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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让原本具有人情味、亲密性的医患关系变得异常脆弱和可怕。本文通过研究《人民日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关于“温岭杀医案”的报道，运用质化的文本分析方法，总结“医患冲突”报道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新闻报道框架。研究发现，媒体借用弱势群体框架，从而建构医生“弱势群体”的形象，由此唤起公众同情；多角度归因促使公众更加全面和理性地思考；多元社会主体也积极参与框架建构，共同致力于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医患冲突 温岭杀医案 新闻框架 归因
近年来，我国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三位大夫死伤于患者刀下，医患冲突再度成为我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引来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新闻界是公众信息的主要来源，亦形塑着公众了解、思考当前医患关系的方式，因而它对重塑和谐的医患关系，以及建构日益坍塌的社会信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人民日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为研究样本，以建构主义范式的“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检视当前“医患冲突”的可能呈现模式。
一、理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问题为：我国主流媒体在当前医患冲突的报道中呈现出怎样的新闻框架？框架分析在传播学领域是备受研究者青睐的传播理论。在研究内容层面，框架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框架、框架化和框架效果，具体指涉三个研究方向：媒介内容、新闻生产和媒介效果。其中，媒介内容研究新闻报道采用的框架是什么，即“what”；新闻生产研究框架是怎样被建构的，即“how”；媒介效果从受众的角度分析新闻框架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即“what effect”。就分析路径来说，当前国内外学者通常会采用四种研究取向：范戴克的“批判论述”取向，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谭克达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潘忠党与克思基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一般采用质化的文本分析和量化的“框架列表”的方法。
本文以《人民日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为研究样本，以“温岭杀医”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报道，借助文本分析法，即以“论述结构“分析取向为主，以此分析“医患冲突”报道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新闻报道框架。
二、“温岭杀医案”的三层次新闻框架
（一）宏观层次的新闻框架
不同主题的新闻报道采取的宏观框架各有不同，借助新闻标题和导语给读者第一印象，由此定下全文的核心议题。“温岭杀医案”的报道涉及人情味框架、责任归因框架、矛盾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突出医患关系中的具体个人或者以情感的角度呈现事件或问题，如《疑犯家中墙上留字指向医生》。人情味框架是社会新闻常用的框架之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情感烘托的作用。报道中对连恩青以及受害医生的故事挖掘无疑为报道增添了一丝悲情氛围。冲突框架强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对抗的激烈程度，如《温岭男子刀捅三医生一名医生死亡》。责任归因框架，即指媒体的报道不仅设置了核心议题，而且确认了归因关系，如《温岭弑医案，医患调解机制为何“失灵”》。
（二）中观层次的新闻框架
中观层次的框架主要分析议题的原因、影响、背景，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此类框架多可视为宏观框架的细化和延伸，从不同角度体现媒体对以“温岭杀医案”为代表的医患冲突所进行的原因分析和策略提供。中观层次的新闻框架包含：
1、框架一：患者的精神状态诱发冲突
在“温岭杀医案”中，患者的精神状态是媒体的关注点之一。媒体的报道显示，患者连恩青因空鼻症引发精神疾病，并被诊断为“持久性的妄想性障碍”。他将自己的久治不愈归咎于医生的手术失误由此产生了杀人动机。《人民日报》就认为，出现精神心理障碍是诊断空鼻症的必要条件。而在此案开庭审理中，患者却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从某方面来说，媒体对患者连恩青精神状态的持续性报道并非无意为之的，毕竟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此次冲突的判断和归因。
