察，我们会发现，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言，是否能含蕴和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文学创作最终能否展现出相应的文化深度和精神高度，能否产生精品佳作并扩展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性判定标准。因此，顾广梅老师提到的三对关系，我理解其实际上总体构成了解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一个立体图谱，提供的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也体现的是解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能力。从这个方面说，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层次、多向度的研究，其实就像还原一个魔方，必须要同时考察它的多面性特征。
落到“文学使命”这个命题上，我觉得顾老师讲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点：既要“埋头做事”，又要“抬头看路”。既要关注微观层面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态势，包括每个作为个体的作家的创作方向、审美风格，同时也要立足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宏观视野，考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些趋势性问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我国文学阵地上重要的拼图，作为中华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传承、发扬和创新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努力，也同样是在作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扬和创新的锦绣文章。所以，这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提出了很新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在立足本民族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拓宽视野、深度思考、提升格局。 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种工作导向，它自身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哲理性、史学性，兼具现实性和前瞻性的文化命题，由这一命题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来的思考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冲击力。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如何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思想是需要每一个作家认真思考的。文学创作有其规律可循，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展现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扬，彰显出与优秀中华文化的精神共鸣与品格传承，还有很多需要作家们去潜心研究和探寻的技术细节。
在此基础上，使命与责任便不可避免地融入作家创作思考中。那么，吴正锋老师，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命题和文学使命任务，您认为作家们首先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理论的准备和介入呢？
吴正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就是要求各民族铸牢“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有利于提高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有利于构建各个民族的团结与互助的关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广大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应当将此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指南，努力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作品，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发挥重要的作用。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要担负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书写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同样要把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必须将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分裂祖国的错误言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爱国主义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无论是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示儿》，还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以及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近现代，我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全国各族人民优秀儿女英勇无畏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少数民族文学对此要进行热烈的歌颂与生动的描绘。此外，少数民族文学要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各种分裂国家的错误言行。
再次，少数民族文学必须立足各民族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进步，讴歌各族人民呈现出的新的精神面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民族作家要扎根民族生活，深入民族实践，书写民族进步，讴歌民族精神，展现美的心灵，传递向上、向善的人生观、价值观。
