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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曾经说过，谁要是娶了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姐妹中的一个，都会幸福一辈子的。张充和就是四姐妹中的“四妹”，亦是最有文化韵味、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与张充和先生有关的书，广西师大出版社在这几年里接连出了好几本，我是见一本买一本，读一本爱一本，并肩竖排于架上，用手指轻抚过去，有时光交错之感。
这是一个从民国走来的女子，她嘴里唱的是温软的昆曲，她手下写的是绝妙的法书，身上带着的尽是民国年间带出的仆仆风尘，讲述民国往事时一派天真无邪，带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久违欣喜。封面上的妙龄少女，身着旗袍，一派民国范十足的装束，皮肤白皙，站在花丛里，带着似隐若现的笑意。书名“天涯晚笛”四个字是充和先生的亲笔，柔和婉约中自成一家。隐约中，似有笛声悠扬地传来，穿过历史风烟，杳杳渺渺地流荡而来，把少女无情又有意地装扮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文化的润泽中，老人带着一身贵气，在书法与昆曲的精神隧道里潜心修行，举止谈吐超凡脱俗，被誉为“最后的闺秀”。
见过苏炜与张充和先生的合影，镜头里一老一少有鲜明的区别。老人低着头，未直视镜头，也许是佝偻着的腰导致的，也许是为人一贯的低调内敛，不喜抛头露面。然而，纵然岁月无情地雕琢，我依然可以依稀见到老人年轻时清秀高洁的模样。苏炜先生面对镜头，笑意盈盈，内心的欣喜一览无余。不知是巧合抑或是刻意的安排，照片的右下角是一盆水仙，蕴含着生机地活着。
欣喜，就像灵动的音符，由作者的心里流淌出来，在字里行间跳跃闪烁，无处不在。这情绪不止一点，而是四处播撒，像是秋阳里的湖光点点，容易让人沉醉。苏炜先生处处流露出满足感，像是享用一顿吃不完的文化筵席，可让人反复品味、终生咀嚼。
苏炜写道：“这位本应在书卷里、画轴里着墨留痕的人物，如今年过九旬却依旧耳聪目明、端庄隽秀，时时还可以和你在明窗下、书案边低低絮语、吟吟谈笑，这，可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奇缘与福报么？”苏炜先生仿佛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让我顿起知音之感。
我也不能例外地陶醉在张充和先生娓娓道来的故事里了，我仿佛抓住了历史来不及拽走的一条尾巴，在月光下，飞驰在旧日的时空隧道里，聆听着往事的历历再现，沉醉了整个人整颗心。身为一个后来人，我能够与老人在同一片天地间呼吸，同望一轮明月，不也是命赐的缘分吗？
一本好书，就是由一些好看可感的故事循着时光的线索，命定地组合在一起，闪耀着让人不能熟视无睹的光芒。这样的组合貌似出自造化的神秘安排，其实不然，相反地，它来自书中淌过的一个个人物对生活深情款款的流露。
我首先想起的是一个为爱而哭的小女孩，她叫陈蕴珍，她是巴金的忠实读者。按照张充和先生的话来说，陈蕴珍当时正追求着巴金，想请他来学校做演讲。但是，巴金是个腼腆的人，不善表达，没有答应。“蕴珍她们把布告都贴出去了，演讲却办不成，蕴珍气得，就找我来哭呀！”面对这样的小读者，腼腆的大作家赶紧道歉，最后只好请出李健吾代为演讲。如此方才解了燃眉之急。如此这般，小读者与大作家之间的爱情便开始有了眉目。
日后，这名女子有了另一个为读者所熟悉的名字——“萧珊”。已近百岁高龄的张充和老人讲起这段如在昨天的往事时，分明像是十八女郎，分明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像在分享着好朋友于爱情中品尝到的喜怒哀乐。萧珊年轻时的模样也跃然纸上，一个耍赖、调皮、活泼的女子，又是一个对爱情如此义无反顾的女子，难怪巴金在《怀念萧珊》里如此深情地回忆他挚爱的妻子，回忆起当初遇到时的情形：“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读过这个爱情故事，我似乎为巴金与萧珊之间守望相助、相濡以沫的情感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脚。
