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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运用其杂文时刻都在迎战和准备迎战内外四面八方的来犯之敌，毫不松懈，永不停息。然而问题的关键所在却是透过鲁迅杂文批判、否定、反击的表层，走进鲁迅杂文的背后和深处，应该瞭望和感受、体悟到鲁迅杂文到底在批判什么，否定什么，反击什么；而且何以批判、否定、反击的那么刻毒。因为从鲁迅有意选定杂文之日起，批判、否定、反击就是和其杂文紧密相连并伴随其杂文创作始终的。鲁迅杂文的创作史，其实就是一部毫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斗争史。
一、启蒙烛照的终极指归
“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而常有“疑心”（鲁迅《〈两地书〉之十》）。因而，鲁迅杂文把批判、否定、反击的锋芒始终对准了人和人之灵魂，其最要关注并全力揭示的，正是掩藏于人们灵魂深处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不免卑劣的连自身也未必知觉的病态心理，甚至是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心理。诸如“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鲁迅《坟·论“他妈的”》）以及“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这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艺术正是“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鲁迅《坟·论照相之类》）。而张献忠的杀人，其实无非是自己得不到了，就也不许别人得到，于是便加以破坏（鲁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鲁迅《呐喊·阿Q正传》）的豪壮誓言也实在掩盖不住“生”与“死”的绝望。这心理原本是存于国民灵魂深处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了的，但却每每被国民所不愿说或不便说而不齿表露，因为一旦说出，便要丢掉高古的行列而让人嘲弄的。北京的地名，“蝎子庙”改成“协资庙”，“奶子府”改成“乃兹府”，“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鲁迅《华盖集·咬文嚼字（二）》）也绝不是求雅之风，而是一种掩饰，一种早已浸入骨髓的民族集体的无形的潜在意识。
所以说，贯穿鲁迅杂文始终的唯一主线只能是启蒙关照！
鲁迅在其小说中是要画出中国国民的卑劣以改造国民灵魂。这一工作理所当然更要植入杂文创作，因为杂文对国民灵魂的批判、否定、反击更直接，也更锐利。“‘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准风月谈〉后记》）。甚至，鲁迅曾经想借助杂文，“可以择历史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鲁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
鲁迅在此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自觉和自信，除了暗示和更加彰显其杂文其实是和小说一样，终极指归是直指“改造国民灵魂”的之外，别无更为合理、妥帖和完满的诠释。鲁迅当然明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因此他时时告诫有志于改革者应“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否则革命只是“沙上建塔，顷刻倒坏”（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从这一意义上讲，鲁迅杂文的“改造性”其实是超越了其小说的。
作为从精神上救治民众的启蒙者，鲁迅从其选择杂文的第一刻起，就在全身心致力于根除民众精神中的愚昧麻木以及致使愚昧麻木的毒瘤。正是源于启蒙需求的独特视角而始终关注“病态社会”的人们的精神病苦，才使得鲁迅杂文也和其小说一样不落于对生活拮据、客观灾难的揭示和描叙，而极力展开存于病态社会中民众威慑人心的精神愚昧和心灵麻木：诸如恪守“从来如此”的陈规陋习，畏惧新生事物的愚顽屈辱，闭关自守的妄自尊大，毫无行动之力的自鄙自贱，只会冷笑和恨恨而死的孱弱，以及造成种种卑劣国民性的种种卑劣，等等。
这种对人精神病态的无止境开掘，终于使鲁迅杂文也同样具有了一种启蒙内向性指归特质。鲁迅正是要打破“皮之改新，心思仍旧”的改良和“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折衷所惯常提倡的“瞒和骗”（鲁迅《坟·论睁了眼看》）的启蒙伪神化和启蒙伪圣化，把种种卑劣国民性以及造成种种卑劣国民性的种种卑劣国民性统统暴于雪亮的阳光之下，从而逼迫被启蒙者与其杂文所揭示的对象以及启蒙者自身，一同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和承受精神的苦刑，并从千孔百疮的灵魂大树枝干上挖出各色思想的蛀虫，使灵魂在灵魂的搅动中觉动而发生精神的变化，使灵魂老树焕发新的青春。因此，鲁迅杂文实质上就是对现实国人，尤其是对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
