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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导演马克·福斯特导演的影片《追风筝的人》这部影片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就在于，这部影片超越了主人公阿米尔的自我认同，而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蕴。它不仅描写了处于寻找的焦虑之中的阿米尔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且力图展现出这种精神状态与当代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以期引起超越国界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思考。
[关键词] 阿米尔 身份认同
曾以指导了《死囚之舞》和《寻找梦幻岛》而闻名的马克·福斯特(Marc Forster)，这次因《追风筝的人》这部影片让他再次享誉世界。这部影片改编自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同名小说，是一个关于人性的背叛与救赎的故事。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学的认同理论来揭示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认同轨迹。
一、身份认同感的缺失
“认同”(identity)一词在哲学中是指同一性，而在社会学中是指人的思想观念上的一致性。一般来说，人的认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所谓自我认同，是指将自己的价值选择和精神追求与某种更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相联系，并在这其中获得对自己的身份或角色的自我确认，回答“我是谁”或“我的身份是什么”等问题，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自我认同是个体摆脱孤独、寻求精神寄托的恒常现象，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至于社会认同。是指他者对某一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的接纳和认可。
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认同这一术语首先经由精神分析学家E·H·埃里克森(Eric·H·E rikson)在其著作《童年与社会》中最早提出，而后广为学界接受。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贯穿一生的自我的心理社会的统一能力，它是在社会现实中不断地发展为有组织的自我的感觉和确信中培养起来的。正是人的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感：“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1]因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就成为生命个体在其一生中的每个时期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影片《追风筝的人》主要描写了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认同的缺失和他试图寻找的努力，着重描写了阿米尔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找与探索过程。
影片描写了阿米尔内心生活，他充满了躁动不安和怀疑、无奈的情绪，急欲冲破旧的观念，对封闭、僵化的传统秩序不满，但却没有明确的方向。他具有青春期男子忧郁、苦闷、孤独和叛逆的情绪，这种情绪由于缺乏岁月沉淀后的反思，更像是一种青春期的宣泄。美国学者埃里克森在论述他的认同理论时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成果，把人生划分为八个阶段或周期。[1]此时阿米尔应该处于埃里克森所说的认同的第五个阶段，既儿童期向成年期的过渡，其心理状态是认同对混乱。青春期随着儿童期的结束而开始。它要求从先天资质发展起来的适应感与社会角色认同。这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丧失同时兼具的时期。
在走向青春期认同的关键时期，主人公阿米尔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生他时难产而死，缺乏母爱的他渴望父爱。可是。天性懦弱的他无法成为父亲心目中那样铮铮铁骨的男子汉而被父亲所轻视。这件事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但父亲的漠视丝毫不能抑制阿米尔对父爱的渴望，整个童年时代阿米尔都在苦苦追寻。最让阿米尔难以忍受的是，父亲居然对仆人的儿子哈桑关爱有加。有时甚至超越了对阿米尔的喜爱，甚至在哈桑过生日时父亲送给他礼物——一只风筝。由此，阿米尔嫉恨哈桑，把他当作了争夺父爱的“假想敌”，阿米尔希望哈桑远离父亲的视线，竭力阻止父亲带他和哈桑一同出游。
这些成长的伤痕使阿米尔的心态长久地未能摆脱青春期成长的阴影，因此我们看到，影片中的阿米尔过于敏感自尊。缺乏和外界正常交往的能力，不愿与人分享关爱，虽然在身体上已经长大成人。但在心理上依然维持着对父亲的依恋，不愿独自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他重要的精神痛苦即来源于人与人的无法沟通，人与世俗的抵牾，与父亲在感情上相疏离这种苦恼一直纠缠着他。