张充和向苏炜慨叹道：“老朋友都走光啦，也不等等我，只有老巴金，还在海那边陪着我。”就在《香椿》写下的同一年的十月里，老巴金也走了，老人的心里是否填塞的满是苍茫与失落之感？巴金出生于1904年，属于清末。萧珊出生于1917年，当是民国。这两口子都是以真性情面世之人，无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想哭就哭，能让则让，不一味举大旗、出风头。他们对人如此，对自然中的妙物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在鸣沙山下的月牙泉边，一个身着长衫留着髯须的老人正俯身给一只受伤的大雁喂食，眼里满是关切之情。这个老人就是张大千，彼时的他正在敦煌面壁习画。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雁和张大千成为好朋友。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大千离开敦煌的日子临近了。
生怕大雁朋友伤心，于是，张大千不等天晚，便率领众人登车离去。谁曾想，“车子刚驶过月牙湖，天上便传来一阵大雁的哀鸣”，张大千“刚刚跳下车，那只大雁便嘶鸣着从高空俯冲下来，直直扑向他的怀里”。这段文字出自《雁犹如此》一文。是啊，雁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读之，我不禁悲从中来，泫然欲泣。这个故事，无关乎敦煌非凡的艺术瑰宝，无关乎张大千非凡的艺术成就，它只是个平凡的故事，像一株不知名的小草，不宏大、不强壮，却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惹人情思，让人心中生发出无限的感慨与莫名的惆怅。
这本书因为有了这些貌似不起眼、实则让人回味不尽的故事，才让我不忍读完，拿起后放下，放下后又拿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像是舍不得心爱的人无情地离去。读着一本心仪的书，像是恋着一个人，见一天即少一天，人生苦短，书籍页码有限，读一页即少一页的，欣喜之余愁绪涌起。
我尤其在意张充和口中关于写字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先生是个书法大家，更因为她是在对汉字书写的诉说中，倾注着对故国的浓厚思念。回忆起多个师友辈的人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识地，先生总是忘不了他们的字。讲起胡适时，她说着：“他爱写字，但其实没写过多少帖。他学郑孝胥的字，被我看出来了，他就嘿嘿笑着默认，他喜欢把撇捺这么长长地一拉，写来蛮有趣的。”言语中活脱脱是那个看出胡适之的字之玄妙之处的得意女郎，似有调侃，又不失敬意，既有青春少女的靈动活泼，又有胡先生的平易近人、洒脱大度。沈尹默是张充和的恩师，她对沈先生饱含深厚的感激之情。这其中，既有重庆岁月的动情回忆，更有动乱时代斯文扫地的悲怆追念：“沈尹默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在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写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苏州河里流淌的不仅是河水，更是文化老人的心血和泪水啊！ 我不愿让愤怒的情绪影响了阅读的心绪。随着先生的回忆，我进入了更为悠远的文化隧道里，听见岁月流淌的哗哗声响。她用心收藏的一枚黄藤印章是闻一多先生刻的，坚硬中有一种玉质的黄润。章草字体，印迹一如当初的清晰，至为可喜。她清楚地记得：闻一多先生于北大课堂上用老辈人的吟诵法唱过《楚辞》，很好听。可悲的是，又在《古墨缘》里读到如此令人痛心的告白：“加州天气干，有时候夜里我能听见墨裂的声音，听得直心疼。”从明、清走来的古墨，终究抵挡不住时间的侵袭，会慢慢地露出颓废的光景来，这是充和先生心疼的原因。