鲁迅对人的精神病态以及对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的深刻揭示和无遗暴露同样使鲁迅杂文由此而开掘出“吃人”的社会本质。这个现实的“吃人”本性不仅仅存留于对人肉体的摧残，更主要的是直指对人灵魂的咀嚼。鲁迅杂文确实在残酷无情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鲁迅杂文并不以拷问本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而是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既是对社会的，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就是说，鲁迅杂文和其小说一样对灵魂的揭示，终于指向了启蒙本身！
这种“吃人”本质及对“吃人”本质的“绝望的反抗”不独指向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连接，更指向启蒙和被启蒙内部。被启蒙的蒙昧者有时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吃着另一个蒙昧者；同样，启蒙者自身也极有可能经意不经意间吃着自己的战友。启蒙者一旦被有意无意间摆上“吃”与“被吃”的餐桌而承受灵魂的咀嚼，那启蒙者所有的崇高理想和刻苦奋斗都将变成空洞、无聊甚至可笑的表演而毫无意义。正是这对启蒙自身的一次次灵魂的拷问，终致启蒙者也不得不招认灵魂深处的浅薄和软弱。
愚昧的民众不仅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启蒙者也如是。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最终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都被活活吃掉。这是如晴天霹雳般骇人听闻的，也是回天无术般无可奈何的！而鲁迅本身也正是启蒙者中一员，所以，鲁迅杂文所质疑和批判的终极是指向鲁迅自身的。所以，鲁迅杂文所指摘的对象其实是和作者自身零距离的，其间渗透着鲁迅深深的生命体验和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悲哀、悲悯、孤寂、以及恐怖、愤激和复仇。
这一深刻的开掘，注定要更加彰显鲁迅杂文的独特和内指，它是彻底的作者主观的。
鲁迅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就是说，鲁迅杂文虽确实并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但其更关注和表现作者自身的反应；是经过鲁迅思想、情感乃至心灵过滤、渗析、折射以至结晶析出而渐染了鲁迅魂灵的新的东西。透过鲁迅杂文，我们能清晰地瞭望并触摸到活生生的鲁迅和与“中国大众的灵魂”叠合在一起的“鲁迅的灵魂”。 鲁迅何尝不明白，这个灵魂正集结着“吃”与“被吃”、“启蒙”与“被启蒙”于一身，何尝不明白“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这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无可附着的灵魂的悬浮和漂泊、绝望和苍凉。“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集外集·题〈彷徨〉》）
但鲁迅自己又对这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无疑又起到了警醒的作用。情感心灵的绝望反弹出死后之生和绝望后的挑战，从而完成了幻影和现实的剥离。
面对青年的血和青年的血中所蕴藏的伟力，鲁迅杂文甚至对文学自身也产生了质疑而得出了惊天动地的发现。“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国现实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鲁迅到底在幻灭中清醒，在沉默中思索，在痛苦中孕育出了新的生机。于是在走过长长的求索的痛苦路段之后，终于，发现新道路、新战友的喜悦代替了幻灭与彷徨的悲哀。一声“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鲁迅《写在〈坟〉后面》）的呼喊，宣告了鲁迅思想的重大变革，也完成了对自身的启蒙。
也许，这才是鲁迅杂文的更深层次的内蕴构成和神韵所在。
二、深沉刻骨的生命珍爱
事实上，穿过鲁迅杂文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走到鲁迅杂文启蒙主旨的末节，便会豁然发现鲁迅正在通过他的杂文高扬什么、构建什么。其间时时透露出隐藏在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背后和深层的刻骨铭心的深深的生命珍爱。