2、框架二：医生群体已成为积极抗争的弱势群体
在此次对“温岭杀医案”的一系列报道中，医生群体被媒体频频再现为“试图为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奋起抗争的弱势群体”，试图纠正公众和媒体对医生群体的偏见，重建和谐医患关系。譬如，多家媒体都相继报道了温岭市数百名医护人员在“温岭杀医案”之后要求“拒绝暴力”的抗议活动，表现出医生群体在当前社会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3、框架三：医疗体制不合理
在每一起医患冲突爆发之后，对医疗体制的问责已成为媒体程式化的反思模式。譬如，《人民日报》就认为，层出不穷的医疗暴力冲突，只不过是患者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途径。医疗体制的不合理，使得医生成为了替罪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使社会矛盾直接转化为医患矛盾。不幸事件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种种问题。
4、框架四：调解机制欠缺，法治化程度不够
媒体认为，调解机制的完善和解决纠纷迈向法制化轨道也必须尽快提上日程。《新京报》就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加以调解，任由事态发展，最后很容易演变为暴力冲突。
5、框架五：医患沟通不足，社会关系出现危机
在市场化的环境中，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会关系，间接摧残了本该和谐亲密、充满温情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缺乏良好有效的沟通，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人民日报》还认为，医生的专家地位可能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对患者的知情要求并不在意，因此时常忽略与病人之间的沟通，从而加剧了医患关系的裂痕。
（三）微观层次的新闻框架
此类新闻框架以微观元素为分析样本，尤其通过分析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图片等相关符号和元素的运用，以此确定媒介如何在细节层面构建医患冲突的报道框架。 1、消息来源
在此次“温岭杀医案”报道中，媒体倾向于通过相对多元的消息来源来平衡新闻报道。
（1）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表达。包括涉案医院接诊连恩青并给他动手术的蔡医生声称手术不存在失误；连恩青的母亲、妹妹以及邻居对连恩青的描述；受害人江晓勇的控诉。
（2）官方话语的积极回应。浙江省卫生厅回应“温岭伤医”事件；公安部也提出对医疗暴力“零容忍”；李克强总理对浙江温岭医生被刺身亡事件十分关注，并作出重要批示；刘延东要求加强医院安全保卫，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确保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有关部门要出台维护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指导意见，从法制机制上研究制定化解医患矛盾的措施。
（3）社会各界表达观点。参与抗争的医生群体集体呼吁“拒绝暴力”；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和中国卫生法学会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整个医疗行业、全社会动员起来，对“医疗暴力零容忍”。
（4）民间话语的大量涌现。媒体大量引用了网友对事件的相关评论，并且进行街头的随机采访，了解公众对此次暴力冲突的看法。
2、新闻图片运用
在此次报道中，媒体依据上述报道框架，采用若干新闻图片，使得框架突出直观，更具说服力。如连恩青在墙上留下的字迹；温岭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打出的“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还我生命”的标语。
三、研究发现与阐释
（一）框架借用：医生“弱势群体”的形象建构
从以往对“医患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在“矛盾冲突”这个主框架之下，媒体对医生与患者形象的构建习惯分别采用“强势群体框架”和“弱势群体框架”。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固化、资源分配不公、表达渠道不畅、贫富差距拉大等原因，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隔膜逐渐凸显。相对于患者而言，医生身为体制内群体，不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利益分配上，都应该称得上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因此，在传统的“医患冲突”的报道中，媒体作为“铁肩担道义”的代表，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采用“为弱者（即患者）寻求正义”的报道框架。
