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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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花之绚烂来自于冬雪之孕育
  
  我原来工作单位的同事Amy在3月31日失去了工作,那个公司的总部将旧金山的所有运营都砍掉了。对Amy来说,这是个无法接受的事实,人过中年,突然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继续寻求工作的方向,无形的恐惧立刻占据了她的心。她对我说:魏奇志,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了呢?
  我自己是经历过全公司都被解雇的,2002年1月我原来所在的旧金山中文电视台KPST 66台由于卖给了西班牙语电视台,所有的员工,包括我的老板、公司总裁都被解雇了。我知道一个自己工作且热爱的公司被迫全部关闭,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和压抑的经历。
  在美国,每个人一生平均要经历4次转换工作的过程,由于高度的流动性和强烈的商业竞争造成人员频频地职业变化,在美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人往往突然从平日繁忙的工作中清闲下来,一下找不到继续的目标,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就像我们惧怕黑暗一样,真实而且具体,尤其当失去工作的人正好又是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或全家健康保险的提供者。在美国由于医疗费用昂贵,没有健康保险就把人逼到几乎不能生病或生不起病的程度。所以失去一份工作就好像失重,自我价值的天平会陡然失衡。
  我硕士毕业后,正赶上美国 “9·11”,我的求职信就像往河里扔小石子,有去无回。当时我有些慌张沮丧,因为刚来美国没有几个月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到一家美国主流电视台找工作。当时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预约,也没有看到任何招聘启事,只是觉得我有电视工作的经验,在中国北京电视台当过重要节目的编导,我的英语说得不错,当然应该找份电视台的工作。
  电视台的前台小姐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热情地将我引见给他们的主编。主编是个50岁上下的白人,幽默但很有威严。主编将我的作品带子往机器里一放,结果一片乱乱的雪花图像,我和主编都愣住了,在那个时候我才想起了美国的电视和中国的电视制式不同。美国是N制,中国是Pal制。同样是电视,换了一个国家,就像两个国家的体制完全不同一样,电视也不再是我所熟悉的电视,我过去的作品成了一片乱码,完全没了用处。我和主编交谈了一会儿,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你还想在美国做电视,最好的办法是去上学。”
  这多年前贸然的求职经历刺激了我,两年后虽然我在旧金山的中文电视台就职,但我一边工作挣钱一边读电视与电子媒体艺术的硕士学位,我和先生 Eric 说,我的理想就是自己挣出我的学费,自己供自己上研究生,结果我做到了。35岁我在读书期间生了儿子雨晨,快到36岁时,我拿到了我的硕士学位。但当我将硕士文凭拿到手,工作并没有像那个主编说的那样来得容易,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这许多年我是否走对了路。
  当我们人到中年,当生活突然出现了跳跃,家庭、工作、健康出现了某种变化,我们是否可以将整个的身心保护好、调整好,能够机智地应对突然的变化?我当时的确 没有准备好,慌了,开始忧郁悲观。那种时刻,和克服许多其他生活难题一样,我开始阅读有关自我价值的书籍,重新询问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开始在纸上回答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你是谁?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专长是什么?你最适合的职业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诚实热情的性情中人且用心专一,我的使命是将我所学到的人生道理传递给需要帮助且愿意接受我的帮助的人。我的专长是写作、组织活动、与人交流、中英文互译与中美文化的沟通。我的爱好是写作、阅读、与人沟通、室内设计装潢。适合我的职业是写作、翻译、策划。基于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我成立了自己的翻译公司——美国母语传播有限公司。在那个阶段,我翻译了电影《美丽的大脚》的英文字幕,也翻译了张艺谋电影《英雄》的宣传画册和其他国内公司的市场推广策划资料。可以说在翻译中我重新定义了自我,使一个自认为只会写中国字、只热爱电视事业、只能在中文媒体求生存的自己又多了一个发展的空间。
  在我做翻译工作两年之后,一个职业介绍所找到了我,说有一个美国公司要找中文翻译,虽然那个公司后来需要我做的并不是翻译,而是中文广告的客户服务,但翻译工作使我走上了我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阶段,让我进入到美国的主流媒体:我工作过的 Google 。
  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持,不能放弃,不能气馁,只能坚持,再坚持。在雨晨出生前30分钟,大夫来问我是否要打止痛针,我说要,但我身边的老护士说了一句话让我永生铭记:当你快要忍不住的时候,一切都快结束了。
  我的朋友Amy曾那样惧怕四月的来临,因为四月对她意味着没有了工作,失去了自我,但两天前Amy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在四月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已经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而且当上了主管。
  结果就是这样快捷,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是一无所依。
  编辑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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