鲁迅杂文思维的起点总是“个”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他却以一种特殊的敏感和非凡的思想穿透力，从纷繁芜杂的事物中，发现并开掘出更具广阔内涵的深邃主旨。而后置之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中剖析和开挖，剔除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表层，快刀斩乱麻般横刀切入本质，做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从而将“个”抬升为“类”的“标本”。“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因而，鲁迅杂文里所指名道姓的人与事其实就不再是对个人的“盖棺论定”，更不是直指人之生命体的，而只能是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解剖和一种社会类型的“代名词”，至多只能是对所争论的具体问题的是非判断。“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说他的杂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鲁迅《致杨霁云》），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
鲁迅之所以自觉地进行他的杂文式的反抗和复仇，就是因为他始终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无数“弱者”的痛苦。“弱者”的痛苦其实并不在于缺少聪明才智，而是缺少聪明才智的认定和开挖。鲁迅杂文正是要以不断地批判、否定、反击来彰显弱者的生存价值并鲁迅自身连同自身文学的价值。这理应是鲁迅杂文更为充分的存在理由。所以，鲁迅杂文的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是有着其自身所特有的“理想之光”的烛照的。黑暗险恶现实中的弱者要“要争存于天下，首在立人”（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才能寻求人的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因此，鲁迅杂文把反抗复仇的锋芒指向了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以及人对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奴役和压迫。可以说，这种奴役和压迫只要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角落存在、延续、再生产一日，鲁迅杂文的反抗和复仇就一日不得终结。而且必将永远继续下去，直到人性的丑陋和卑劣彻底覆灭，国民灵魂的彻底改观。正因为如此，鲁迅杂文才指向了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才指向了“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式的治病救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由来已久，想必每一个都懂，然而每一个却总不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鲁迅杂文！鲁迅杂文的骂人，其实根本不是要把人骂死，而是骂醒！鲁迅杂文的消灭，其实也根本不是对生命体的消灭，而是对卑劣灵魂的消灭。其间浸润着对生命无限深沉的珍爱！恰似一位母亲正含着眼泪用鞭子狠狠抽打她不争气的儿子！鲁迅这位铮铮铁骨的谏臣正以他的杂文这一特有的方式向他所深深关爱的民众直谏。“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可是民众总不察。鲁迅这位赤胆忠心的“盗火者”正把希望的火种洒向人间以求民众灵魂能在烈火中更生。而自己却甘愿“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作父亲》）。可是民众总不解。这是何等悲哀的“隔膜”！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鲁迅杂文所达到的难以置信的批判广度，以及被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所难以接受的批判的深刻性、尖锐性和刻毒性，正是根源于其“立人”启蒙烛照下的彼岸关怀的。看不到鲁迅杂文批判背后的理想，否定背后的肯定，反击背后的建立，是难以真正理解鲁迅杂文的，更勿谈走进。
三、看似随意的形象进入
贯穿鲁迅杂文始终的唯一主线是启蒙。所以鲁迅杂文的终极指归是指向人及人之灵魂的；所以鲁迅杂文必定要更多地关照接受者的心理和接受后的效能。鲁迅杂文因而也寻求到了一条最有效的最佳启蒙途径：“看似随意的黑虎掏心和顺戈一击的联手”。
何以要“黑虎掏心”？目的是一击致敌死命。何以要“顺戈一击”？而是面对四面八方林林总总的敌人，出手自然要快、要狠、更要最大发挥一击的最佳效能；在收回匕首、投枪以利再击的同时，不忘横戈一扫，于收式中趁势撩倒鱼鳖虾蟹和爪牙走狗。 显而易见，这里“看似随意”的选择是义无返顾的。
因为，灵魂的改造是断然迥异于行为改造而的确丝毫不具备行为改造的强制性和约束力。相应地，其改造产品也只能是通过被改造者的能动作用来完成。但毫无疑问，被改造者无不潜藏着根深蒂固的排外意识。不冲开和暖化根深蒂固的排外意识的坚冰，启蒙关照的泉流是很难畅流进入国民灵魂的。鲁迅当然清楚他的杂文只有融入国民灵魂并由国民灵魂的自觉觉动方可“发于心”而“形于外”，从而实现国民灵魂的自救。“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在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因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这样看，鲁迅杂文“看似随意”的入主方式于其启蒙关照的终极指归就意义深远了。