在“温岭杀医案”中，媒体对医生群体的报道框架发生了明显变化。不论是在内容层面，如对事件当事人的追溯采访，以及对当前我国医务人员整体生存环境的报道；还是在表现手法上，如运用新闻图片进行情感渲染方面，医生群体都一致被媒体再现为“弱势群体”。这样一种报道框架的转变可以用“框架借用”这一概念来进行解释。有研究表明，“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框架整个过程称作策略性框架，是指一群人通过有意识的、策略性的尝试形成关于世界与他们自己的共同理解，以达到正当化与鼓舞集体行动的目的。①若将此过程用于媒体的报道，可以将这种操作方式称为“框架借用”，即媒体在报道中为某些群体或事件借用符合自身目的的新闻框架。
在现实环境的倒逼之下，媒体有必要重塑对医生群体的报道，扭转社会对医生群体原有的负面形象，用一种“弱势群体”的报道框架唤起同情，从而激发公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医生群体。
（二）多角度的归因框架：归罪个人或社会
由于医患冲突频发，媒体已不能仅仅依靠煽情或是血腥的事件去引起公众的注意，毕竟这不但会麻木公众的神经，甚至还会对其它患者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引起行为模仿。因此媒体更多的是要去探察诱发医患冲突的原因，并由此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责任归因框架涵盖两种，一种是对被报道的事件提供社会层面和社会意义的解释；另一种则体现在就事论事，寻求对个体层面的解释，也被政治学家艾英戈称为“主题式”或“片段式”框架。②在此次报道中，媒体摒弃了过去“将问题归咎于体”的单一思维，从各个角度对事件进行还原和确认原因。媒体或是从事件出发，反复求证连恩青是否患精神疾病这一重要问题，抑或是以一种宏观的视角，探究医患冲突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建构这样一种多角度的归因框架能促使受众更加理性和全面的思考。
（三）多元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框架建构
医患冲突常常会由最初的单一事件发展为整个医疗行业的风险，甚至威胁到整个社会信任环境的建构。因此，社会各界也必须积极表达意见，构建媒介的公共讨论空间，积极参与到媒介框架的建构中来。而在之前的研究显示，患方呈现在媒介的声音太少，民间医疗团体、各类医疗协会在媒介的发言几乎被“静音”。而由前文分析可知，在此次的报道中，多元社会主体都积极参与框架建构，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样有利于观点的平衡和公正。但是，笔者也发现，这些社会主体彼此之间仍然缺少良性的沟通，媒体在构建对话平台方面为之甚少，可能不利于有效地化解医患冲突。
综上所述，如何更好地建构以“医患关系”为议题的新闻框架，由此修复不健康的医患关系，仍然有待主流媒体的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①黎相宜，《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J].《社会》，2009（6）
②赵士林：《传播学实证研究——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32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医患冲突 温岭杀医案 新闻框架 归因
近年来，我国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三位大夫死伤于患者刀下，医患冲突再度成为我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引来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新闻界是公众信息的主要来源，亦形塑着公众了解、思考当前医患关系的方式，因而它对重塑和谐的医患关系，以及建构日益坍塌的社会信任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人民日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为研究样本，以建构主义范式的“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检视当前“医患冲突”的可能呈现模式。
一、理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问题为：我国主流媒体在当前医患冲突的报道中呈现出怎样的新闻框架？框架分析在传播学领域是备受研究者青睐的传播理论。在研究内容层面，框架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框架、框架化和框架效果，具体指涉三个研究方向：媒介内容、新闻生产和媒介效果。其中，媒介内容研究新闻报道采用的框架是什么，即“what”；新闻生产研究框架是怎样被建构的，即“how”；媒介效果从受众的角度分析新闻框架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即“what effect”。就分析路径来说，当前国内外学者通常会采用四种研究取向：范戴克的“批判论述”取向，甘姆森以及雷恩的“诠释包裹”分析取向，谭克达的“框架清单”分析取向，潘忠党与克思基的“论述结构”分析取向。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一般采用质化的文本分析和量化的“框架列表”的方法。
