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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北京的天气就这么突然冷了下来。张大伟（化名）于是打算回东北老家歇几天。跟“老板”一说，麻溜同意了。
刚过的这个夏天，张大伟挣了一万多元。“今年不是太缺血，不如去年。”在这行干了三四年的张大伟说，2012年警察抓得厉害，生意难做，但是价钱好。张大伟把自己干的这行也叫做“救死扶伤”。
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15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由这一条衍生出了“互助献血”制度：患者亲友可在献血点献血，凭借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的用血。
可并非所有病人的亲朋好友都献过血。大多数情况下，站在医院血库门口，家属们开始转圈打电话找献血证。张大伟和他的伙伴们这时候就凑上去，“要互助献血不？可以提供全套服务。”
有时候他也被“老板”安排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灰白色大楼前边，手里捏着一大堆名片，看见有脚步迟疑的人就围上去。即使路人摆手拒绝，他也会客气地塞过去，“以备不时之需”。虽然是名片，上面却没有名字，只有记号笔手写的大大的电话号码。“别人叫我们‘血托’，这不能写。”他这时有点腼腆。
对于这群人，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感到十分无奈。“2012年刚刚由公安机关进行过专项打击，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如今只能在对方进入单位管辖区域时，安排保安轰走。
一天14单
张大伟这群人的运作方式相当简单：首先，有人长期呆在一些医院的血库，等待需要用血的病人或者家属，并跟他们谈好价格，这就是“血托”。
其中，O型血和AB型血价格比较高，400毫升要2000元以上。A型血以及B型血的价格则稍微便宜些，400毫升一般卖1500元左右。价钱谈妥之后，“血托”立即联系自己掌握的献血者，他们和病人或者家属一起到医院的血库填写互助献血单。
虽然献血者需要提供个人资料等信息，并要求如实填写与需血病人关系，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朋友关系等缺乏验证的依据。然后，献血者带着互助献血单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献血点献血，最后将献血证交给“血托”，然后收取 400至500元报酬。根据制度安排，互助献血所献血液经检测合格后，由血站供血科通知患者所在医院血库取血。所献血液全部返回患者所在医院，由医院血库统一调配使用。
同时，“血托”将献血证交给需血的病人或者家属，后者在医院进行登记、确认献血证，就可以得到血液中心向医院发配的相应血量。当然，病人或家属也要向“血托”支付几倍于400元的报酬。
律师王兆华最近参与的一起诉讼案件非常典型。2012年8月开始，来自安徽等地的无业人员8人分工合作，利用互助献血制度漏洞赚取差价。其中一“血托”被抓后，还感慨“从来没想到过钱来得这么容易”。在最快捷的情况下，该团伙上午“接单”，下午一上班病人家属就可拿到献血证。最多的时候，有人一天就接到14个单子。
所有收入交给“老板”，再由其进行分配。按照“绩效”不同，“血托”们分别拿到自己的报酬。一个“血托”可以在两个月时间内挣到1万多元，连放哨望风的人一般一天也能拿到100块收入。这些“放哨”和“盯梢”的人，一方面盯着医院保卫科的人和警察，防止被捉，另外一方面还要严防同行介入竞争。不过张大伟用“没事儿”来形容被捕这种风险。
虽然《刑法》也有“非法组织卖血罪”，但是多数案件并非以此罪名进行起诉。因为仅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无法定罪，还要找到具体卖血的人员作证。
“卖血的大多是社会闲散人员，有些是暂时缺钱的人，非要抓现行不可，但更多的卖血人员在卖过之后就根本找不到了。包括医院的内部安保也是这样，他们没有处理的权力，只能说服教育。”“更多的情况是‘血托’因争地盘打架，符合相应法规后，按照寻衅滋事进行定罪。”王兆华说。
獻血越多、卖血越多