正如肥肉，本是高蛋白、高营养的东西，然而不吃，是丝毫彰显不到效能的。而倘若吃下去不消化再拉出来的话，那就是浪费了。甚至因此而毁坏了肠胃，那是连浪费也不得，还不如不吃。所以，鲁迅杂文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把这肥肉去腻、脱油、上浆、挂芡，煎烧烹炸，再蒸烂闷透，做得色、香、味俱佳。鲁迅实在像一位高明的厨师，时时勾动着被启蒙者的食欲，不独让他杂文的启蒙对象胃口大开，更让消受者消受后消受下去，化为自身肌体的一部分。
所以，鲁迅杂文又选择了“形象”进入，希图借风姿绰约的形象透视出强大的逻辑力量，从而达到形象和逻辑间相互自如地渗透、融合。鲁迅杂文在根柢上的确是“诗”的。即从早已深入人心的“叭儿狗”形象便可略见一斑。至于揭露帮闲文人的嘴脸，鲁迅杂文也不致力于其丑行、特性的列举和归纳而只是饶有趣味地描画戏曲中“二丑”行当的职能（鲁迅《准风月谈·二丑艺术》）。可以说，这种描画越形象，帮闲文人的嘴脸就揭示得越鲜明，其本性也越昭然。所以，鲁迅杂文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经过无数次淘滤后能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形象与逻辑间的比喻、类比、对比等。
鲁迅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种“嬉笑怒骂”足以让敌人不知不觉间缴械，让战友诙谐戏谑中受益。鲁迅不赞成蛮横、诬陷，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所以竭力主张在潜移默化中改造国民灵魂。这样看，鲁迅杂文的“嬉笑怒骂”之于深入骨髓，无懈可击的启蒙进入，无疑也是大利的。
当然，鲁迅杂文的顶峰价值无疑也给后来者带来了灭顶之灾似的挑战，一如唐诗给宋人带来的影响一样。鲁迅杂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而，鲁迅本人也必然身前身后都无从避免孤独的命运。但从另一侧面来讲，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鲁迅杂文反更显启蒙意义。
今天，先生已然作古，但遗训犹在耳边，先生的音容笑貌似乎依然浮现在我们眼前，先生的思想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前行……无论从那一点上讲，都不能不说，鲁迅杂文任何时候都是中华民族的大幸。鲁迅杂文必定要穿越时空而和民族同在。
果真如此，当可告慰九泉下英灵，先生再不必孤独。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等著，199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物流学校）
一、启蒙烛照的终极指归
“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而常有“疑心”（鲁迅《〈两地书〉之十》）。因而，鲁迅杂文把批判、否定、反击的锋芒始终对准了人和人之灵魂，其最要关注并全力揭示的，正是掩藏于人们灵魂深处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不免卑劣的连自身也未必知觉的病态心理，甚至是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心理。诸如“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鲁迅《坟·论“他妈的”》）以及“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这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艺术正是“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鲁迅《坟·论照相之类》）。而张献忠的杀人，其实无非是自己得不到了，就也不许别人得到，于是便加以破坏（鲁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鲁迅《呐喊·阿Q正传》）的豪壮誓言也实在掩盖不住“生”与“死”的绝望。这心理原本是存于国民灵魂深处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根深蒂固、深入骨髓了的，但却每每被国民所不愿说或不便说而不齿表露，因为一旦说出，便要丢掉高古的行列而让人嘲弄的。北京的地名，“蝎子庙”改成“协资庙”，“奶子府”改成“乃兹府”，“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鲁迅《华盖集·咬文嚼字（二）》）也绝不是求雅之风，而是一种掩饰，一种早已浸入骨髓的民族集体的无形的潜在意识。
所以说，贯穿鲁迅杂文始终的唯一主线只能是启蒙关照！
鲁迅在其小说中是要画出中国国民的卑劣以改造国民灵魂。这一工作理所当然更要植入杂文创作，因为杂文对国民灵魂的批判、否定、反击更直接，也更锐利。“‘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准风月谈〉后记》）。甚至，鲁迅曾经想借助杂文，“可以择历史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鲁迅《准风月谈·晨凉漫记》）。
