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批判”的基本问题。
　　当我们看到世间的不公平，有人富得极为夸张，朱门酒肉臭，别的人却极为贫穷;大官世家豪奢无比，小卒小兵则衣食堪虑，如此的悬殊对比，不仅知识分子的公平正义感会受到侵犯，就是穷人弱者也会愤怒。批判因此而产生。
　　但人的公平正义感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把这种公平正义感客观化，成为一种信念和价值。如果A不可以，B也不可以。我不认识的人不可以，我认识的人或我的朋友亲戚也不可以。当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感能够客观化，它就会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也容易形成改革的动力。
　　但公平正义感的客观化，却是个难题。
　　人是社会化的个体，社会化会干扰到我们的判断。某人做了不该做的事，但他是我的同党、同学、同乡、校友，甚至是我认识的人，我们碰到这种人，标准就会转弯。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中国人的双重标准相当的泛滥。
　　任何人都知道，改革是很难的，必须精积力久，锲而不舍，才可能收到点滴之效。但中国人有一种贪图速效的侥幸心态，总希望一场运动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当一场运动不能解决一个问题，人们的改革热情就立刻退烧，更严重的反而是会因此而产生一种世故的犬儒心态。人们相信某种不公不义的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会如此。当这种心态形成，人就会产生“犬儒虚无的批判”。这种批判比较像发牢骚，但心里认为这种牢骚是没有用的，因此这种批判是一种负面性的行为，它没有目的性。中国人社会，从古代到现在，每一代都有“愤青”、“愤中”及“愤老”，很多人都牢骚满腹，但都犬儒得认为批判反正也没什么用，批判比较像发泄式的行为，而不像是改革式的行为。

　　人的公平正义感，如果是价值的坚持，它所形成的批判始能长久。但有一种批判，它的动力是“羡妒”，我们看到有些大官买官卖官，富可敌国;有些人豪宅、名车、小三情人一大串，真是令人羨慕。但他们有这种特权而不是我，我当然恨之无比。但这种以“羡妒”为动力的批判，乃是一种相对式的批判，而非绝对性的。因此它无法反馈到自己。
　　意思是说，当我年轻未发时，看着别的大官，恶行恶状，吃香喝辣，我会义正词严地大骂，可是一旦我官运亨通，发迹起来，过去我所批判的，会自己全都触犯。这种以“羡妒”为基础的批判，在中国精英阶层最为普遍，自己未发时，会指责别人的贪腐，一旦自己发了，就会贪腐得更厉害。自己未发时，会指责别人的奢侈浪费，一旦自己可以了，就会更加奢侈浪费，用更大的奢侈来补偿以前的匮乏。
　　中国古代有3本书和文章，探讨金钱拜物。一是曹魏和西晋年间的成公绥所写的《钱神论》，人们追求金钱的那句名言“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就典出于此。第二则是东晋鲁褒所写的《钱神论》，后人所说的“有钱可使鬼”，“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也典出于此。第三则是清代李元仲所写的《钱神志》，那是厚厚两大册的完整之作。举凡古代货币的演变，金钱所扭曲的政治社会，甚至古代的贪污腐化，买官卖官，奢侈浪费，以及有关金钱的鬼神传奇尽此网罗。
　　过年期间，我特地将《钱神志》找出来重读。我发现中国古代的买官卖官、腐化贪污，以及奢侈浪费，即无代无之，也有过许多记载和批判。但我注意到，为什么经过了千百年，中国人的政治与社会，与金钱有关的偏差行为，仍然很少改善。于是我就想到了“批判”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社会批判力相对不发达，人的“双重标准”、“犬儒式的批判”，以及“羡妒式的批判”，都妨碍了中国人社会的改革，因此端正批判的价值，寻找改革的正确方法，仍是中国人的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