最后，少数民族文学必须肩负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在新时代，各民族作家要表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我们要承认各个民族文化“多元”存在，努力展现其多姿多彩的独特性。但是，各个民族文化的“多元”存在是在中华文化“一体”的前提下的，是“一体”中的“多元”。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文化的“一体”而否定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更不能因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而否定中华文化的“一体”，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譬如，老舍与沈从文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各自所属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又都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要从本民族的视角和文化出发，透视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为构筑整个中华优秀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黄国辉：吴正锋老师对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与责任进行的理论解析，其中所提到的，也是我们在当代国家和社会层面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几个重要概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爱国主义，深入现实生活，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每一个概念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在当下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它们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又是必经之径。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纲举目张，那么什么是“目”呢？我的理解，譬如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作为引导国家、社会、个人多层面价值观念的总指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相交织、渗透、融合，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面对具体问题产生诸多理论共鸣。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体系，而是与其他领域、其他理论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是立体的、丰富的，也才能在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格局中找到它的理论支点和实践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具有整体观、全局观，高度体现辩证思维的凝练化的概念，本身就具有进行体系化的阐释拓展的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都可以产生出不同层面、相同根源的深度解读。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它既是思想源流，又引导着审美走向和思想归属。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延伸出很多不同的话题，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各个门类和体裁中，又可以产生不同的创作思考和启发。
所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的使命任务，本身就应该是一种系统化、体系化的解读，而不是单维度的简单命题。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在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同时文艺批评亟须重拾朝气锐气的当下，文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其实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论题，理应得到理论界的更多关注。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蓬勃态势相呼应，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近几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的提出，无疑将对文学理论批评，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乌兰其木格老师，您对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以及新兴媒体形态都有很多关注，您认为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遇到了哪些问题？从自身建设来讲又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乌兰其木格：2019年10月，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共聚一堂，共话民族文学的发展大计与未来愿景。在此次会议上，无论是分组讨论发言，还是作家们会后的交流，大都认为限制民族文学腾飞的因素与理论批评的滞后和批评家某种程度上的缺席有关。无疑，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确乎是滞后和乏力的——许多正处在艺术上升期的作家作品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评论与推介，作品的美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得不到解读和阐释。此种情状的形成，既与民族文学的文化历史、美学内涵和语言传播有关，同时也与民族文学的边缘学科属性及民族文学批评从业者的匮乏有关。除此之外，亦与高校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和流行的批评范式不无关系。例如，晚近几年，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界尤为注重文化研究和文学史的“宏大”研究，缺乏对同时代边地作家作品的细部品读和个案研究。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当下的时代，我国多民族文学园地中呈现出繁茂葳蕤的气象。而文学批评家仍然是作品推介与评论、文学讲授与教育以及文学史择取与撰写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者。文学批评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对话和建构作用。作为民族文学批评者，我们应该正视民族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匮乏，更应该自觉担负起一个民族文学批评者身负的神圣职责和使命。通过智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及富有诗意与个性的文字加入多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写作中来。对此，我以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民族文学的批评与研究：
第一，情感的真诚与中肯。从事文学批评的前提是对文学真诚而炽烈的爱，是深埋于心的写作欲望的驱使。王尔德认为，最高级的文学批评其实是在记录自身的灵魂，它是自传唯一文雅的形式。诚然，很多时候，批评家在解读和研究作家作品的时候，表述的是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呈现的是对世间百态的好奇与追问，抒发的是孤独的个人在暗夜中发出的心灵呓语。作为民族文学批评者，我们需要调动起自身的情感力量，去感受作家笔下生命的复杂和时代的喧嚣，在广博的阅读和深切的体恤中领会民族文学的博大与幽深，进而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空间的敞开与延伸。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随着媒介变革和科技与文学日益融合时代的来临，一些新的文学类型和文艺形态开始出现，比如网络文学、各类短视频和“剧本杀”等场景时代游戏文学的出现。面对新的文艺现实，文学批评应具有跨界意识，在新的思想學术空间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阐释，形成新的文学观念，建构新的批评范式。