鲁迅在此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自觉和自信，除了暗示和更加彰显其杂文其实是和小说一样，终极指归是直指“改造国民灵魂”的之外，别无更为合理、妥帖和完满的诠释。鲁迅当然明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因此他时时告诫有志于改革者应“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否则革命只是“沙上建塔，顷刻倒坏”（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从这一意义上讲，鲁迅杂文的“改造性”其实是超越了其小说的。
作为从精神上救治民众的启蒙者，鲁迅从其选择杂文的第一刻起，就在全身心致力于根除民众精神中的愚昧麻木以及致使愚昧麻木的毒瘤。正是源于启蒙需求的独特视角而始终关注“病态社会”的人们的精神病苦，才使得鲁迅杂文也和其小说一样不落于对生活拮据、客观灾难的揭示和描叙，而极力展开存于病态社会中民众威慑人心的精神愚昧和心灵麻木：诸如恪守“从来如此”的陈规陋习，畏惧新生事物的愚顽屈辱，闭关自守的妄自尊大，毫无行动之力的自鄙自贱，只会冷笑和恨恨而死的孱弱，以及造成种种卑劣国民性的种种卑劣，等等。
这种对人精神病态的无止境开掘，终于使鲁迅杂文也同样具有了一种启蒙内向性指归特质。鲁迅正是要打破“皮之改新，心思仍旧”的改良和“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折衷所惯常提倡的“瞒和骗”（鲁迅《坟·论睁了眼看》）的启蒙伪神化和启蒙伪圣化，把种种卑劣国民性以及造成种种卑劣国民性的种种卑劣国民性统统暴于雪亮的阳光之下，从而逼迫被启蒙者与其杂文所揭示的对象以及启蒙者自身，一同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和承受精神的苦刑，并从千孔百疮的灵魂大树枝干上挖出各色思想的蛀虫，使灵魂在灵魂的搅动中觉动而发生精神的变化，使灵魂老树焕发新的青春。因此，鲁迅杂文实质上就是对现实国人，尤其是对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
鲁迅对人的精神病态以及对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的深刻揭示和无遗暴露同样使鲁迅杂文由此而开掘出“吃人”的社会本质。这个现实的“吃人”本性不仅仅存留于对人肉体的摧残，更主要的是直指对人灵魂的咀嚼。鲁迅杂文确实在残酷无情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鲁迅杂文并不以拷问本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而是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既是对社会的，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就是说，鲁迅杂文和其小说一样对灵魂的揭示，终于指向了启蒙本身！
这种“吃人”本质及对“吃人”本质的“绝望的反抗”不独指向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连接，更指向启蒙和被启蒙内部。被启蒙的蒙昧者有时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吃着另一个蒙昧者；同样，启蒙者自身也极有可能经意不经意间吃着自己的战友。启蒙者一旦被有意无意间摆上“吃”与“被吃”的餐桌而承受灵魂的咀嚼，那启蒙者所有的崇高理想和刻苦奋斗都将变成空洞、无聊甚至可笑的表演而毫无意义。正是这对启蒙自身的一次次灵魂的拷问，终致启蒙者也不得不招认灵魂深处的浅薄和软弱。
愚昧的民众不仅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启蒙者也如是。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最终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都被活活吃掉。这是如晴天霹雳般骇人听闻的，也是回天无术般无可奈何的！而鲁迅本身也正是启蒙者中一员，所以，鲁迅杂文所质疑和批判的终极是指向鲁迅自身的。所以，鲁迅杂文所指摘的对象其实是和作者自身零距离的，其间渗透着鲁迅深深的生命体验和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悲哀、悲悯、孤寂、以及恐怖、愤激和复仇。
这一深刻的开掘，注定要更加彰显鲁迅杂文的独特和内指，它是彻底的作者主观的。
鲁迅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鲁迅《〈华盖集续编〉小引》）。就是说，鲁迅杂文虽确实并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但其更关注和表现作者自身的反应；是经过鲁迅思想、情感乃至心灵过滤、渗析、折射以至结晶析出而渐染了鲁迅魂灵的新的东西。透过鲁迅杂文，我们能清晰地瞭望并触摸到活生生的鲁迅和与“中国大众的灵魂”叠合在一起的“鲁迅的灵魂”。 鲁迅何尝不明白，这个灵魂正集结着“吃”与“被吃”、“启蒙”与“被启蒙”于一身，何尝不明白“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这是一种更为深沉的无可附着的灵魂的悬浮和漂泊、绝望和苍凉。“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集外集·题〈彷徨〉》）