影片中的阿米尔充满了一种青春期的孤独情绪和迷惘心情的宣泄，他试图通过创作来确立与外界的关系，寻找真实的自己。“人是从他与他人的关联中获得其最初的自我体验的，一旦他感到孤独，失去了对他人的依傍，他怕他就会失去这种作为一个自我而存在的体验。人这种生物社会意义上的哺乳动物。不仅在漫长的童年时代出于自己的安全需要而依赖于父母，他同样也需要从这些早期关系中获得他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乃是他能够在生活中确立方位的基础。”[2]应当说。寻求认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需求，人正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阿米尔不断地在寻求寄托，希望能从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中获得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进而获得心灵的安慰。然而。人际交往的困难及其不被父亲认可所产生的消沉和恐惧。却始终笼罩着他的心灵，使他所希翼的认同难以达成。而在成长过程中认同感的匮乏使阿米尔不可避免地出现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也同样反映在影片中。
二、寻找的焦虑及走向身份认同
在一次盛大的冬季风筝大会上，阿米尔和哈桑取碍了第一名，按照当地习俗。斗风筝者的最高荣誉在于追回那只被最后斗败的风筝，为了帮助阿米尔获取最后的胜利。更为了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的承诺，哈桑不顾一切、奋力去追那只象征胜利的“蓝风筝”。为了守护这个战利品，他却被不良少年阿塞夫和他的哥们儿强暴，虽然这一切都被躲在一旁的阿米尔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勇气站出来阻止这一切，相反，怯懦的阿米尔选择了逃跑。当他从哈桑的手中接过那只蓝风筝时，当他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赞许之时，罪恶感也包裹了他的心灵。阿米尔无法原谅自己对哈桑的“背叛”，不敢面对哈桑那绝望而真诚的目光。他制造了盗窃假象“诬陷”哈桑，逼走了哈桑，阿米尔从此陷入了罪恶和良心上的折磨，无法自拔，这成了他成长的梦魇。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iesTayIor)在《自我的起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指出：“(认同)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自我的认同是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3]
阿米尔形象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凸现了个人的现代处境，而且暗示了自救而不是他 救的精神途径。而他的自救过程是灵与肉的双重历险过程。阿米尔通过救赎最终长大成人。
这时时逢苏联攻打阿富汗，阿米尔随父亲流亡美国，在那里他和父亲建立起了他们的家业，阿米尔也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后来，他的父亲病逝，这依然没能成为他走向认同的契机，然而，他的父亲的好友拉辛汉的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却打破了所有的平静。他还告诉阿米尔。叫他速到巴基斯坦见最后一面，并且告诉他：“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阿米尔开始了自己的漫长的自救之路。
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暌违二十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拉辛汉向他揭开了一个弥天大谎——哈桑居然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并且为了保护他家的房子而被塔利班杀害，留下了一个儿子索拉布，阿米尔决定面对自己的心魔。勇敢地迈出了走向救赎之路的第一步，他要正视长久以来困扰自己的那些秘密。找回那个被遗失在过去的自我。他最终战胜了怯懦，九死一生，从塔利班手中搭救出了已沦为玩物的索拉布。
三、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认同
《追风筝的人》影片中的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及其寻找的过程其实也是阿富汗这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与追随。影片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饱满而丰富的阿富汗，还有同样饱满而丰富的穆斯林文化。
这部影片中反映了阿富汗人流亡他国的尴尬境遇，时逢苏联进攻阿富汗，当阿米尔离开自己原来居住的阿富汗而移居美国时，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更加强烈了。他开始受到双重文化的冲击。一方面，美国社会文化的大熔炉特征不断地使他美国化，被赋予美国人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他从小生活在阿富汗，所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他仍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他在潜意识中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穆斯林文化情结。这种长期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处境，使阿米尔具有一种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同时，民族身份在他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同样的，对于阿富汗这个饱受动乱、战乱之苦的国家来说，国家的命运如同被拽在他人手中的风筝，抑或是断线的风筝随风飘摇。阿富汗尽管也充满了苦难、贫穷、战乱与歧视，但它曾经是和平而美丽的，并且正在向现代文明逐步演进。只是这个过程被大国的铁蹄、被独裁者的淫威所打破了，就像一只被割断的风筝，从明朗的天空向下急坠。但正如影片中所描述的一样，有一群勇敢执着的阿富汗人象哈桑、阿米尔、阿米尔的妻子索拉雅、阿米尔的父亲、拉辛汗等，仍然在追那只风筝，他们不仅期盼祖国的安宁，也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因为这是放飞他们生命的长长丝线，这是他们的根。