由此，我更加明白，记录张充和先生的故事，既是追忆、缅怀，更是一种对抗时光流转的努力，挽回时光之粹、留下时光镜像的劳作。回忆往事时，镜头的切换是慢悠悠的，心中装不得一丝嘈杂。在这本深情款款的书里，不仅有萧珊、张大千、卞之琳、胡适等人的故事，还有从古往流淌至民国的传统文化的余光。这道余光，也许在华夏热土上不显山不露水，却在远隔万里的大洋彼岸漾起绚丽波澜。读着书中娓娓道来的文字，充和老人似吟吟笑着款款向我们走来——她的眼神自有一种动人的神采，她矮小的身板淌过大江大河的冲刷，她言语中有着见过血火劫难、又望见山花烂漫时的从容自信。遇见张充和先生这样的文化老人，即使是通过苏炜先生转呈而来的文字，亦是我辈后生之福。与作者遇见张充和先生的感受一样，遇见这本书，也是作为读者的一种“奇缘”与“福报”。
如果說民国文化人的往事令人悲欣交集，常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如影随形，那么辑二中的诸多文字特别是《张门立雪》，则让人读得松爽愉悦，因为文中多有惊艳之笔。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苏炜带领两位耶鲁洋学生邵逸青和温侯廷，拜至张充和门下学习中国书法的往事。也许是与我本是教师的身份有关，也许也与我常常喜欢追慕既高且雅的贤长风度的癖好有关，我读此文，最在意的是张充和如何为师的片段。
“张先生不允许我们为了贪图便捷而使用现成的瓶装墨汁。她自己就从来不用现成墨汁”。先有身教，后有言传，身教之力量远胜于言传，师者榜样于此悄然树立。张先生说：“我按我老师的办法给你们批作业，写得好的字，用红笔打个小圈圈;写不好的字，用黑笔打个小叉叉。”苏炜提到，充和先生用朱砂红笔批改书法作业，研墨的朱砂墨条竟是乾隆时代的，小小的却重如铁块。对于许多人临颜字故意把字写得肥肥胖胖的，张充和不以为然。“小时候教我的朱老师（朱谟钦）是位考古学家，他给我临的颜字，是直接从刚刚出土不久的《颜勤礼碑》的碑文拓片上，未经裱托，直接裁剪成字帖让我临写的。那时候我看到的《颜勤礼碑》原拓，字体瘦削，笔画并不肥大”。先生认为只有有了颜体字打底，才能写好大字。说着就想起“七七事变”之后，她用大幅白布写的“国难当头”四个大字，挂在苏州乐益女校的高墙上。教学生写字时，“老人家总是笑意盈盈、兴致高昂”，学生写坏了的字，她就提笔在一边给他们示范写一个同样的字。让学生练习写自己的名字时，她会以各体书法——楷、行、草、隶，写出他们各自的名字作模本。她教学生写字时用的是臂力，不是腕力;兴起时，还会和孙子辈的学生比试臂力：看着师生比试的那张照片，真令人忍俊不禁。
与其说“张”门立雪、学到的是如何把字写好，倒不如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如何把“人”这个字写好。具体说来，是如何把身板立正、腰杆挺直，把精气神儿流露出来、洋溢开来。在苏炜的转述里，张充和身兼师者与学生两种角色。前辈师友教给张充和先生的许多事情，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不敢忘的;对张充和来讲，但凡有一言一行教她之人，皆可为师，更何况是像胡适之、沈尹默、杨荫如等这样的毕生难忘的历史故事的要角？
虽是听老人家讲故事，但是这本书涉及的是两个层面的命题。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域的传承与影响，其二是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于后来者心中的回响。这里有文化的传承，也有师风的润泽——师风的润泽与文化的传承彼此交融、交相辉映，凝聚于张充和这个会昆曲、懂书法的个体身上。
我爱读民国故事，常常追读民国文化人的往事。对国家与民族来讲，那是世纪交替、世代交替的时代;对个体而言，则是新旧碰撞的成长年华，历经沧桑巨变的人生岁月。那些自民国蹀蹀走来的素朴身影，一个个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悲欣交集而又刚柔并济地，走出了充满个性光彩与闪烁生命理想的人生之路，所以值得我们缅怀、神往、追慕。张充和先生不是苏炜的研究对象，她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忘年朋友。她用一生的优雅与高贵，深深地打动着苏炜。因了这样的因缘，才让这本书有了切近可感的温度。有了这本书，当遥自天涯的晚笛吹响的时候，便既不寂寥也不清冷，反而有些许泼剌剌的生气、热乎乎的暖意从字里行间袅袅传来。
