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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20年代，在国共合作的良好氛围下，国共两党分别在东北建立起党组织。针对日本侵略东北的现状，他们团结起来，宣传救亡思想，发动群众开展各种反日救亡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两党意识形态的不同及东北特殊的斗争环境，其开展工作各自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最终因为国共合作的解体，他们所领导的反日救亡的斗争陷入了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间缺少了配合，给救亡工作带来了一定阻碍。
关键词 东北 反日救亡斗争，“三角联盟”，“东三省民治俱进会”，中共满洲省委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46-07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共两党建立后，在民族主义旗帜的号召下，他们陆续将干部派往东北，用民族精神来启迪民智，唤起东北民众的民族救亡意识，同时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日救亡活动。日前，关于国共两党在东北实施的反日救亡思想与进行的实践活动，还未曾有过专门的论述，大多文章只涉及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问题。①本文愿对此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中国国民党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是由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1922年开始改组国民党。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的主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退入东北，以“保境安民”相号召，对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整合。为了打倒直系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与孙中山和段祺瑞结成所谓的“三角同盟”，联合倒直。与此同时，孙中山把国民党员朱霁青、傅汝霖等人作为他的代表秘密地派到奉天，以“保境安民”的旗帜为掩护，努力扶植三民主义。由于张作霖的默许，国民党人可以在东北进行公开的活动。如赵锄非、高崇民组织了“东三省民治俱进会”，成为国民党人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赵锄非等人创办了《东三省民报》，启迪民智，在东北积极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委任李桂庭、韩静远、孟广厚、戴大钧、韦仲达等人为奉天省党部委员，李桂庭任首席委员，从事秘密筹建奉天省党部的工作。参加筹建活动的人员还有奉天党务特派员钱公来及王秉谦、赵锄非、王育文、李光忱、郑东藩等人。②1924年，朱霁青、梅佛光、钱公来等人创建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启明学社”，留日归国的国民党员高崇民、国民党东京支部常务委员陈日新、《东三省民报》编辑国民党员安怀音、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和阎宝航等留日留欧美进步青年，还有共产党人苏子元、韩乐然等都加入其中。他们创办了《启明旬刊》，宣传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性组织。这样，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奉天、大连、长春、哈尔滨地区纷纷建立起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到1927年底，国民党在东北已经有2000多党员，在各地组织分会，有10000多的支持者。①后来陆续派了一些国民党员到东北。在辽宁有梅佛光、张骧涛、刘凤葆，吉林有韩清沦和盖文华，在黑龙江有刘大刚，在哈尔滨有徐箴和张冲。他们主要在教育界中广泛宣传，尤其以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以及各中学为核心，尽量吸收教授、教员和学生，注入新的血液。如沈阳第一师范校长是著有《满洲外患史》的国民党员马雨辰，教务主任是梅佛光，成为国民党人在奉天活动的又一个据点。
国民党人在建立党务机关的同时，在东北还积极宣传救亡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日救亡斗争，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
第一，宣传收回租界、维护国权的救亡思想，并在收回旅大的反日救亡运动中得以实践。
自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并成功地收回了天津德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国民党建立后，继续倡导这种维护国权的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救亡斗争。1923年，在收回旅大的反日运动中，国民党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按照中俄《旅顺大连湾租界条约》，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到1923年。日本继承了俄国的租借权后，租借期理当到1923年止。但日本为了延长对其租借权，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将大连、旅顺的租借期延长到1997年。1923年3月26日，旅大租期满25年，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旅大的反日运动，东北各界也行动起来。1922年11月，奉天省议会提出收回旅大案。国民党人赵锄非等以“东三省民治促进会”为阵地，广泛动员东北各界，发起反对续租旅大的活动。该会总干事高崇民通函各机关，“是旅大不收回，即广州湾、威海卫、九龙半岛等，不能收回之先声也”，“几多土地，借人蚕食，兴言及此，不寒而栗”。