四、“风筝”的文化隐喻性
《追风筝的人》影片中巧妙、自然地贯穿了“风筝”这一具有文化隐喻性的意象，从而营造了浓郁的诗性氛围。“风筝”作为一个核心意象象征着友情、亲情、正义、善良、诚实，以及勇敢、睿智等。对“风筝”的追寻，亦即对美好人性的追索。风筝，还是阿富汗这个国度的文化表征，从此种意义上说，“追风筝的人”隐喻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追随。[4]
影片通过贯穿其中的风筝意象来隐喻了阿米尔的身份认同轨迹。观众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是那种弥散的氛围、美丽的风景、阳光般笑着的孩子和在高空盘旋的风筝竞技。
影片开头，当阿米尔正沉浸在发表了新书《灰烬季节》的快乐中时，电话铃声打破了他美国生活的平静。这时他看见了金门公园上空，一只红色的风筝拖着一个长长的蓝色尾巴。犹如一只眼睛怒视着旧金山。风筝把主人公阿米尔拉进了苦涩的童年回忆之中，电影镜头自然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切换到阿富汗的咯布尔。
天色阴沉，乌云密布。一只红色的风筝和一只蓝色的风筝斗来斗去，相互打转，沾满玻璃屑的风筝线在冷光中闪闪发亮。
主人公阿米尔第一次追风筝是在他12岁那年。在冬吕里的年度风筝大会上，在看到哈桑为自己去追风筝、遭遇到阿塞夫并且被“鸡奸”的时候，阿米尔选择了逃跑，当他和哈桑相遇时。他从哈桑眼里看到的是真诚的奉献。风筝失而复得，阿米尔未能追寻到理想中的“风筝”，却背负了沉重的罪孽，心灵遭受到严重的扭曲。
当阿米尔埋葬了他的父亲，这只红色的风筝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他要回巴基斯坦去探望父亲的好友、生了重病的拉辛汗。
阿米尔第二次追风筝是在他即将进入不惑之年，这次面对的是索拉布——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哈桑的儿子。为了拯救在塔利班患了自闭症的索拉布，温暖孩子孤寂的心。他和孩子一起放风筝。
当阿米尔的黄风筝终于割断了绿风筝的线时，索拉布撇嘴一笑，他心中的阴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才真正得到了救赎……阿米尔很高兴，他愿意为索拉布去追那只断线的风筝，就象索拉布的父亲哈桑当年为他追风筝一样。
阿米尔：为你，千千万万遍。
阿米尔跑起来，一个成年人同一大群叫喊着的孩子们一起奔跑。风吹拂着他的脸庞，他继续奔跑着，嘴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山谷那样大大的笑容。
26年后阿米尔在异国他乡追风筝，风筝可谓失而复得。阿米尔终于躯散了第一次追风筝时遭遇的心魔，实现了自我救赎，并拯救了自闭的索拉博。
结束语
《追风筝的人》这部影片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就在于，这部影片超越了主人公阿米尔的自我认同，而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蕴。它不仅描写了处于寻找的焦虑之中的阿米尔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且力图展现出这种精神状态与当代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以期引起超越国界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思考。
[关键词] 阿米尔 身份认同
曾以指导了《死囚之舞》和《寻找梦幻岛》而闻名的马克·福斯特(Marc Forster)，这次因《追风筝的人》这部影片让他再次享誉世界。这部影片改编自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同名小说，是一个关于人性的背叛与救赎的故事。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学的认同理论来揭示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认同轨迹。
一、身份认同感的缺失
“认同”(identity)一词在哲学中是指同一性，而在社会学中是指人的思想观念上的一致性。一般来说，人的认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所谓自我认同，是指将自己的价值选择和精神追求与某种更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相联系，并在这其中获得对自己的身份或角色的自我确认，回答“我是谁”或“我的身份是什么”等问题，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自我认同是个体摆脱孤独、寻求精神寄托的恒常现象，是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心理生活的重要内容。至于社会认同。是指他者对某一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的接纳和认可。
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认同这一术语首先经由精神分析学家E·H·埃里克森(Eric·H·E rikson)在其著作《童年与社会》中最早提出，而后广为学界接受。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贯穿一生的自我的心理社会的统一能力，它是在社会现实中不断地发展为有组织的自我的感觉和确信中培养起来的。正是人的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感：“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1]因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就成为生命个体在其一生中的每个时期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影片《追风筝的人》主要描写了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认同的缺失和他试图寻找的努力，着重描写了阿米尔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找与探索过程。