终于还是读到了最后一页。
一部别开生面的民国史展现于眼前，这里有动人心魄的爱恋，有荡气回肠的情愫，更有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故国情思。张充和先生的讲述，就是一份浓浓的乡愁。如今的故国就在海的这一边，当是回得去的;然而，往昔的故国却只能在回忆里，甚至在午夜梦回之时令人蓦然一惊了。
这是一个从民国走来的女子，她嘴里唱的是温软的昆曲，她手下写的是绝妙的法书，身上带着的尽是民国年间带出的仆仆风尘，讲述民国往事时一派天真无邪，带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久违欣喜。封面上的妙龄少女，身着旗袍，一派民国范十足的装束，皮肤白皙，站在花丛里，带着似隐若现的笑意。书名“天涯晚笛”四个字是充和先生的亲笔，柔和婉约中自成一家。隐约中，似有笛声悠扬地传来，穿过历史风烟，杳杳渺渺地流荡而来，把少女无情又有意地装扮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文化的润泽中，老人带着一身贵气，在书法与昆曲的精神隧道里潜心修行，举止谈吐超凡脱俗，被誉为“最后的闺秀”。
见过苏炜与张充和先生的合影，镜头里一老一少有鲜明的区别。老人低着头，未直视镜头，也许是佝偻着的腰导致的，也许是为人一贯的低调内敛，不喜抛头露面。然而，纵然岁月无情地雕琢，我依然可以依稀见到老人年轻时清秀高洁的模样。苏炜先生面对镜头，笑意盈盈，内心的欣喜一览无余。不知是巧合抑或是刻意的安排，照片的右下角是一盆水仙，蕴含着生机地活着。
欣喜，就像灵动的音符，由作者的心里流淌出来，在字里行间跳跃闪烁，无处不在。这情绪不止一点，而是四处播撒，像是秋阳里的湖光点点，容易让人沉醉。苏炜先生处处流露出满足感，像是享用一顿吃不完的文化筵席，可让人反复品味、终生咀嚼。
苏炜写道：“这位本应在书卷里、画轴里着墨留痕的人物，如今年过九旬却依旧耳聪目明、端庄隽秀，时时还可以和你在明窗下、书案边低低絮语、吟吟谈笑，这，可不就是人生最大的奇缘与福报么？”苏炜先生仿佛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让我顿起知音之感。
我也不能例外地陶醉在张充和先生娓娓道来的故事里了，我仿佛抓住了历史来不及拽走的一条尾巴，在月光下，飞驰在旧日的时空隧道里，聆听着往事的历历再现，沉醉了整个人整颗心。身为一个后来人，我能够与老人在同一片天地间呼吸，同望一轮明月，不也是命赐的缘分吗？
一本好书，就是由一些好看可感的故事循着时光的线索，命定地组合在一起，闪耀着让人不能熟视无睹的光芒。这样的组合貌似出自造化的神秘安排，其实不然，相反地，它来自书中淌过的一个个人物对生活深情款款的流露。
我首先想起的是一个为爱而哭的小女孩，她叫陈蕴珍，她是巴金的忠实读者。按照张充和先生的话来说，陈蕴珍当时正追求着巴金，想请他来学校做演讲。但是，巴金是个腼腆的人，不善表达，没有答应。“蕴珍她们把布告都贴出去了，演讲却办不成，蕴珍气得，就找我来哭呀！”面对这样的小读者，腼腆的大作家赶紧道歉，最后只好请出李健吾代为演讲。如此方才解了燃眉之急。如此这般，小读者与大作家之间的爱情便开始有了眉目。
日后，这名女子有了另一个为读者所熟悉的名字——“萧珊”。已近百岁高龄的张充和老人讲起这段如在昨天的往事时，分明像是十八女郎，分明沉浸在过去的时光里，像在分享着好朋友于爱情中品尝到的喜怒哀乐。萧珊年轻时的模样也跃然纸上，一个耍赖、调皮、活泼的女子，又是一个对爱情如此义无反顾的女子，难怪巴金在《怀念萧珊》里如此深情地回忆他挚爱的妻子，回忆起当初遇到时的情形：“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读过这个爱情故事，我似乎为巴金与萧珊之间守望相助、相濡以沫的情感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脚。
