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12月天寒地冻。成群的乌鸦在这片天津的荒郊上空盘旋。空气很冰，连混杂其中的牛粪味也好闻起来——不过这冷不足以消解附近村庄大妈们的热情，她们像麦浪一样涌到片场。看见陈建斌下了房车、迈步而来，一位大妈拖曳着尖声叫道，皇上驾到！人群一阵哄笑。
　　天开始黑，来的人更多。每双眼睛都带着兴奋，窥视镜头前的陈建斌。
　　陈建斌本来都挺想回宾馆了，一看这些老乡的热情，他不禁自责，“哎呀，陈建斌，你不能这样。想当初你不也这么充满好奇？”
　　人到中年的陈建斌遇上了可怕的“自我否定之否定”：对演戏的厌倦感不断缠绕他。更恼火的是，他觉得自己不懂珍惜，这比厌倦本身更烦人。
　　困惑让他有话想说。于是他自编自导自演了影片《一个勺子》。这电影为他赢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他又凭《军中乐园》获最佳男配角，上演了金马奖前所未有的帽子戏法。这两部戏也让他对抗了厌倦。所以在颁奖典礼上他三次说，“我已发现永远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

轻盈的批判性

　　早在1999年，陈建斌就写了自己主演的剧本《菊花茶》，拍电影这事也说了很久，但一直没再遇上好故事。直到14年后，他一口气读完河北作家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
　　故事乍一听很简单：西北农民拉条子为帮入狱的儿子减刑，给了大头哥5万块钱。儿子没回来，他想跟大头哥要回钱，途中被流浪的勺子（傻子）跟上。勺子甩不掉，逐渐变成家人。突然一天勺子被第一拨家人带走了，之后一拨拨自称是勺子家人的人接踵而至，拉条子被怀疑成人贩子，他弄不清到底谁是勺子家人……一边读，陈建斌一边在脑中写剧本，连找谁来演都想好了。
　　拉条子的故事戳醒了他一个堪称愤怒的记忆。那是几位小学生扶了老人被讹告的新闻。“我当时非常震惊，你说这小孩，他的一生，还会相信这个世界吗？”
　　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寻找的“关于一个人和内心某种东西斗争的电影”。因为善良，“勺子”给自己带来无穷麻烦。“一个人活到40岁才恍然发现生活是一场巨大的误会。”这种荒谬感正是故事击中他的因素，也是中国社会的焦虑。“比我们看到一个人摔倒不去帮忙更坏的事情是，我们对过去的价值观、人生支柱性的东西产生了怀疑。这才可怕。”
　　导演蔡尚君评价电影对中国荒诞的现实有一种轻盈的批评性，非常黑色幽默，没有陷入泥浆感。
　　陈建斌把剧本发给蔡尚君，后者看了很兴奋，问谁写的。陈建斌说，我写的。“不是文字漂不漂亮，关键是结构和线索，实实在在，干干净净，像石头垒在那。”
　　“拉条子寻找真相最终有答案吗？”
　　“没有。他继续找，所以他傻嘛。”
　　在蔡尚君看来，结局意味着改编者对待世界的态度，体现电影真正的水准。陈建斌也遇到这个坎。他写完初稿，不满意结尾，特别焦虑。过了一两个月，突然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拉条子最后戴上勺子的帽子，“现实发生了置换。”
　　演员陈建斌的功力在导演陈建斌身上得以延伸。蔡尚君是惟一到现场探班的导演。有场戏他不得不服：陈建斌找王学兵要钱，在门口等王。陈找了一台非常大的道具车，钻进车底擦车，车太高了，王学兵也没看到他，车子启动他才从底下忽地钻出来，说“大头哥大头哥”，王学兵一刹车，他趴到车头说，“是我呀。”“这其实是很水的过场戏，但他这样拍就特别好玩。一个猛兽一般高大的车，他一弱小的农民，车一启动差点压到他，尴尬、卑微一下出来了。这就是演员有的创造力，他是通过情感去想象，一说这个情感大家都能理解，但怎么通过演员的形体和现场关系表现出来不容易。”
　　“我当时也想怎么弄好，就是没想到，我看他站在那里琢磨了一下，他就找到了。”蔡尚君说，“演员当导演的特别多，他作为一个好演员，感受力不同，能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
　　演员陈建斌喜爱即兴表演，导演陈建斌也常常“现场来”。一场商场里勺子跟随拉条子的戏，陈建斌看到一条头盖布，就直接把头蒙起来了。“这种随时用道具的能力，拍出来特别真实。”

