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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团圆》与《好儿女花》都属于自传体小说，讲述的都是不同时空的男女情感流变，但其中结果是读者无法预料的，我们从中看到了男女主人公不一样的情感态度。本论文就是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来看清女性在男性眼中的角色以及女性最后做出的选择导致的情感结局。
关键词：《小团圆》 《好儿女花》 伴侣 情感态度
《小团圆》在张爱玲与宋淇夫妇不断纠结是否出版以及销毁的书信往来之后，由宋淇的儿子宋以朗根据书信内容得出：张爱玲是舍不得“销毁《小团圆》”的。因此这部被认为是“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历经长达二十年时间的多次重写、修改，最终于2009年得以与读者见面。诚如作家自己所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这部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正是盛九莉与邵之雍香港遭遇战时的感情流变，影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旷世之恋。《好儿女花》是虹影另一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的延续，在讲述回乡为母奔丧的过程中，穿插了六妹与小唐的感情流变，同样也是虹影的婚恋生活的对照。
所不同的是，在感情变化过程中，盛九莉与六妹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结束这一婚恋悲剧，在追忆这一悲剧过程中，她们在男主人公眼中扮演的角色与最后对待男性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一、对“才气”的依恋
“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男为‘色’倾倒、女为‘才’仰慕却是始终不变的。……才貌是青年男女互相吸引和爱慕的关键，这是沿袭了几千年直至今日仍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心理。”“现代文学中为女人所爱的男主角，十之八九都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涓生、于质夫（郁达夫贯穿诸多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觉慧、君实、方达生、方鸿渐，等等，丁玲笔下的凌吉士也是南洋侨生，范柳原虽是商人，却也爱读《诗经》，‘执子之手’云云。总之，现代文学中男人应该被爱的第一个条件便是‘有文化’。”《小团圆》中的邵之雍虽不是青年，但九莉也被其“才”所迷倒，邵之雍第一次出现是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给九莉看，九莉的感觉是：
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
就这样，邵之雍已经赢得了盛九莉的芳心。
《好儿女花》中的六妹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古老的程式：
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男主人公的才华横溢与绅士外表深深吸引着两位女主人公，她们沉浸在这份浓浓的崇敬之情中，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与向往，似乎“才气”是进行爱情婚姻的敲门砖。但是，随着他们感情的发展变化，“才气”并没有成为爱情与婚姻继续下去的唯一砝码。
二、“他”眼中的“她”：“物”伴侣与精神伴侣
《小团圆》中的邵之雍对九莉永远停留在其外在的仪表、举止、衣着等方面：
“你眉毛很高。”
“你就是笑不好。现在好了。”
她听见他在隔壁房间里说话的声音，很刺激的笑声。她知道是因为她臃肿的蓝布棉袍，晒塌了皮的红红的鼻子，使他在巧玉面前丢脸。
衣着、外表使得邵之雍很为难，只有打扮得体才能赢得邵之雍的赞同。
房间里光线暗，她也是偶然才瞥见他满面笑容，却带着窘意。……次日之雍来了，方才知道他太太在那里打牌。“偏你话那么多，叽哩喳啦说个不完”，他笑着说。
之雍的窘只是因为在他看来盛九莉不得体的言谈举止被他的太太看到，虚伪的他担心他的太太小觑他挑女人的眼光，有失自己面子。在德行方面，他要求九莉要大方；在感情方面，面对自己的风流史，也要求九莉不妒忌。