但鲁迅自己又对这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无疑又起到了警醒的作用。情感心灵的绝望反弹出死后之生和绝望后的挑战，从而完成了幻影和现实的剥离。
面对青年的血和青年的血中所蕴藏的伟力，鲁迅杂文甚至对文学自身也产生了质疑而得出了惊天动地的发现。“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国现实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鲁迅到底在幻灭中清醒，在沉默中思索，在痛苦中孕育出了新的生机。于是在走过长长的求索的痛苦路段之后，终于，发现新道路、新战友的喜悦代替了幻灭与彷徨的悲哀。一声“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鲁迅《写在〈坟〉后面》）的呼喊，宣告了鲁迅思想的重大变革，也完成了对自身的启蒙。
也许，这才是鲁迅杂文的更深层次的内蕴构成和神韵所在。
二、深沉刻骨的生命珍爱
事实上，穿过鲁迅杂文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走到鲁迅杂文启蒙主旨的末节，便会豁然发现鲁迅正在通过他的杂文高扬什么、构建什么。其间时时透露出隐藏在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背后和深层的刻骨铭心的深深的生命珍爱。
鲁迅杂文思维的起点总是“个”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但他却以一种特殊的敏感和非凡的思想穿透力，从纷繁芜杂的事物中，发现并开掘出更具广阔内涵的深邃主旨。而后置之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中剖析和开挖，剔除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表层，快刀斩乱麻般横刀切入本质，做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从而将“个”抬升为“类”的“标本”。“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因而，鲁迅杂文里所指名道姓的人与事其实就不再是对个人的“盖棺论定”，更不是直指人之生命体的，而只能是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解剖和一种社会类型的“代名词”，至多只能是对所争论的具体问题的是非判断。“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说他的杂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鲁迅《致杨霁云》），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
鲁迅之所以自觉地进行他的杂文式的反抗和复仇，就是因为他始终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无数“弱者”的痛苦。“弱者”的痛苦其实并不在于缺少聪明才智，而是缺少聪明才智的认定和开挖。鲁迅杂文正是要以不断地批判、否定、反击来彰显弱者的生存价值并鲁迅自身连同自身文学的价值。这理应是鲁迅杂文更为充分的存在理由。所以，鲁迅杂文的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是有着其自身所特有的“理想之光”的烛照的。黑暗险恶现实中的弱者要“要争存于天下，首在立人”（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才能寻求人的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因此，鲁迅杂文把反抗复仇的锋芒指向了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以及人对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奴役和压迫。可以说，这种奴役和压迫只要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角落存在、延续、再生产一日，鲁迅杂文的反抗和复仇就一日不得终结。而且必将永远继续下去，直到人性的丑陋和卑劣彻底覆灭，国民灵魂的彻底改观。正因为如此，鲁迅杂文才指向了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才指向了“批判、否定、反击以及批判、否定、反击的刻毒”式的治病救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由来已久，想必每一个都懂，然而每一个却总不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鲁迅杂文！鲁迅杂文的骂人，其实根本不是要把人骂死，而是骂醒！鲁迅杂文的消灭，其实也根本不是对生命体的消灭，而是对卑劣灵魂的消灭。其间浸润着对生命无限深沉的珍爱！恰似一位母亲正含着眼泪用鞭子狠狠抽打她不争气的儿子！