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后，对百姓横征暴敛，滥施严刑酷法。其暴政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民怨沸腾，终于在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很快结束了。贾谊生活在西汉初期，由于此前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减少，所以他极力主张仁政以“安民”。他曾多次上疏，评论时政，《过秦论》就是为宣扬这种主张写的。贾谊以其纵观天下，通览古今的博学和睿智，析秦亡之因，责秦亡之过，倡治国之道。原文共有上、中、下三篇。上篇叙述了自孝公以来秦的兴亡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统一天下前秦“以区区之地”，可以“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而统一天下后的秦虽“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却不免“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这是为什么，贾谊的回答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对这句话的理解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这句中的“攻守之势异也”是指秦统一天下后的攻守形势与统一天下前的攻守形势不同，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统一后的秦“仁义不施”，因此这句话可以译为“由于统一后不施仁义，因而使得攻守之势与前不同的缘故。”
　　我以为，这句话中的“攻”是指攻取天下，“守”是指守住天下。攻取天下和守住天下是两种不同的情势，不同的情势应当采用不同的术略。秦王不懂得这个道理，在攻取天下后没有施行仁义，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迅速溃灭。所以这句话应当译为：“这是因为统一天下后的秦没有施行仁义，而攻取天下和守住天下的情势不同的缘故。”
　　我这样理解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一是符合《过秦论（上）》的论证逻辑。《过秦论（上）》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是以叙事代议论。文章是用大量篇幅叙述了自孝公以来秦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一是统一天下前的“攻”，一是统一天下后的“守”。当然，一统天下之前也有“守”的问题（却九国之师），但以总的战略形势看，统一前的秦是处在攻势。这样一来，统一前的秦与统一后的秦就形成了“攻”与“守”的对比。自秦孝公起用商鞅以来，秦的基本国策一直未变，但结果完全不同：处在攻势的秦可以蚕食诸侯，并吞八荒；处在守势的秦却不堪一击，顿失天下。通过史的叙述，就自然而然地引导出结论：在攻取天下和守住天下的不同历史时期，应当采用不同的术略，而秦速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秦王统一天下后不知因时而变，施行仁义。如果照此前者之说法去理解，就无法同《过秦论（上）》的论证过程统一起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统一天下后的秦“攻”的问题已经解决，只剩下“守”的问题，这样就不可能构成前者说的那样统一前的攻守和统一后的攻守的对比。
　　二是符合贾谊关于攻守异势的异术的一贯思想。贾谊在《过秦论》的中篇皆明确提出过攻守异势而异术的问题。他说：“夫兼并蓄，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就是说，兼并天下者处于攻势，应当崇尚诈术和威力。安定天下者处于守势，应当提倡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新的政策，施行仁义。根据这一思想，贾谊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批评了秦始皇的错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又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贾谊在《时变》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贾谊这些论述，可以看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之异也”一语的最好佐证。
　　★作者单位：贵州印江民族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