显然，邵之雍还是体现“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没有任何人生阅历，不具备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能更顺从地被驱使和驾驭”，他在调动他那些封建传统历史中帝王将相黄袍加身状元及第才子佳人风花雪月风流佳话的“知识资源”与他的“风流史”“艳福史”，以及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进行牵强附会的比较，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堪卒读的封建男权对女人的道德说教与以“不嫉”为核心的妇德教化。在邵之雍的眼中，盛九莉是“物”的伴侣，“性”的工具。
《好儿女花》中的小唐接受西方观念，更向往萨特与波伏娃那种超越婚姻的自由生活，萨特与波伏娃曾订立了一个契约：他们俩将永远情投意合，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种关系（超越婚姻的伴侣关系），但同时双方保证各自在生活、感情和性的方面享有充分自由，条件是永远不隐瞒和撒谎。小唐也羡慕他们这样的生活，因此在得知六妹不是“处女”时，认为她就是自己想找的人，他也希望六妹能够这样做：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你不会和其他女人一样。波伏娃与萨特创造了多配偶制的传奇神话！你会输给她？”
他认为六妹是他的感情另一半，精神的所有寄托，直到回重庆为六妹母亲奔丧，他还把她当作这种伴侣看。
两位男主人公对异性的看法之差，与所处时代有关。《小团圆》写于1975年，邵之雍又是那个时代的男性，他依然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客观要求上，尽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意识到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迫害，但是，邵之雍却没有付诸行动。《好儿女花》写于新世纪初，“性”成为开放话题，远在英国伦敦的小唐更愿意走没有约束与牵绊的自由之路，他宁愿找可以发生关系的像“我”一样的可靠知己，也不要找时时追赶着讨要未来的“小姐姐”。
三、“她”对“他”：不舍与怨情
《小团圆》中叙述九莉与邵之雍的恋情尤其在对待男主人公问题时，在文字上张爱玲与盛九莉之间来回转换，张爱玲对邵之雍是有“随时停止”的意思的，而盛九莉却是一个钟情之人，她对邵之雍的爱从未停止过。
九莉依然梦到了与之雍在一起的场面，她快乐了很久很久。在张爱玲或者九莉看来，他们的恋情不应当结束，张爱玲还是没有那么决绝地切断那对她而言温暖的回忆，她选择了宽容。正如张爱玲在回忆楚娣与绪哥哥的感情时楚娣所说： “绪哥哥临走，我跟他讲开了，还是感情很好的朋友。不讲开，心里总是不好受。”
这不也正说明了九莉对邵之雍的不舍吗？
对于一个接受萨特与波伏娃关系的男性来说，《好儿女花》中的小唐是很开放的，这种超越婚姻的伴侣关系也是六妹承认的，小唐是六妹精神上的父亲，事业上的导师，是她的丈夫也是经纪人，她如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帮助。但是六妹面对小唐是失望，是怨恨，因此，她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小唐有关的一切，包括财产，包括联系。带有浓厚女权思想的虹影对小唐的怨恨强烈到无以复加，她像个怨妇一样指责着小唐：
因为那个人，我的伦敦时代所有的辉煌都枯萎，只剩下失败，双眼望及之处，一片荒原。
四、结语
《小团圆》多次写到九莉与邵之雍的性关系，很显然，张爱玲不仅是对那份感情的不舍，更对“性”不舍，她被“性”控制了身体，被处女情结牵绊着、矛盾着，到写这部小说都没有看透这份男女之情。
《好儿女花》在六妹回忆与母亲的过去时说道：她不想结婚，一辈子都不想沾婚姻的边。但是最后她还是与W结婚了，还生下了他们共同的孩子，这便证实了现在的虹影即使女性意识再强，女权思想再浓厚，终归接受了女性现实，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女性”本身，这是对母亲的性别认同，也给了读者一个深刻的启示：女人，终究逃不出这座“围城”。
同样是自传体小说，同样是追溯主人公自我悲剧的根源，张爱玲与虹影以不同的方式向读者们展示了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对待对方的态度，不管是“物”伴侣还是精神伴侣，也不管是不舍还是怨情，更不管是矛盾抑或回归，两位作家及其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不一样的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 许子东.许子东讲稿.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 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 刘思谦.张爱玲《小团圆》中的“胡张之恋”——兼谈胡兰成的《今生今世》[J].扬州大学学报，2010（4）.
[5] 虹影.好儿女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6] 崔艳萍.《小团圆》与《好儿女花》——两代海外女作家自传体小说比较[J].北方文学，2013（11）.