第三，辩证的多元与一体。习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曾论述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时至今日，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情感支撑，以文学和文化的力量持续发挥着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功能与价值。基于此，在民族文学研究中，我们要在与时俱进中将“多元”与“一体”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揭示出来，从中爬梳和寻绎到核心和共识的理念，消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积极开明的心态面对民族、边地、文化、政治等公共性议题并表达自己的思考。
第四，时代的介入与反思。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多民族文学，不再将所有的目光停留在对前现代文明的深情回望中，也不再单一而凝滞化地陷溺在“民族寓言”的反复表述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们保持着与时代同行的热望。他们的文字直面流动时代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和精神肌理的深刻变化，将书写的触角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对时代的重大疑难和重大主题充满了言说的热情。比如，对脱贫攻坚伟大战役的描写，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挖掘，对新农村建设的书写，对青年情感结构的敏锐体察等。因此，文学批评家也应走出固有的文学惯例和破除陈旧的认知，要对变化中的民族文学跟踪阅读并做出清晰的判断。要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从民族文学现场出发，通过批评文章的撰写和反思，勇敢地介入现实并参与更普遍性的对话。
第五，文风的朴实与持正。批评文章也需有人懂，尤其在多媒体时代，要在坚守学理性和逻辑性的基础上，力避批评文章过于玄奥和生涩的弊端，走出理论批评只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的怪圈。事实上，文学批评文章不妨活泼灵动和自由跳脱些，要摆脱语言书写的“匠气”，努力建立起自身的语体风格，不发空论，不立虚言，对作家作品的分析需要公正审慎，既不捧杀，也不棒杀，而是以持正的心态发出理性之声。体现出求真、刚正、建设的批评态度，保持批评家的个性与风骨。要让读者阅之自生美感，从而扩大民族文学的受众和传播力度。
黄国辉：乌兰其木格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其实也是内在的五组辩证关系，比较客观地体现了目前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中应该把握的一些要点，也观照了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中，最终应该形成一种精神自觉、理论自觉和创作自觉。文学的审美性和独创性主要仰赖于作家的审美认知和创作能力，在作品创作至呈现的过程中，作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下诸要素的准确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作家个人的思想修为和艺术造诣等，都影响着作家创作的走向。
铁军老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宏大命题面前，少数民族文学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文学都同样肩负使命与任务。那您怎么看待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定位与特色？
铁军：我想从几个重要的内在关联来简要说明一下。 20世纪以来，由于有着共同的斗争史、解放史，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主体意识已有着强烈的“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诚如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所说：“共同的环境，共同的命运，近似的道路，近似的选择。这正是我们在总结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发展基本现实之际，最首要和最直接的感触。假如说我们在讨论19世纪以前中华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时候，还需要严谨地检读史料以验证各民族的文学确实存有种种内在关联的话，那么，要让人们接受20世纪各民族的文学之间有着不容否认的联络与沟通这一结论，则是一件显然要容易得多的事情。”在这一强烈主体意识的支配下，西北多民族作家的作品中也自觉呈现出了“五个认同”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作家的创作中，国家认同意识成为一个比较综合集中的表现，在很多时候囊括和包容了五个认同的内容，作家以作品的象征方式进行着一种相对综合或复合的表达，“国家”成为他们五个认同的具体承载对象，是作品中实写的集体存在，也是情感得以寄托的象征空间。在对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概念的认同和讴歌的路径上，作家用艺术之笔感性阐释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概念因此变得清晰有质感，变得生动亲切有说服力。文学上的自觉表达来自于西北多民族作家思想上的深刻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多民族国家中国指定发展方向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这是近代以来‘亡国灭种’威胁下中华各民族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得以凝聚壮大的有力保障。”（关纪新主编：《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绪论》，民族出版社，2006年）
新时期以来，以民间文化为切入点，西北多民族作家经过自觉的文化努力与勤奋探索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为载体得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鲜活表现。作家们逐渐有了摆脱早期写作者简单的风景、风俗描写的主体愿望，渴望对中华文化版图中的西北文化有更为深刻的由表及里的表达，因此，他们对“多民族/地域文化圈”进行了多种维度的关注。在这样的艺术自觉中，作家对由多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传承和享用的地域文化圈（区/带）进行了研究式、聚焦式、分层式的关注，作家们以“乡土”“人性”“民间”等为焦点，对大量的生活素材重新审视、分析和組织，于是，不同民族的人成为生活在同一文化圈（区/带）中的社会人，他们不因民族身份不同而产生隔阂，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彼此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作家大力书写各族人民在同一个生活空间中如何创造、传承和享用共有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并因为文化而逐渐彼此互懂并开始相亲相爱。在这些小说中， 人物的民族特性被弱化，而由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民俗文化所赋予他们的地域文化性格特征则被强化。以小说为例，具体表现为对敦煌文化的书写，对黄河中上游多民族文化区的书写，对甘青交界地区河湟文化圈的书写，对青藏文化圈的书写，对河西走廊文化带的书写，对宁夏多民族文化区（黄土地、六盘山、西海固等文化元素）的书写等。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选材不同、风采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守望地域、心系全国的文化特点，作家们都以坚定的爱国之心表达着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礼赞，对自己所置身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与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命运相系之感进行了深度的表达与阐释;胸怀祖国，对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多民族/地域文化圈（区/带）”进行了重构与提升。如甘肃的作家邵振国、牛正寰、王家达、柏原、雪漠、张存学、张驰、叶舟、扎西才让、李学辉、徐兆寿等;宁夏的作家查舜、火仲舫、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李进祥、张学东、陈继明、季栋梁、漠月等;青海的作家井石、陈元魁、风马、龙仁青、梅卓、鲍义志等。