刘江说，按照《献血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此类行为也属违法犯罪行为，“血液中心一直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打击，北京市公安局也非常重视。”但他也表示，“血贩子”类似“号贩子”，存在取证困难的问题，“顶多进行治安拘留，但他们本身就是无业人员，拘留几天放出来再接着干，这也加大了执法难度。”
张大伟本来不知道有互助献血这种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正经工作，后来听朋友说，到北京当“号贩子”能挣钱。过来后介绍的关系不干了，他就跟着贩火车票。再后来，有个朋友找过来，说有人在医院干“卖血”，需要人手帮忙。
张大伟开始还犹豫了一下。“电视上总说，河南那边卖血得艾滋病。”朋友解释说，这是卖给正规血液中心，“身体好还不让卖呢。”一趟跟下来，张大伟想，这事儿挺容易的。他就成了“血托”。
刘江说，中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献血法》到2006年，实现了全部血液来自无偿献血，而西方的无偿献血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以北京为例，最初几年互助献血比例非常低，通常在3%以内，也很少有血液买卖的现象。到201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2%，血液买卖现象也相对严重起来。而在京外其他地方，这个比例通常更高。
在部分互助献血比例更高的地区，借互助献血买卖血液的现象更为严重。早在2011年夏天，为防止互助献血过程中出现乱象，武汉市曾暂停互助献血。然而，为了血液的供求平衡，到次年2月，武汉市再次重启这一制度。对于这段纠结，武汉市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事情都过去了”，不愿详细讲述其中的过程。
王兆华强调，监管困难是导致互助献血成为牟利机会的主要原因，“相关部门要致力于制定、完善互助献血的配套细则，保障互助献血的健康发展。”刘江则认为，应该建立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可将不良行为者记入信用档案，如果仅是阶段性打击，效果有限。”
张大伟顾不了这么多。除了公安打击，他的挑战就是和同行竞争。“老板”说，现在很多同行除了在医院散发小广告，还用QQ群招揽生意。 通过“互助献血”的关键词，可以搜索到120余个QQ群组，包括北京、南京等城市。部分群内成员甚至达到两三百人，不时可以看到“需要献血者”的信息，价格基本在每400毫升血液400元到500元。特别到秋天，“要血的人”少了，生意难做，这就是张大伟想趁机回家的原因。
季节性缺血
虽然大多数同行觉得，自己这门生意的根本是中国“缺血”。但是张大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至少不是从春节到年底都缺血，有次一个月我在医院蹲着就两三单。”他觉得，从这个情况看，“有时候肯定不缺”。而2012年卫生部官员在介绍相关情况时也曾表示，当时中国已有血站452个，“采供血服務基本满足了临床用血需求。”
刘江表示，现行献血制度使无偿献血量与街头流动人员的数量直接相关。“献血的淡季一般出现在最冷或者最热的时候，夏季的7、8月份以及冬季的11月到第二年2月。其他气温平和的时间是献血的旺季。”但临床用血量并不会随供血量波动，到了淡季就会出现短期缺血的情况。“旺季有时候需要控制采血数量，避免过多献血造成浪费。这点国内外都一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问题。”季节性缺血，也直接导致了血液价格的波动。
其实和张大伟一样，对于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血荒”，医疗卫生界也有不同认识。比如在昆明，大学生献血总人数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当高校在2010年纷纷搬迁到离市区30多公里外的呈贡后，导致这年该市严重缺血。
全国性的供血淡季，也与学生寒暑假时段重合。在江西省，献血人群中学生占比超过一半。为了解决此问题，该省鼓励护士自愿无偿献血。刘江等人所作的关于北京街头无偿献血人群调查显示，学生占比也达到34%以上，仅次于商业、服务人员的43%。北京街头无偿献血人群呈现高文化层次的特征，但在昆明等地，农民工等外地务工人员占比往往达到一半以上。
在遭遇生活危机的情况下，这部分数量庞大的人群很容易将自己的血液流进互助献血导致的贩卖机会中。多地查获的借助互助献血牟利的团伙也表明，生活困顿是大多数人成为卖血者的直接原因。即使在上述案件中，该团伙的8人均为外地进京无业人员，最高文化程度为高中，年龄最小者为19岁，最大者38岁。