“他们”终于被看见了

　　《一个勺子》的剧本是陈建斌出演《军中乐园》时写的。凭戏中老兵老张一角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时，他看上去很不安，表达重复又磕巴。“不是兴奋，我真的非常紧张。我那天有5个提名，一个没拿上多尴尬啊。在那坐一晚上，至少要有一个。”
　　《军中乐园》导演钮承泽在台下抹了一把泪。“我也不是因为兴奋。”钮承泽说，当陈建斌领奖时，屏幕上正是老张的脸，而他透过“老张”，看到了千千万万人的脸。“‘他们’终于被看见了，建斌的表演做到了这件事。他为那些背负民族荒谬、永远无法回到家乡的年轻人，做了很好的注解。”
　　“他们”也包括钮承泽的父亲。钮父是国民党老军官，有一年终于跟去德国访学的三叔通上电话，父亲在电话这头喂了一声，立刻嚎啕大哭，全家哭成一团。壮年时期就被诊断为渐冻人的父亲最后20年被禁锢于病床上，始终没能回大陆。
　　陈建斌被这个故事打动，一口答应出演。“这导演是真的有话要说，这很重要。”
　　事情发展得并不顺利，陈建斌连拍两部戏太疲累，觉得演不了“士兵”这个角色，提出辞演。直至一天他在一堆年轻士兵的照片里看到一个老兵，身材特别颓，完全没肌肉。他的信心来了，“我要演的就是这个人，这老兵已经放弃了渴望的东西，肉体上也就彻底衰败了。” 　　辞演一事给钮承泽带来阴影，陈建斌对角色又有自己的理解，两人难免有分歧。逐渐地合作开始“相当愉快”。钮承泽发现，“他给了一些很好的东西，超过了我原本的设定。”有一场戏是在金门北山断崖上，陈建斌对着海那边狂吼，“娘，俺想你！”泪水沿着脸上的皱纹下来。阮经天和钮承泽哭成一团。
　　陈建斌说，演员是“导演内心动机的完成者”，同时演员又“都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眼泪”。那天拍了一整夜的戏，向来恋家的陈建斌思乡情绪泛滥，“随便放大一点就是那个情绪了。”家于他而言是人生的核心。某场真人秀的四组明星里，只有陈建斌带上父母和岳父母。他说，最幸福的时刻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和妻子在说话，自己在书房看书，“这才是真正的安静。”
　　最后阿娇死了，老张被枪毙了。结尾是黑白的幻象：街上的饺子摊，老张在忙活，大伙说拍照啦，阿娇抱着孩子出来。馆长说大家笑一下，老张严肃的脸笑了一下，啪一下定格。
　　“这画面特别让我感动。一个普普通通的愿望，但对那些年轻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梦。”陈建斌说。

漫长的等待

　　陈建斌拿奖这事，朋友们无人感到意外。高希希说，这个人对演戏的激情，我们有目共睹。编剧顾小白说，他是少有的懂戏的演员。
　　他自认也是个勺子。最常待的地儿是书房，每天想的问题“毫无意义”，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年轻时他曾被时间的速度俘获，“忙不过来，思维就是吸收。”40岁，他惶惑了，生命好像饱和了，动力、勇气、激情都没了。
　　演技难以突破？还是角色太重复？他说都不是。“是这个世界用旧了”——6岁的儿子有一天莫名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这件事让他很恼火。一旦厌倦，他就会想起漫长岁月里自己的等待与付出。7岁前生活在农村，高考落榜，待了两年业。遇上中央戏剧学院在新疆招生，好友王学兵记得，考试前他就关在一屋子里，天天在那背。他梦想很大，却胆小、行事谨慎。毕业后同学们个个向剧组自荐，他觉得自己“不会应酬”，没有“漂”的能力，考上研究生才回到北京。
　　同班同学李亚鹏、王学兵都开始小有名气了，他还在等待。他用“绝望”形容当时的状态。29岁终于主演了第一部电视剧。对好角色的惜爱感延续至今，直到他火了，也还因为错过喜欢的角色喝醉痛哭。
　　他成名于孟京辉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也在这部戏激情爆发。刚开始他演不出来，三部戏解放了他：达里奥·福的录像带、一场二人转演出以及日本新宿梁山伯剧团出演的《人鱼传说》。“我才知道只要有足够的信念，怎么演都可以。从那时起我的激情有了出路。我找到了表达的方式。只要我能感受到，我就能表现出来。”
　　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演员的理解力》。自认没有丰富的阅历，怎么办？海量读书、看片。这些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是他的片场读物。
　　聊起当下的电影环境，他只对自己有要求。“跟你说特实在的话，我一农村小孩，从一个影迷变成演员，演了这么多部戏，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满足，我更高的奢望就是拍出更好的作品。”他的焦虑全关于自身，“担心没有创造力，剧本陷入僵局，我会非常焦虑，完了，怎么办。这个东西很虚，你无法形容。”他挠着头皮，显出万分痛苦的表情。