本文以《人民日报》、《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为研究样本，以“温岭杀医”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报道，借助文本分析法，即以“论述结构“分析取向为主，以此分析“医患冲突”报道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新闻报道框架。
二、“温岭杀医案”的三层次新闻框架
（一）宏观层次的新闻框架
不同主题的新闻报道采取的宏观框架各有不同，借助新闻标题和导语给读者第一印象，由此定下全文的核心议题。“温岭杀医案”的报道涉及人情味框架、责任归因框架、矛盾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突出医患关系中的具体个人或者以情感的角度呈现事件或问题，如《疑犯家中墙上留字指向医生》。人情味框架是社会新闻常用的框架之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情感烘托的作用。报道中对连恩青以及受害医生的故事挖掘无疑为报道增添了一丝悲情氛围。冲突框架强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呈现对抗的激烈程度，如《温岭男子刀捅三医生一名医生死亡》。责任归因框架，即指媒体的报道不仅设置了核心议题，而且确认了归因关系，如《温岭弑医案，医患调解机制为何“失灵”》。
（二）中观层次的新闻框架
中观层次的框架主要分析议题的原因、影响、背景，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此类框架多可视为宏观框架的细化和延伸，从不同角度体现媒体对以“温岭杀医案”为代表的医患冲突所进行的原因分析和策略提供。中观层次的新闻框架包含：
1、框架一：患者的精神状态诱发冲突
在“温岭杀医案”中，患者的精神状态是媒体的关注点之一。媒体的报道显示，患者连恩青因空鼻症引发精神疾病，并被诊断为“持久性的妄想性障碍”。他将自己的久治不愈归咎于医生的手术失误由此产生了杀人动机。《人民日报》就认为，出现精神心理障碍是诊断空鼻症的必要条件。而在此案开庭审理中，患者却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从某方面来说，媒体对患者连恩青精神状态的持续性报道并非无意为之的，毕竟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此次冲突的判断和归因。
2、框架二：医生群体已成为积极抗争的弱势群体
在此次对“温岭杀医案”的一系列报道中，医生群体被媒体频频再现为“试图为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而奋起抗争的弱势群体”，试图纠正公众和媒体对医生群体的偏见，重建和谐医患关系。譬如，多家媒体都相继报道了温岭市数百名医护人员在“温岭杀医案”之后要求“拒绝暴力”的抗议活动，表现出医生群体在当前社会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3、框架三：医疗体制不合理
在每一起医患冲突爆发之后，对医疗体制的问责已成为媒体程式化的反思模式。譬如，《人民日报》就认为，层出不穷的医疗暴力冲突，只不过是患者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途径。医疗体制的不合理，使得医生成为了替罪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也使社会矛盾直接转化为医患矛盾。不幸事件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种种问题。
4、框架四：调解机制欠缺，法治化程度不够
媒体认为，调解机制的完善和解决纠纷迈向法制化轨道也必须尽快提上日程。《新京报》就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加以调解，任由事态发展，最后很容易演变为暴力冲突。
5、框架五：医患沟通不足，社会关系出现危机
在市场化的环境中，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会关系，间接摧残了本该和谐亲密、充满温情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缺乏良好有效的沟通，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人民日报》还认为，医生的专家地位可能会产生一种优越感，对患者的知情要求并不在意，因此时常忽略与病人之间的沟通，从而加剧了医患关系的裂痕。
（三）微观层次的新闻框架
此类新闻框架以微观元素为分析样本，尤其通过分析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图片等相关符号和元素的运用，以此确定媒介如何在细节层面构建医患冲突的报道框架。 1、消息来源
在此次“温岭杀医案”报道中，媒体倾向于通过相对多元的消息来源来平衡新闻报道。
（1）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表达。包括涉案医院接诊连恩青并给他动手术的蔡医生声称手术不存在失误；连恩青的母亲、妹妹以及邻居对连恩青的描述；受害人江晓勇的控诉。
（2）官方话语的积极回应。浙江省卫生厅回应“温岭伤医”事件；公安部也提出对医疗暴力“零容忍”；李克强总理对浙江温岭医生被刺身亡事件十分关注，并作出重要批示；刘延东要求加强医院安全保卫，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确保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有关部门要出台维护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指导意见，从法制机制上研究制定化解医患矛盾的措施。