鲁迅这位铮铮铁骨的谏臣正以他的杂文这一特有的方式向他所深深关爱的民众直谏。“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可是民众总不察。鲁迅这位赤胆忠心的“盗火者”正把希望的火种洒向人间以求民众灵魂能在烈火中更生。而自己却甘愿“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作父亲》）。可是民众总不解。这是何等悲哀的“隔膜”！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鲁迅杂文所达到的难以置信的批判广度，以及被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奴役者和被奴役者所难以接受的批判的深刻性、尖锐性和刻毒性，正是根源于其“立人”启蒙烛照下的彼岸关怀的。看不到鲁迅杂文批判背后的理想，否定背后的肯定，反击背后的建立，是难以真正理解鲁迅杂文的，更勿谈走进。
三、看似随意的形象进入
贯穿鲁迅杂文始终的唯一主线是启蒙。所以鲁迅杂文的终极指归是指向人及人之灵魂的；所以鲁迅杂文必定要更多地关照接受者的心理和接受后的效能。鲁迅杂文因而也寻求到了一条最有效的最佳启蒙途径：“看似随意的黑虎掏心和顺戈一击的联手”。
何以要“黑虎掏心”？目的是一击致敌死命。何以要“顺戈一击”？而是面对四面八方林林总总的敌人，出手自然要快、要狠、更要最大发挥一击的最佳效能；在收回匕首、投枪以利再击的同时，不忘横戈一扫，于收式中趁势撩倒鱼鳖虾蟹和爪牙走狗。 显而易见，这里“看似随意”的选择是义无返顾的。
因为，灵魂的改造是断然迥异于行为改造而的确丝毫不具备行为改造的强制性和约束力。相应地，其改造产品也只能是通过被改造者的能动作用来完成。但毫无疑问，被改造者无不潜藏着根深蒂固的排外意识。不冲开和暖化根深蒂固的排外意识的坚冰，启蒙关照的泉流是很难畅流进入国民灵魂的。鲁迅当然清楚他的杂文只有融入国民灵魂并由国民灵魂的自觉觉动方可“发于心”而“形于外”，从而实现国民灵魂的自救。“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在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因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这样看，鲁迅杂文“看似随意”的入主方式于其启蒙关照的终极指归就意义深远了。
正如肥肉，本是高蛋白、高营养的东西，然而不吃，是丝毫彰显不到效能的。而倘若吃下去不消化再拉出来的话，那就是浪费了。甚至因此而毁坏了肠胃，那是连浪费也不得，还不如不吃。所以，鲁迅杂文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把这肥肉去腻、脱油、上浆、挂芡，煎烧烹炸，再蒸烂闷透，做得色、香、味俱佳。鲁迅实在像一位高明的厨师，时时勾动着被启蒙者的食欲，不独让他杂文的启蒙对象胃口大开，更让消受者消受后消受下去，化为自身肌体的一部分。
所以，鲁迅杂文又选择了“形象”进入，希图借风姿绰约的形象透视出强大的逻辑力量，从而达到形象和逻辑间相互自如地渗透、融合。鲁迅杂文在根柢上的确是“诗”的。即从早已深入人心的“叭儿狗”形象便可略见一斑。至于揭露帮闲文人的嘴脸，鲁迅杂文也不致力于其丑行、特性的列举和归纳而只是饶有趣味地描画戏曲中“二丑”行当的职能（鲁迅《准风月谈·二丑艺术》）。可以说，这种描画越形象，帮闲文人的嘴脸就揭示得越鲜明，其本性也越昭然。所以，鲁迅杂文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经过无数次淘滤后能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形象与逻辑间的比喻、类比、对比等。
鲁迅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种“嬉笑怒骂”足以让敌人不知不觉间缴械，让战友诙谐戏谑中受益。鲁迅不赞成蛮横、诬陷，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所以竭力主张在潜移默化中改造国民灵魂。这样看，鲁迅杂文的“嬉笑怒骂”之于深入骨髓，无懈可击的启蒙进入，无疑也是大利的。
当然，鲁迅杂文的顶峰价值无疑也给后来者带来了灭顶之灾似的挑战，一如唐诗给宋人带来的影响一样。鲁迅杂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而，鲁迅本人也必然身前身后都无从避免孤独的命运。但从另一侧面来讲，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鲁迅杂文反更显启蒙意义。
今天，先生已然作古，但遗训犹在耳边，先生的音容笑貌似乎依然浮现在我们眼前，先生的思想精神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前行……无论从那一点上讲，都不能不说，鲁迅杂文任何时候都是中华民族的大幸。鲁迅杂文必定要穿越时空而和民族同在。
果真如此，当可告慰九泉下英灵，先生再不必孤独。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等著，199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3]《中国现当代文学》.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物流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