张充和向苏炜慨叹道：“老朋友都走光啦，也不等等我，只有老巴金，还在海那边陪着我。”就在《香椿》写下的同一年的十月里，老巴金也走了，老人的心里是否填塞的满是苍茫与失落之感？巴金出生于1904年，属于清末。萧珊出生于1917年，当是民国。这两口子都是以真性情面世之人，无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想哭就哭，能让则让，不一味举大旗、出风头。他们对人如此，对自然中的妙物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在鸣沙山下的月牙泉边，一个身着长衫留着髯须的老人正俯身给一只受伤的大雁喂食，眼里满是关切之情。这个老人就是张大千，彼时的他正在敦煌面壁习画。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雁和张大千成为好朋友。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大千离开敦煌的日子临近了。
生怕大雁朋友伤心，于是，张大千不等天晚，便率领众人登车离去。谁曾想，“车子刚驶过月牙湖，天上便传来一阵大雁的哀鸣”，张大千“刚刚跳下车，那只大雁便嘶鸣着从高空俯冲下来，直直扑向他的怀里”。这段文字出自《雁犹如此》一文。是啊，雁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读之，我不禁悲从中来，泫然欲泣。这个故事，无关乎敦煌非凡的艺术瑰宝，无关乎张大千非凡的艺术成就，它只是个平凡的故事，像一株不知名的小草，不宏大、不强壮，却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常惹人情思，让人心中生发出无限的感慨与莫名的惆怅。
这本书因为有了这些貌似不起眼、实则让人回味不尽的故事，才让我不忍读完，拿起后放下，放下后又拿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像是舍不得心爱的人无情地离去。读着一本心仪的书，像是恋着一个人，见一天即少一天，人生苦短，书籍页码有限，读一页即少一页的，欣喜之余愁绪涌起。
我尤其在意张充和口中关于写字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先生是个书法大家，更因为她是在对汉字书写的诉说中，倾注着对故国的浓厚思念。回忆起多个师友辈的人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识地，先生总是忘不了他们的字。讲起胡适时，她说着：“他爱写字，但其实没写过多少帖。他学郑孝胥的字，被我看出来了，他就嘿嘿笑着默认，他喜欢把撇捺这么长长地一拉，写来蛮有趣的。”言语中活脱脱是那个看出胡适之的字之玄妙之处的得意女郎，似有调侃，又不失敬意，既有青春少女的靈动活泼，又有胡先生的平易近人、洒脱大度。沈尹默是张充和的恩师，她对沈先生饱含深厚的感激之情。这其中，既有重庆岁月的动情回忆，更有动乱时代斯文扫地的悲怆追念：“沈尹默怕自己的书法文字惹祸，就叮嘱年小的儿子，让他把家里藏的自己的所有书法纸张全部放在澡盆里，淹糜淹烂了，再让他趁着天黑蹬自行车出门，偷偷把这些写烂纸张甩到苏州河里去。”苏州河里流淌的不仅是河水，更是文化老人的心血和泪水啊！ 我不愿让愤怒的情绪影响了阅读的心绪。随着先生的回忆，我进入了更为悠远的文化隧道里，听见岁月流淌的哗哗声响。她用心收藏的一枚黄藤印章是闻一多先生刻的，坚硬中有一种玉质的黄润。章草字体，印迹一如当初的清晰，至为可喜。她清楚地记得：闻一多先生于北大课堂上用老辈人的吟诵法唱过《楚辞》，很好听。可悲的是，又在《古墨缘》里读到如此令人痛心的告白：“加州天气干，有时候夜里我能听见墨裂的声音，听得直心疼。”从明、清走来的古墨，终究抵挡不住时间的侵袭，会慢慢地露出颓废的光景来，这是充和先生心疼的原因。
由此，我更加明白，记录张充和先生的故事，既是追忆、缅怀，更是一种对抗时光流转的努力，挽回时光之粹、留下时光镜像的劳作。回忆往事时，镜头的切换是慢悠悠的，心中装不得一丝嘈杂。在这本深情款款的书里，不仅有萧珊、张大千、卞之琳、胡适等人的故事，还有从古往流淌至民国的传统文化的余光。这道余光，也许在华夏热土上不显山不露水，却在远隔万里的大洋彼岸漾起绚丽波澜。读着书中娓娓道来的文字，充和老人似吟吟笑着款款向我们走来——她的眼神自有一种动人的神采，她矮小的身板淌过大江大河的冲刷，她言语中有着见过血火劫难、又望见山花烂漫时的从容自信。遇见张充和先生这样的文化老人，即使是通过苏炜先生转呈而来的文字，亦是我辈后生之福。与作者遇见张充和先生的感受一样，遇见这本书，也是作为读者的一种“奇缘”与“福报”。