在不同的阶段，西北多民族地区的作家都以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为创作之灯，时时照亮自己前行的路。进入新时代，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原点或圆心，重新观察考量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会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北热土上有着坚实的书写基础，并有着继续为爱国主义文学做出伟大贡献的重要潜力。相信西北多民族作家必将以自己的赤诚之心与深情之笔使上述主题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从而让文学创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出自己的人文助推作用。
黄国辉：由此可见，西北多民族文学本身就包含着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之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学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下兼顾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文学见证，也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我国多民族文化格局的文学见证。
欧造杰老师，请您结合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脉络和情况，对广西作家如何承担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使命任务谈一谈您的观点。
欧造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近年来在民族工作中提出的重要内容，和“五个认同”意识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也指出，广西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要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要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中国青年报》2021年4月28日）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性格的集中反映，而文学史则常被称为形象化的历史，具有国家知识的属性。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物和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记忆，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和特殊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体系，必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壮大和批评研究，才能不断焕发出新鲜的活力。 从整体来看，广西当代是一个民族文学创作成果较为丰硕、作家队伍成长较快的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和文艺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陆地、韦其麟、包玉堂、李英敏等少数民族作家走上了文学的舞台，发表和出版了众多的文学作品，成为民族作家的代表人物。如壮族著名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生动描写了我国南方的土地改革运动，知识分子韦廷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工农群众取得土改的胜利，使得当地群众翻身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的生活。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将自己当成是“文艺的革命战士，而作品是他的战斗武器”。（温存超、陈代云、李琨：《广西当代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P130）他的诗歌创作以表现民族题材和政治抒情诗为主，其代表作《仫佬族走坡组诗》《回音壁》《歌唱我的民族》等，以真诚的情感热情洋溢歌唱共产党和祖国，赞颂仫佬族人民的新生活，赞美社会主义，同时具有民族风味和地域色彩，深得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的赞赏。侗族作家苗延秀的长篇叙事诗《大苗山交响曲》《元宵夜曲》，分别反映了苗族和侗族人民在我国现代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勇于反抗封建的斗争生活，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此外，壮族诗人韦其麟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通过描写古代古卡和依娌传奇的爱情故事，体现了壮族人民热爱劳动、善良纯朴、勇敢反抗土司压迫和追求美好婚姻的品质。这时期根据壮族民间传说写出的歌剧《刘三姐》，反映了刘三姐热爱劳动、以歌传情、敢于反抗的坚强故事，歌颂了她美丽贤惠、聪明能干、能歌善舞的优秀品质，“起到了鼓舞民族自尊心、激发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民族精神面貌的积极作用。”（蓝鸿恩：《广西民间文学三十年》，《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5期，P72）这些文学作品完成了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性叙述，通过描写本民族的革命斗争、土地改革和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既塑造了民族的英雄人物形象，也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和民族大团结。