“卖血的，好多只知道原来那种，自己在家弄个针管吸血。”张大伟说起这个龇牙咧嘴起来，“我们这个安全，所以危险小。”
刚过的这个夏天，张大伟挣了一万多元。“今年不是太缺血，不如去年。”在这行干了三四年的张大伟说，2012年警察抓得厉害，生意难做，但是价钱好。张大伟把自己干的这行也叫做“救死扶伤”。
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15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由这一条衍生出了“互助献血”制度：患者亲友可在献血点献血，凭借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的用血。
可并非所有病人的亲朋好友都献过血。大多数情况下，站在医院血库门口，家属们开始转圈打电话找献血证。张大伟和他的伙伴们这时候就凑上去，“要互助献血不？可以提供全套服务。”
有时候他也被“老板”安排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灰白色大楼前边，手里捏着一大堆名片，看见有脚步迟疑的人就围上去。即使路人摆手拒绝，他也会客气地塞过去，“以备不时之需”。虽然是名片，上面却没有名字，只有记号笔手写的大大的电话号码。“别人叫我们‘血托’，这不能写。”他这时有点腼腆。
对于这群人，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感到十分无奈。“2012年刚刚由公安机关进行过专项打击，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如今只能在对方进入单位管辖区域时，安排保安轰走。
一天14单
张大伟这群人的运作方式相当简单：首先，有人长期呆在一些医院的血库，等待需要用血的病人或者家属，并跟他们谈好价格，这就是“血托”。
其中，O型血和AB型血价格比较高，400毫升要2000元以上。A型血以及B型血的价格则稍微便宜些，400毫升一般卖1500元左右。价钱谈妥之后，“血托”立即联系自己掌握的献血者，他们和病人或者家属一起到医院的血库填写互助献血单。
虽然献血者需要提供个人资料等信息，并要求如实填写与需血病人关系，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朋友关系等缺乏验证的依据。然后，献血者带着互助献血单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献血点献血，最后将献血证交给“血托”，然后收取 400至500元报酬。根据制度安排，互助献血所献血液经检测合格后，由血站供血科通知患者所在医院血库取血。所献血液全部返回患者所在医院，由医院血库统一调配使用。
同时，“血托”将献血证交给需血的病人或者家属，后者在医院进行登记、确认献血证，就可以得到血液中心向医院发配的相应血量。当然，病人或家属也要向“血托”支付几倍于400元的报酬。
律师王兆华最近参与的一起诉讼案件非常典型。2012年8月开始，来自安徽等地的无业人员8人分工合作，利用互助献血制度漏洞赚取差价。其中一“血托”被抓后，还感慨“从来没想到过钱来得这么容易”。在最快捷的情况下，该团伙上午“接单”，下午一上班病人家属就可拿到献血证。最多的时候，有人一天就接到14个单子。
所有收入交给“老板”，再由其进行分配。按照“绩效”不同，“血托”们分别拿到自己的报酬。一个“血托”可以在两个月时间内挣到1万多元，连放哨望风的人一般一天也能拿到100块收入。这些“放哨”和“盯梢”的人，一方面盯着医院保卫科的人和警察，防止被捉，另外一方面还要严防同行介入竞争。不过张大伟用“没事儿”来形容被捕这种风险。
虽然《刑法》也有“非法组织卖血罪”，但是多数案件并非以此罪名进行起诉。因为仅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无法定罪，还要找到具体卖血的人员作证。
“卖血的大多是社会闲散人员，有些是暂时缺钱的人，非要抓现行不可，但更多的卖血人员在卖过之后就根本找不到了。包括医院的内部安保也是这样，他们没有处理的权力，只能说服教育。”“更多的情况是‘血托’因争地盘打架，符合相应法规后，按照寻衅滋事进行定罪。”王兆华说。
獻血越多、卖血越多
刘江说，按照《献血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此类行为也属违法犯罪行为，“血液中心一直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打击，北京市公安局也非常重视。”但他也表示，“血贩子”类似“号贩子”，存在取证困难的问题，“顶多进行治安拘留，但他们本身就是无业人员，拘留几天放出来再接着干，这也加大了执法难度。”