如果說民国文化人的往事令人悲欣交集，常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如影随形，那么辑二中的诸多文字特别是《张门立雪》，则让人读得松爽愉悦，因为文中多有惊艳之笔。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苏炜带领两位耶鲁洋学生邵逸青和温侯廷，拜至张充和门下学习中国书法的往事。也许是与我本是教师的身份有关，也许也与我常常喜欢追慕既高且雅的贤长风度的癖好有关，我读此文，最在意的是张充和如何为师的片段。
“张先生不允许我们为了贪图便捷而使用现成的瓶装墨汁。她自己就从来不用现成墨汁”。先有身教，后有言传，身教之力量远胜于言传，师者榜样于此悄然树立。张先生说：“我按我老师的办法给你们批作业，写得好的字，用红笔打个小圈圈;写不好的字，用黑笔打个小叉叉。”苏炜提到，充和先生用朱砂红笔批改书法作业，研墨的朱砂墨条竟是乾隆时代的，小小的却重如铁块。对于许多人临颜字故意把字写得肥肥胖胖的，张充和不以为然。“小时候教我的朱老师（朱谟钦）是位考古学家，他给我临的颜字，是直接从刚刚出土不久的《颜勤礼碑》的碑文拓片上，未经裱托，直接裁剪成字帖让我临写的。那时候我看到的《颜勤礼碑》原拓，字体瘦削，笔画并不肥大”。先生认为只有有了颜体字打底，才能写好大字。说着就想起“七七事变”之后，她用大幅白布写的“国难当头”四个大字，挂在苏州乐益女校的高墙上。教学生写字时，“老人家总是笑意盈盈、兴致高昂”，学生写坏了的字，她就提笔在一边给他们示范写一个同样的字。让学生练习写自己的名字时，她会以各体书法——楷、行、草、隶，写出他们各自的名字作模本。她教学生写字时用的是臂力，不是腕力;兴起时，还会和孙子辈的学生比试臂力：看着师生比试的那张照片，真令人忍俊不禁。
与其说“张”门立雪、学到的是如何把字写好，倒不如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如何把“人”这个字写好。具体说来，是如何把身板立正、腰杆挺直，把精气神儿流露出来、洋溢开来。在苏炜的转述里，张充和身兼师者与学生两种角色。前辈师友教给张充和先生的许多事情，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不敢忘的;对张充和来讲，但凡有一言一行教她之人，皆可为师，更何况是像胡适之、沈尹默、杨荫如等这样的毕生难忘的历史故事的要角？
虽是听老人家讲故事，但是这本书涉及的是两个层面的命题。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域的传承与影响，其二是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于后来者心中的回响。这里有文化的传承，也有师风的润泽——师风的润泽与文化的传承彼此交融、交相辉映，凝聚于张充和这个会昆曲、懂书法的个体身上。
我爱读民国故事，常常追读民国文化人的往事。对国家与民族来讲，那是世纪交替、世代交替的时代;对个体而言，则是新旧碰撞的成长年华，历经沧桑巨变的人生岁月。那些自民国蹀蹀走来的素朴身影，一个个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悲欣交集而又刚柔并济地，走出了充满个性光彩与闪烁生命理想的人生之路，所以值得我们缅怀、神往、追慕。张充和先生不是苏炜的研究对象，她是他的老师，是他的忘年朋友。她用一生的优雅与高贵，深深地打动着苏炜。因了这样的因缘，才让这本书有了切近可感的温度。有了这本书，当遥自天涯的晚笛吹响的时候，便既不寂寥也不清冷，反而有些许泼剌剌的生气、热乎乎的暖意从字里行间袅袅传来。
终于还是读到了最后一页。
一部别开生面的民国史展现于眼前，这里有动人心魄的爱恋，有荡气回肠的情愫，更有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故国情思。张充和先生的讲述，就是一份浓浓的乡愁。如今的故国就在海的这一边，当是回得去的;然而，往昔的故国却只能在回忆里，甚至在午夜梦回之时令人蓦然一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