他就是个勺子啊

　　长久以来陈建斌是出了名的“戏霸”，连夫人蒋勤勤跟他合作《乔家大院》时，也差点为“老改剧本”的事闹僵。
　　也许钮承泽的形容更准确，“他不是一个会被控制的人。”
　　拍《人山人海》时，把陈建斌当老师的导演蔡尚君认为这点“特别珍贵”，“他是个完成者，通过切身感受提出意见，跟戏霸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自私的、要条件的戏霸。很多人不动脑子，他是爱动脑子。”
　　在片场陈建斌喜欢待在房车里琢磨剧本。回酒店的路程半个多小时，车内安静非常，无人说话，手机屏幕也都是暗的。
　　熟悉他的人形容他怕生、单纯。“他就是农民啊，就一勺子啊。”钮承泽说。刚拍《军中乐园》时，他不愿跟陈意涵演床戏。钮承泽告诉陈意涵，“你直接骑在他身上。”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人狂笑不已：陈建斌双手往空中扑救，大叫，好可怕啊好可怕。
　　“你跟他熟了，他也会开玩笑，但不是说段子。”有一回陈建斌站在钮承泽旁看回放，“哎呀，谁拍的啊，拍得这么好。”
　　没兴趣的话题他不应付。这次采访一旦切换到私人话题，他立马冷淡下去，要么摆弄沙发上的抱枕，要么瞄一摞摞的剧本。他一直戴着墨镜，因为眼睛怕光。墨镜背后的他显然不想被窥探。
　　他身上有某种强烈的坚定感。常把球抛回给你，比如“这话脱离了当时的情境，我没法解释”。我问他在不在乎别人说他张狂。他鼻子哼了两声。
　　除了一次，我们聊起他很喜欢的路遥的《人生》，全身穿着灰色的棉衣棉裤、脚上套着棉鞋的他哈哈大笑了起来，眼睛眯成缝，露出上排整齐的牙齿。真有些像路遥笔下的纯朴、热爱生活、充满理想的男主人公高加林。
　　高加林进城后的羞耻感让陈建斌难以理解，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不懂世故。“一点都不敏感，我妈说我小时候刚从村里到城里，操一口特别土的村里话，特别热情地找小朋友玩，特别逗。”人际关系方面他也像拉条子——迟钝、笨拙，全然寻不着规则。“经常有这种事，有人跟我说我得罪人了。我说啊？是吗？我根本不知道呀。”他曾总结自己是个“讨厌”的人。
　　但他会体贴人。我们那天等了一下午，他托助理打电话道歉。见面就说，久等了，我得好好配合你们。在我再三提及墨镜的事后，他把它摘下来了——眼神很友好。
　　蔡尚君眼里的陈建斌有诗人的敏感。曹卫宇最记得陈建斌在宿舍里老唱崔健作品的模样。
　　陈建斌写诗歌，也作曲唱歌。这些作品隐约透露出，他的价值观“非常陈旧”。比如那首《农贸市场十四行》的结尾：我的外公和外婆养活了7个儿女，7个儿女都上过学都生活在城里，我想起外公外婆他们在一起的坟，坟上面都是雪，雪下面都是土。 　　蔡尚君说，“农民这个词太复杂，应该说陈建斌更靠近西北农民的执拗。那个环境孤独、恶劣，人好强、自卑。他一定是多义的。坚强又脆弱，敏感又抗拒。这些都是他。”
　　采访结束后，陈建斌发来一首诗，并建议发表。诗名是《给那个谁的第一首诗》，“二环路上明月光，照在钟鼓楼上就像是霜，抬头望着被人踩过的月亮，低头想起我的小村庄……写到这儿我的泪水流淌，有多少时光已经被遗忘，我想着我看着镜子里的我，和我们村的那个谁一样。”