张大伟本来不知道有互助献血这种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正经工作，后来听朋友说，到北京当“号贩子”能挣钱。过来后介绍的关系不干了，他就跟着贩火车票。再后来，有个朋友找过来，说有人在医院干“卖血”，需要人手帮忙。
张大伟开始还犹豫了一下。“电视上总说，河南那边卖血得艾滋病。”朋友解释说，这是卖给正规血液中心，“身体好还不让卖呢。”一趟跟下来，张大伟想，这事儿挺容易的。他就成了“血托”。
刘江说，中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献血法》到2006年，实现了全部血液来自无偿献血，而西方的无偿献血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以北京为例，最初几年互助献血比例非常低，通常在3%以内，也很少有血液买卖的现象。到201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2%，血液买卖现象也相对严重起来。而在京外其他地方，这个比例通常更高。
在部分互助献血比例更高的地区，借互助献血买卖血液的现象更为严重。早在2011年夏天，为防止互助献血过程中出现乱象，武汉市曾暂停互助献血。然而，为了血液的供求平衡，到次年2月，武汉市再次重启这一制度。对于这段纠结，武汉市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事情都过去了”，不愿详细讲述其中的过程。
王兆华强调，监管困难是导致互助献血成为牟利机会的主要原因，“相关部门要致力于制定、完善互助献血的配套细则，保障互助献血的健康发展。”刘江则认为，应该建立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可将不良行为者记入信用档案，如果仅是阶段性打击，效果有限。”
张大伟顾不了这么多。除了公安打击，他的挑战就是和同行竞争。“老板”说，现在很多同行除了在医院散发小广告，还用QQ群招揽生意。 通过“互助献血”的关键词，可以搜索到120余个QQ群组，包括北京、南京等城市。部分群内成员甚至达到两三百人，不时可以看到“需要献血者”的信息，价格基本在每400毫升血液400元到500元。特别到秋天，“要血的人”少了，生意难做，这就是张大伟想趁机回家的原因。
季节性缺血
虽然大多数同行觉得，自己这门生意的根本是中国“缺血”。但是张大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至少不是从春节到年底都缺血，有次一个月我在医院蹲着就两三单。”他觉得，从这个情况看，“有时候肯定不缺”。而2012年卫生部官员在介绍相关情况时也曾表示，当时中国已有血站452个，“采供血服務基本满足了临床用血需求。”
刘江表示，现行献血制度使无偿献血量与街头流动人员的数量直接相关。“献血的淡季一般出现在最冷或者最热的时候，夏季的7、8月份以及冬季的11月到第二年2月。其他气温平和的时间是献血的旺季。”但临床用血量并不会随供血量波动，到了淡季就会出现短期缺血的情况。“旺季有时候需要控制采血数量，避免过多献血造成浪费。这点国内外都一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问题。”季节性缺血，也直接导致了血液价格的波动。
其实和张大伟一样，对于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血荒”，医疗卫生界也有不同认识。比如在昆明，大学生献血总人数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当高校在2010年纷纷搬迁到离市区30多公里外的呈贡后，导致这年该市严重缺血。
全国性的供血淡季，也与学生寒暑假时段重合。在江西省，献血人群中学生占比超过一半。为了解决此问题，该省鼓励护士自愿无偿献血。刘江等人所作的关于北京街头无偿献血人群调查显示，学生占比也达到34%以上，仅次于商业、服务人员的43%。北京街头无偿献血人群呈现高文化层次的特征，但在昆明等地，农民工等外地务工人员占比往往达到一半以上。
在遭遇生活危机的情况下，这部分数量庞大的人群很容易将自己的血液流进互助献血导致的贩卖机会中。多地查获的借助互助献血牟利的团伙也表明，生活困顿是大多数人成为卖血者的直接原因。即使在上述案件中，该团伙的8人均为外地进京无业人员，最高文化程度为高中，年龄最小者为19岁，最大者38岁。
“卖血的，好多只知道原来那种，自己在家弄个针管吸血。”张大伟说起这个龇牙咧嘴起来，“我们这个安全，所以危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