影片描写了阿米尔内心生活，他充满了躁动不安和怀疑、无奈的情绪，急欲冲破旧的观念，对封闭、僵化的传统秩序不满，但却没有明确的方向。他具有青春期男子忧郁、苦闷、孤独和叛逆的情绪，这种情绪由于缺乏岁月沉淀后的反思，更像是一种青春期的宣泄。美国学者埃里克森在论述他的认同理论时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成果，把人生划分为八个阶段或周期。[1]此时阿米尔应该处于埃里克森所说的认同的第五个阶段，既儿童期向成年期的过渡，其心理状态是认同对混乱。青春期随着儿童期的结束而开始。它要求从先天资质发展起来的适应感与社会角色认同。这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丧失同时兼具的时期。
在走向青春期认同的关键时期，主人公阿米尔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生他时难产而死，缺乏母爱的他渴望父爱。可是。天性懦弱的他无法成为父亲心目中那样铮铮铁骨的男子汉而被父亲所轻视。这件事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但父亲的漠视丝毫不能抑制阿米尔对父爱的渴望，整个童年时代阿米尔都在苦苦追寻。最让阿米尔难以忍受的是，父亲居然对仆人的儿子哈桑关爱有加。有时甚至超越了对阿米尔的喜爱，甚至在哈桑过生日时父亲送给他礼物——一只风筝。由此，阿米尔嫉恨哈桑，把他当作了争夺父爱的“假想敌”，阿米尔希望哈桑远离父亲的视线，竭力阻止父亲带他和哈桑一同出游。
这些成长的伤痕使阿米尔的心态长久地未能摆脱青春期成长的阴影，因此我们看到，影片中的阿米尔过于敏感自尊。缺乏和外界正常交往的能力，不愿与人分享关爱，虽然在身体上已经长大成人。但在心理上依然维持着对父亲的依恋，不愿独自去面对外面的世界。他重要的精神痛苦即来源于人与人的无法沟通，人与世俗的抵牾，与父亲在感情上相疏离这种苦恼一直纠缠着他。
影片中的阿米尔充满了一种青春期的孤独情绪和迷惘心情的宣泄，他试图通过创作来确立与外界的关系，寻找真实的自己。“人是从他与他人的关联中获得其最初的自我体验的，一旦他感到孤独，失去了对他人的依傍，他怕他就会失去这种作为一个自我而存在的体验。人这种生物社会意义上的哺乳动物。不仅在漫长的童年时代出于自己的安全需要而依赖于父母，他同样也需要从这些早期关系中获得他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乃是他能够在生活中确立方位的基础。”[2]应当说。寻求认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需求，人正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阿米尔不断地在寻求寄托，希望能从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中获得自我认同或社会认同，进而获得心灵的安慰。然而。人际交往的困难及其不被父亲认可所产生的消沉和恐惧。却始终笼罩着他的心灵，使他所希翼的认同难以达成。而在成长过程中认同感的匮乏使阿米尔不可避免地出现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也同样反映在影片中。
二、寻找的焦虑及走向身份认同
在一次盛大的冬季风筝大会上，阿米尔和哈桑取碍了第一名，按照当地习俗。斗风筝者的最高荣誉在于追回那只被最后斗败的风筝，为了帮助阿米尔获取最后的胜利。更为了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的承诺，哈桑不顾一切、奋力去追那只象征胜利的“蓝风筝”。为了守护这个战利品，他却被不良少年阿塞夫和他的哥们儿强暴，虽然这一切都被躲在一旁的阿米尔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勇气站出来阻止这一切，相反，怯懦的阿米尔选择了逃跑。当他从哈桑的手中接过那只蓝风筝时，当他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赞许之时，罪恶感也包裹了他的心灵。阿米尔无法原谅自己对哈桑的“背叛”，不敢面对哈桑那绝望而真诚的目光。他制造了盗窃假象“诬陷”哈桑，逼走了哈桑，阿米尔从此陷入了罪恶和良心上的折磨，无法自拔，这成了他成长的梦魇。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iesTayIor)在《自我的起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指出：“(认同)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自我的认同是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3]
阿米尔形象的意义在于，他不仅凸现了个人的现代处境，而且暗示了自救而不是他 救的精神途径。而他的自救过程是灵与肉的双重历险过程。阿米尔通过救赎最终长大成人。
这时时逢苏联攻打阿富汗，阿米尔随父亲流亡美国，在那里他和父亲建立起了他们的家业，阿米尔也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后来，他的父亲病逝，这依然没能成为他走向认同的契机，然而，他的父亲的好友拉辛汉的一个从巴基斯坦打来的电话却打破了所有的平静。他还告诉阿米尔。叫他速到巴基斯坦见最后一面，并且告诉他：“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阿米尔开始了自己的漫长的自救之路。
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暌违二十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拉辛汉向他揭开了一个弥天大谎——哈桑居然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并且为了保护他家的房子而被塔利班杀害，留下了一个儿子索拉布，阿米尔决定面对自己的心魔。勇敢地迈出了走向救赎之路的第一步，他要正视长久以来困扰自己的那些秘密。找回那个被遗失在过去的自我。他最终战胜了怯懦，九死一生，从塔利班手中搭救出了已沦为玩物的索拉布。