我跟娱乐圈没什么交集

　　人物周刊：为什么拍农村题材？这个题材是怎么打动你的？
　　陈建斌：我天天拍戏都在想，要是我我会怎么拍。做了各种排除法之后，我觉得农村题材最适合我。傻子跟了拉条子很久，自然产生很深的感情。有天他走了，你会感觉失落。突然很多人都在寻找他，你会迷惑他到底是谁。迷惑的过程和追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中我们都会疑惑，很少人会坚持问为什么。
　　人物周刊：拍这部处女作，有受到哪部电影的影响？
　　陈建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秋菊打官司》。我把这个电影研究了很多遍，想能不能超越它当时的技术手段，但最后我们用的还是他们那个方法。
　　人物周刊：听说片子很多镜头是偷拍，用的也是非职业演员，为什么？
　　陈建斌：电影是我们生活的镜子，首先得真实，观众才会有代入感，演员不分职业或者非职业，我脑海中他就最适合这个人物。我在写剧本的时候都替他们演了一遍。
　　人物周刊：你演过的很多角色，像乔致庸、老铁，都有一股劲，你是执拗的人吗？
　　陈建斌：演员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故事情节、人物不同，但你还是在运用自己的情感。这个东西不是技术性的，是真实的。你看到的可能是来自于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但我不是每件事都轴，有些事情别人很难说服我。
　　人物周刊：比如演戏吗？
　　陈建斌：不，这方面我特别喜欢学习。哪怕他比我小的小孩，他要是说的某一个观点对，我都学习。
　　人物周刊：你不在乎别人贴标签？
　　陈建斌：随便。他爱贴什么贴什么。
　　人物周刊：李亚鹏说过他看不起艺人这个圈子。你会吗？
　　陈建斌：（鼻子发出哼哼声）我不是艺人，我是演员。我回答完了。
　　人物周刊：会跟自己较劲吗？
　　陈建斌：20年前我们还把演员当艺术家，现在都叫艺人、要做公益，我也会想是不是我也该干点这那的，但觉得还是做好演员的本分。我也不打算改变自己，他们愿意怎么样他们的事。这个娱乐圈，我跟他们没什么交集，也不想跟他们有什么交集。
　　人物周刊：但现在的演员缺乏时间去体验角色。
　　陈建斌：这个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想象力。很多东西你是无法体验的。不是说你穿上古装的衣服就体验了古人的生活。
　　人物周刊：想象力和理解力，哪一点你更擅长？
　　陈建斌：我喜欢的一种说法是，喜欢就是天赋。演员的天赋就包含想象力和理解力。

渴望不变

　　人物周刊：为什么总说自己很普通？
　　陈建斌：我真的非常普通。我可能有一点才能，但也就局限于有一点才能了。
　　人物周刊：人到中年都会有大的改变吗？
　　陈建斌：改变不是你想改就改得了的。我早就想改了，想改成圣人，但做不到。我依然是我。
　　人物周刊：会有些东西慢慢变得无所谓吗？
　　陈建斌：会。我现在会劝自己不要急躁，以前根本不会劝自己。
　　人物周刊：你依然相信勤奋和平等。
　　陈建斌：很小的时候我就这么想的。我看到书里的人、电影里的人是这样的，我就要做到。我还是比较传统。可能也变了不少。但内心还是渴望不变。
　　人物周刊：听说你在家里脾气很温和。
　　陈建斌：是。我在家里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也管不了太多事。
　　人物周刊：你在现实中挺容易开心的？
　　陈建斌：按蒋老师的话，我的笑点和泪点都非常低。她是笑点和泪点都非常高的人。
　　人物周刊：希望在儿子眼里你是什么样。
　　陈建斌：我没想过。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随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