（3）社会各界表达观点。参与抗争的医生群体集体呼吁“拒绝暴力”；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和中国卫生法学会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整个医疗行业、全社会动员起来，对“医疗暴力零容忍”。
（4）民间话语的大量涌现。媒体大量引用了网友对事件的相关评论，并且进行街头的随机采访，了解公众对此次暴力冲突的看法。
2、新闻图片运用
在此次报道中，媒体依据上述报道框架，采用若干新闻图片，使得框架突出直观，更具说服力。如连恩青在墙上留下的字迹；温岭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打出的“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还我生命”的标语。
三、研究发现与阐释
（一）框架借用：医生“弱势群体”的形象建构
从以往对“医患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在“矛盾冲突”这个主框架之下，媒体对医生与患者形象的构建习惯分别采用“强势群体框架”和“弱势群体框架”。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固化、资源分配不公、表达渠道不畅、贫富差距拉大等原因，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隔膜逐渐凸显。相对于患者而言，医生身为体制内群体，不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利益分配上，都应该称得上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因此，在传统的“医患冲突”的报道中，媒体作为“铁肩担道义”的代表，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采用“为弱者（即患者）寻求正义”的报道框架。
在“温岭杀医案”中，媒体对医生群体的报道框架发生了明显变化。不论是在内容层面，如对事件当事人的追溯采访，以及对当前我国医务人员整体生存环境的报道；还是在表现手法上，如运用新闻图片进行情感渲染方面，医生群体都一致被媒体再现为“弱势群体”。这样一种报道框架的转变可以用“框架借用”这一概念来进行解释。有研究表明，“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框架整个过程称作策略性框架，是指一群人通过有意识的、策略性的尝试形成关于世界与他们自己的共同理解，以达到正当化与鼓舞集体行动的目的。①若将此过程用于媒体的报道，可以将这种操作方式称为“框架借用”，即媒体在报道中为某些群体或事件借用符合自身目的的新闻框架。
在现实环境的倒逼之下，媒体有必要重塑对医生群体的报道，扭转社会对医生群体原有的负面形象，用一种“弱势群体”的报道框架唤起同情，从而激发公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医生群体。
（二）多角度的归因框架：归罪个人或社会
由于医患冲突频发，媒体已不能仅仅依靠煽情或是血腥的事件去引起公众的注意，毕竟这不但会麻木公众的神经，甚至还会对其它患者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引起行为模仿。因此媒体更多的是要去探察诱发医患冲突的原因，并由此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责任归因框架涵盖两种，一种是对被报道的事件提供社会层面和社会意义的解释；另一种则体现在就事论事，寻求对个体层面的解释，也被政治学家艾英戈称为“主题式”或“片段式”框架。②在此次报道中，媒体摒弃了过去“将问题归咎于体”的单一思维，从各个角度对事件进行还原和确认原因。媒体或是从事件出发，反复求证连恩青是否患精神疾病这一重要问题，抑或是以一种宏观的视角，探究医患冲突背后更深层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建构这样一种多角度的归因框架能促使受众更加理性和全面的思考。
（三）多元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框架建构
医患冲突常常会由最初的单一事件发展为整个医疗行业的风险，甚至威胁到整个社会信任环境的建构。因此，社会各界也必须积极表达意见，构建媒介的公共讨论空间，积极参与到媒介框架的建构中来。而在之前的研究显示，患方呈现在媒介的声音太少，民间医疗团体、各类医疗协会在媒介的发言几乎被“静音”。而由前文分析可知，在此次的报道中，多元社会主体都积极参与框架建构，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样有利于观点的平衡和公正。但是，笔者也发现，这些社会主体彼此之间仍然缺少良性的沟通，媒体在构建对话平台方面为之甚少，可能不利于有效地化解医患冲突。
综上所述，如何更好地建构以“医患关系”为议题的新闻框架，由此修复不健康的医患关系，仍然有待主流媒体的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①黎相宜，《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J].《社会》，2009（6）
②赵士林：《传播学实证研究——假设检验与理论建构》[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32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