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态的环境得到改善，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健康发展，并经历了从复苏、探索到走向繁荣的变化过程。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积极性得到解放，他们参与到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运用创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去表现新时代的生活和典型人物，在文学创作的题材、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文学创作取得突出成绩，是当代最有活力，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既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彰显爱国爱家的崇高愿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壮族作家王云高等人的短篇小说《彩云归》，写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少将军医黄维芝，因思恋大陆的妻子，最终回到大陆团聚的故事，有力表现了“祖国统一”的时代主题，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一种突破性的成果。（李建平：《广西文学50年》，漓江出版社，2005年，P177）该作品1979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陆地的《瀑布》继续描写现代广西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讲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韦步平的英雄故事和壮民族觉醒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青年人的道路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瑶族蓝怀昌的民族风情小说《波努河》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瑶族乡村的巨大变化，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集体观念和敢于改革创新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旅居京城的广西壮族作家苏学方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部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核武器科技工作者生活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全面细致地描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试爆成功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真实和传奇的故事和人物形象，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难险阻、昂扬奋发的伟大时代精神，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它是那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进行曲，更是中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颂歌。”（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壮族文学发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P1405）另外，壮族作家韦俊海和黄佩华的红水河地域文化小说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与国家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我国当代巨大变化背景下的真实感人的个人叙事和艺术风格。凡一平近年打造的“上岭村”系列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蝉声唱》等，更是受到影视界的青睐。
在散文创作方面，出版了凌渡的《故乡的坡歌》、冯艺的《桂海苍茫》《红土黑衣》、蓝阳春的《歌潮》、严凤华的《总角流年》等散文集，无不具有浓郁的广西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美丽的南方”的生机活力与家国同构的爱国思想和情怀。何培嵩专注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他撰写了《归客》《住手！死神》等数十部报告文学作品，在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中《归客》1990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何培嵩善于描写全国的体坛名将、影视明星等的感人事迹，赞美他们的坚强毅力和崇高品质，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此外，周民震以创作电影文學剧本而誉满全国，同时他还创作了众多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集《花中之花》描绘了广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赞美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其语言清丽，意境优美，自成风格。
跨入21世纪以来，广西的民族文学也兴起了新的创作高潮，进入了向多元化的转型与创新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广西继续推进签约作家制，作家们展现出老、中、青团体的协作力量，不断有新的作品推出，各种文学类型的创作全面发展、数量众多，而且不少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扩大了广西当代文学与作家的影响力，一些广西作家作品还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壮族作家黄佩华的短篇小说《驮娘河》以笔记体叙事方式讲述艰难历史岁月与动荡时期的民间生活，反映驮娘河畔历史长河中人们的生存之道与民间智慧，蕴含着大智若愚的幽默和独特的民族文化韵味。潘红日创作了桂西北叙事小说《说事》《文联三部曲》等。2020年在全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瑶族作家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壮族作家李约热的小说集《人间消息》、毛南族作家莫景春的散文集《被风吹过的村庄》分别获得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奖项。他们以富有个人特色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叙述了南方真切朴实的乡土故事和生动感人的生活画面，彰显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活力，体现了我国当前的扶贫主旋律。近年来在小说集方面，田耳的《一天》、李约热的《人间消息》、杨仕芳的《而黎明将至》等，显示了广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精神文化特点。“凡一平的上岭村、田耳小说中的佴城、李约热的野马镇、杨仕芳的侗族乡村等，已经成为广西的重要文化地理。”（王迅：《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更好地呈现“民族性”》，《文艺报》2020年8月7日） 在散文方面，少数民族作家们继续聚焦广西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真实记录了家乡的秀美景观和个人的生活经历，表达了热切的家国情怀。冯艺、庞剑克、严凤华、石一宁等人十分活跃，取得了散文创作的新成就。其中，冯艺的散文集《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分别获第四届、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前者以优美而简练的文笔，深沉而强烈的感情，表达了对祖国、家乡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以及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壮族作家钟日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2010年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非洲小城的中国医生》，记录了一名中国医生不远万里去非洲援助医疗工作的感人故事，塑造了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医生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品质，该作品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不仅具有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价值，而且能够紧密连接各民族，有利于牢固树立“五个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大家相互包容，团结协作，和睦相处，是全国民族团结和谐的先锋和典范。作为祖国的一个边疆地区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广西的少数民族文学既彰显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风格特点，展示了广西民族作家在生活和艺术上的鲜明特色，又表现出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