三、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认同
《追风筝的人》影片中的主人公阿米尔的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及其寻找的过程其实也是阿富汗这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与追随。影片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饱满而丰富的阿富汗，还有同样饱满而丰富的穆斯林文化。
这部影片中反映了阿富汗人流亡他国的尴尬境遇，时逢苏联进攻阿富汗，当阿米尔离开自己原来居住的阿富汗而移居美国时，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更加强烈了。他开始受到双重文化的冲击。一方面，美国社会文化的大熔炉特征不断地使他美国化，被赋予美国人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他从小生活在阿富汗，所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他仍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得他在潜意识中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穆斯林文化情结。这种长期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处境，使阿米尔具有一种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同时，民族身份在他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同样的，对于阿富汗这个饱受动乱、战乱之苦的国家来说，国家的命运如同被拽在他人手中的风筝，抑或是断线的风筝随风飘摇。阿富汗尽管也充满了苦难、贫穷、战乱与歧视，但它曾经是和平而美丽的，并且正在向现代文明逐步演进。只是这个过程被大国的铁蹄、被独裁者的淫威所打破了，就像一只被割断的风筝，从明朗的天空向下急坠。但正如影片中所描述的一样，有一群勇敢执着的阿富汗人象哈桑、阿米尔、阿米尔的妻子索拉雅、阿米尔的父亲、拉辛汗等，仍然在追那只风筝，他们不仅期盼祖国的安宁，也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因为这是放飞他们生命的长长丝线，这是他们的根。
四、“风筝”的文化隐喻性
《追风筝的人》影片中巧妙、自然地贯穿了“风筝”这一具有文化隐喻性的意象，从而营造了浓郁的诗性氛围。“风筝”作为一个核心意象象征着友情、亲情、正义、善良、诚实，以及勇敢、睿智等。对“风筝”的追寻，亦即对美好人性的追索。风筝，还是阿富汗这个国度的文化表征，从此种意义上说，“追风筝的人”隐喻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追随。[4]
影片通过贯穿其中的风筝意象来隐喻了阿米尔的身份认同轨迹。观众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是那种弥散的氛围、美丽的风景、阳光般笑着的孩子和在高空盘旋的风筝竞技。
影片开头，当阿米尔正沉浸在发表了新书《灰烬季节》的快乐中时，电话铃声打破了他美国生活的平静。这时他看见了金门公园上空，一只红色的风筝拖着一个长长的蓝色尾巴。犹如一只眼睛怒视着旧金山。风筝把主人公阿米尔拉进了苦涩的童年回忆之中，电影镜头自然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切换到阿富汗的咯布尔。
天色阴沉，乌云密布。一只红色的风筝和一只蓝色的风筝斗来斗去，相互打转，沾满玻璃屑的风筝线在冷光中闪闪发亮。
主人公阿米尔第一次追风筝是在他12岁那年。在冬吕里的年度风筝大会上，在看到哈桑为自己去追风筝、遭遇到阿塞夫并且被“鸡奸”的时候，阿米尔选择了逃跑，当他和哈桑相遇时。他从哈桑眼里看到的是真诚的奉献。风筝失而复得，阿米尔未能追寻到理想中的“风筝”，却背负了沉重的罪孽，心灵遭受到严重的扭曲。
当阿米尔埋葬了他的父亲，这只红色的风筝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他要回巴基斯坦去探望父亲的好友、生了重病的拉辛汗。
阿米尔第二次追风筝是在他即将进入不惑之年，这次面对的是索拉布——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哈桑的儿子。为了拯救在塔利班患了自闭症的索拉布，温暖孩子孤寂的心。他和孩子一起放风筝。
当阿米尔的黄风筝终于割断了绿风筝的线时，索拉布撇嘴一笑，他心中的阴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才真正得到了救赎……阿米尔很高兴，他愿意为索拉布去追那只断线的风筝，就象索拉布的父亲哈桑当年为他追风筝一样。
阿米尔：为你，千千万万遍。
阿米尔跑起来，一个成年人同一大群叫喊着的孩子们一起奔跑。风吹拂着他的脸庞，他继续奔跑着，嘴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山谷那样大大的笑容。
26年后阿米尔在异国他乡追风筝，风筝可谓失而复得。阿米尔终于躯散了第一次追风筝时遭遇的心魔，实现了自我救赎，并拯救了自闭的索拉博。
结束语
《追风筝的人》这部影片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就在于，这部影片超越了主人公阿米尔的自我认同，而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蕴。它不仅描写了处于寻找的焦虑之中的阿米尔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且力图展现出这种精神状态与当代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以期引起超越国界的、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