作 者：师亚萍，文学硕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小团圆》 《好儿女花》 伴侣 情感态度
《小团圆》在张爱玲与宋淇夫妇不断纠结是否出版以及销毁的书信往来之后，由宋淇的儿子宋以朗根据书信内容得出：张爱玲是舍不得“销毁《小团圆》”的。因此这部被认为是“张爱玲最神秘的小说遗稿，浓缩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历经长达二十年时间的多次重写、修改，最终于2009年得以与读者见面。诚如作家自己所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这部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正是盛九莉与邵之雍香港遭遇战时的感情流变，影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旷世之恋。《好儿女花》是虹影另一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的延续，在讲述回乡为母奔丧的过程中，穿插了六妹与小唐的感情流变，同样也是虹影的婚恋生活的对照。
所不同的是，在感情变化过程中，盛九莉与六妹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结束这一婚恋悲剧，在追忆这一悲剧过程中，她们在男主人公眼中扮演的角色与最后对待男性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一、对“才气”的依恋
“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男为‘色’倾倒、女为‘才’仰慕却是始终不变的。……才貌是青年男女互相吸引和爱慕的关键，这是沿袭了几千年直至今日仍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心理。”“现代文学中为女人所爱的男主角，十之八九都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如涓生、于质夫（郁达夫贯穿诸多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觉慧、君实、方达生、方鸿渐，等等，丁玲笔下的凌吉士也是南洋侨生，范柳原虽是商人，却也爱读《诗经》，‘执子之手’云云。总之，现代文学中男人应该被爱的第一个条件便是‘有文化’。”《小团圆》中的邵之雍虽不是青年，但九莉也被其“才”所迷倒，邵之雍第一次出现是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给九莉看，九莉的感觉是：
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
就这样，邵之雍已经赢得了盛九莉的芳心。
《好儿女花》中的六妹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古老的程式：
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男主人公的才华横溢与绅士外表深深吸引着两位女主人公，她们沉浸在这份浓浓的崇敬之情中，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与向往，似乎“才气”是进行爱情婚姻的敲门砖。但是，随着他们感情的发展变化，“才气”并没有成为爱情与婚姻继续下去的唯一砝码。
二、“他”眼中的“她”：“物”伴侣与精神伴侣
《小团圆》中的邵之雍对九莉永远停留在其外在的仪表、举止、衣着等方面：
“你眉毛很高。”
“你就是笑不好。现在好了。”
她听见他在隔壁房间里说话的声音，很刺激的笑声。她知道是因为她臃肿的蓝布棉袍，晒塌了皮的红红的鼻子，使他在巧玉面前丢脸。
衣着、外表使得邵之雍很为难，只有打扮得体才能赢得邵之雍的赞同。
房间里光线暗，她也是偶然才瞥见他满面笑容，却带着窘意。……次日之雍来了，方才知道他太太在那里打牌。“偏你话那么多，叽哩喳啦说个不完”，他笑着说。
之雍的窘只是因为在他看来盛九莉不得体的言谈举止被他的太太看到，虚伪的他担心他的太太小觑他挑女人的眼光，有失自己面子。在德行方面，他要求九莉要大方；在感情方面，面对自己的风流史，也要求九莉不妒忌。
显然，邵之雍还是体现“一种极强的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没有任何人生阅历，不具备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能更顺从地被驱使和驾驭”，他在调动他那些封建传统历史中帝王将相黄袍加身状元及第才子佳人风花雪月风流佳话的“知识资源”与他的“风流史”“艳福史”，以及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进行牵强附会的比较，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堪卒读的封建男权对女人的道德说教与以“不嫉”为核心的妇德教化。在邵之雍的眼中，盛九莉是“物”的伴侣，“性”的工具。