黄国辉：从白晓霞老师对西北多民族作家创作的梳理和欧造杰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脉络的思考研究中，我们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多民族文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众多精品力作，既是本民族本地域优秀文化的因袭与传承，同时也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在中华大文化格局中的一个有机体，既体现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性扬弃，也从根本上包含着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源共生。
普布昌居老师，今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我一直认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极大地释放了西藏作家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体系中，西藏作家队伍、西藏文学也一直是一支不可或缺、也无法被忽视的重要力量。那么，西藏当代作家是如何把他们的文学创作凝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如何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呢？
普布昌居：西藏当代文学是西藏和平解放后诞生的社会主义新文学，回顾近70年的发展历程，西藏当代作家始终以积极融入的姿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经验，努力用文学作品搭建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纽带，用积极的文学主题和感人的艺术形象热情抒写西藏各族儿女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诚挚情感。在团结民众，凝聚人心，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关注、学习、吸纳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创作思想与价值理念，与时俱进，抒写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世态人心与社会变革，立足西藏讲好中国故事。
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西藏作家檫珠·阿旺洛桑创作的《金桥玉带》热情讴歌了筑路先锋的英雄主义气概，诗歌把青藏公路喻为“金桥玉带”，生动诠释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亲密联系。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记录解放西藏的历史，表现了西藏各族儿女心向祖国的真情，抒写了汉藏一家亲的历史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通过政策倾斜、经济支持等方式千方百计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建设的热土。西藏作家以见证者的身份，书写下这些发生在西藏大地上的新史诗，契合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主题。
尼玛潘多的《紫青稞》以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偏僻村庄——普村为中心，描写了世代居住在大山内的藏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逐步转变观念，走出大山，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努力实现脱贫致富，寻找自己的理想生活的故事。尼玛顿珠的《扎西岗》讲述了在政策指引下先富起来的扎西岗年轻的村委会主任巴丹带领村民联营合作创办养牛场的艰辛与喜悦。吉米平阶《叶巴纪事》和陈人杰的《山海间》分别以散文、诗歌的方式，记录了西藏各级驻村工作队积极落实中央强基惠民政策，帮助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动人事迹，书写了西藏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作家们用自己的笔生动记录党和国家对西藏的关心，记录下西藏的每一个变化，记录下西藏各族儿女物质富裕、精神成长的历程，记录下这其中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
积极关注、学习新的表现方法，技巧，不断推陈出新。中国当代文学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产生了许多精品力作，西藏作家积极学习，推出了讲述西藏历史变革的革命现实主义佳作，如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风行一时，扎西达娃、马原等西藏作家，结合西藏传统文化的特质，创造性地推出西藏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日益受到重视，西藏作家结合西藏优渥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理念，推出了以马丽华《西行阿里》等为代表的系列文化散文。
2.从西藏当代文学萌芽至今，西藏藏族作家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学习共同语、运用共同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词。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各个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少数民族作家带头学习、运用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也就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从西藏当代文学萌芽至今，西藏藏族作家始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学习共同语、运用共同语。近70年里，他们为文坛奉献了许多汉语的精品力作。檫珠·阿旺洛桑、恰白·次旦平措是西藏最早用汉语写作的藏族诗人，他们清澈、简洁的汉语诗歌成为那个时代西藏新诗创作的典范;次仁罗布是当下西藏文学的领军人物，他本科是学习藏语言文学的，后来从事写作主要用汉语写作，他用汉语写的小说文字凝练纯净，表达准确，富有诗意，受到广泛的好评;当代西藏作家中有不少双语作家，他们在学习共同语方面成就显著，如平措扎西用汉语写作的文化散文集《世俗西藏》《尋迹》，尼玛顿珠创作的剧本《扎西岗》，都在汉语文学世界里受到广泛的好评，正是他们这种善于学习吸纳不同民族文化精华的态度与行为，为他们在写作上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无限的可能。西藏作家也在共同语的书写中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归属感，并借他们的作品将这样的经验与认知传递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