《好儿女花》中的小唐接受西方观念，更向往萨特与波伏娃那种超越婚姻的自由生活，萨特与波伏娃曾订立了一个契约：他们俩将永远情投意合，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种关系（超越婚姻的伴侣关系），但同时双方保证各自在生活、感情和性的方面享有充分自由，条件是永远不隐瞒和撒谎。小唐也羡慕他们这样的生活，因此在得知六妹不是“处女”时，认为她就是自己想找的人，他也希望六妹能够这样做：
“你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你不会和其他女人一样。波伏娃与萨特创造了多配偶制的传奇神话！你会输给她？”
他认为六妹是他的感情另一半，精神的所有寄托，直到回重庆为六妹母亲奔丧，他还把她当作这种伴侣看。
两位男主人公对异性的看法之差，与所处时代有关。《小团圆》写于1975年，邵之雍又是那个时代的男性，他依然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客观要求上，尽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意识到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迫害，但是，邵之雍却没有付诸行动。《好儿女花》写于新世纪初，“性”成为开放话题，远在英国伦敦的小唐更愿意走没有约束与牵绊的自由之路，他宁愿找可以发生关系的像“我”一样的可靠知己，也不要找时时追赶着讨要未来的“小姐姐”。
三、“她”对“他”：不舍与怨情
《小团圆》中叙述九莉与邵之雍的恋情尤其在对待男主人公问题时，在文字上张爱玲与盛九莉之间来回转换，张爱玲对邵之雍是有“随时停止”的意思的，而盛九莉却是一个钟情之人，她对邵之雍的爱从未停止过。
九莉依然梦到了与之雍在一起的场面，她快乐了很久很久。在张爱玲或者九莉看来，他们的恋情不应当结束，张爱玲还是没有那么决绝地切断那对她而言温暖的回忆，她选择了宽容。正如张爱玲在回忆楚娣与绪哥哥的感情时楚娣所说： “绪哥哥临走，我跟他讲开了，还是感情很好的朋友。不讲开，心里总是不好受。”
这不也正说明了九莉对邵之雍的不舍吗？
对于一个接受萨特与波伏娃关系的男性来说，《好儿女花》中的小唐是很开放的，这种超越婚姻的伴侣关系也是六妹承认的，小唐是六妹精神上的父亲，事业上的导师，是她的丈夫也是经纪人，她如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帮助。但是六妹面对小唐是失望，是怨恨，因此，她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小唐有关的一切，包括财产，包括联系。带有浓厚女权思想的虹影对小唐的怨恨强烈到无以复加，她像个怨妇一样指责着小唐：
因为那个人，我的伦敦时代所有的辉煌都枯萎，只剩下失败，双眼望及之处，一片荒原。
四、结语
《小团圆》多次写到九莉与邵之雍的性关系，很显然，张爱玲不仅是对那份感情的不舍，更对“性”不舍，她被“性”控制了身体，被处女情结牵绊着、矛盾着，到写这部小说都没有看透这份男女之情。
《好儿女花》在六妹回忆与母亲的过去时说道：她不想结婚，一辈子都不想沾婚姻的边。但是最后她还是与W结婚了，还生下了他们共同的孩子，这便证实了现在的虹影即使女性意识再强，女权思想再浓厚，终归接受了女性现实，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女性”本身，这是对母亲的性别认同，也给了读者一个深刻的启示：女人，终究逃不出这座“围城”。
同样是自传体小说，同样是追溯主人公自我悲剧的根源，张爱玲与虹影以不同的方式向读者们展示了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对待对方的态度，不管是“物”伴侣还是精神伴侣，也不管是不舍还是怨情，更不管是矛盾抑或回归，两位作家及其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不一样的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 许子东.许子东讲稿.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 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4] 刘思谦.张爱玲《小团圆》中的“胡张之恋”——兼谈胡兰成的《今生今世》[J].扬州大学学报，2010（4）.
[5] 虹影.好儿女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6] 崔艳萍.《小团圆》与《好儿女花》——两代海外女作家自传体小说比较[J].北方文学，2013（11）.
作 者：师亚萍，文学硕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