“顾此京政府，既不足恃，最后胜利，舍国民外交，其谁恃乎？”②同时，该会印发传单，激发了东北民众的反日爱国的热情。与此同时，“东三省民治促进会”还在《东三省民报》上发表了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如高崇民以个人名义在《东三省民报》上发表《关于收回旅大的〈告全国父老书〉》，指出收回旅大、维护国家主权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东三省民治促进会”收回旅大的举措得到东三省民众的拥护。1923年，“奉天律师总会”决定对该会给予赞助。东三省兵工厂工人深受鼓舞，打出“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游行，奉天学生则暗中联络各校，甚至到乡村做收回旅大的宣传。经过这次运动，东北各界普遍认为日本的“权益”是不正当的，这形成了辽宁人民反日运动的开端。③迫于日本人压力，奉天省长王永江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得进行反对续租旅顺的活动，取消“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同时还暗令警察将高崇民驱出奉天省境。
第二，宣传抵制日本文化侵略的救亡思想，在新闻界与《盛京时报》展开对峙。
日本对东北的文化侵略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控制东北的新闻界，通过《盛京时报》为日本的政治、经济侵略做宣传。1906年日本人在奉天创办《盛京时报》，该报涉及我国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很快发展为东北影响最大的一家中文报纸，读者达到30000人，④给东北民众带来消极影响。为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东北新闻舆论界对日本侵略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国民党人赵锄非、宋大章在奉天小南门文庙胡同创建《东三省民报》，其读者达到8000人，发行量为东北第二名。⑤《东三省民报》经常以犀利的笔锋与《盛京时报》展开斗争，支持民众的反日救亡运动，大骂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1924年，《盛京时报》主编菊也贞二（笔名“傲霜雪”）发表名为《驳文化侵略》的系列文章，文章攻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东三省民报》接连发表文章，对傲霜雪的文章逐条进行了驳斥，由此在沈阳引起了一场关于“反文化侵略”的论战。1925年2月13日，《东三省民报》连载国民党人梅佛光写的《日本侵略满洲史》，矛头直指日本，日本方面极为恐慌，给东北当局施加压力。迫于日方的压力，文章于2月15日停载。日本方面谴责《东三省民报》与另一中文报纸《大东日报》为“冥顽的排日报纸”，①要求东北当局取缔。梅佛光在大连被逮捕，入狱一年。②继《东三省民报》率先反击后，《哈尔滨晨光》《大东日报》《泰东日报》等公私报刊奋起响应。这些报纸纷纷抵制《盛京时报》，号召国人不看《盛京时报》。东北易帜后，《新民晚报》《东北商工日报》《新亚日报》、《东北民众报》等陆续诞生，它们都进行反日宣传，排斥《盛京时报》，激励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勇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派共产党员到东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中共中央北方区委派罗章龙对东北建党情况进行考察，为筹备建党做准备。1922年，中共党员马骏先后到哈尔滨、宁安、吉林等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3年，李大钊派陈为人、李振瀛等人到东北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陈为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正式组建。1925年，吴丽石被派到哈尔滨从事建党和建团工作，1926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满地方委员会”，下设学生、职工、妇女、军事委员会，北满所属党员总数达140余人。③继哈尔滨党组织成立后，大连党团组织也孕育而生。1923年末，陈为人和李振瀛离开哈尔滨到大连地区活动。1924年，李振瀛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1925年正式成立，由杨志云任秘书，有团员12人。1926年，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大连超龄团员转党，建立了中共大连特别支部，书记杨志云，直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经整顿后团员共有18人，党团双跨者有10人左右。④与此同时，中共奉天党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奉天特别支部也在1925年9月成立，任国桢任党支部书记，吴晓天任团特支书记。1926年9月，中共奉天党支部改为中共奉天市特别支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到1927年7月，中共奉天支部已有党员40余名，在小河沿医专、省立一师、第一、第二工科学校、奉天兵工厂等单位都设有党的小组。⑤奉天、哈尔滨、大连、长春、吉林、牡丹江、双城以及北宁路等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党团组织。为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党的工作，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委员会组建，陈为人为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长，机关设在奉天。1928年改为中共满洲省委。其中1929年6月到1930年3月，刘少奇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据1931年春统计，共发展党员1400余人，团员1200余人。⑥
中共三大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便派遣干部前往东北，帮助国民党在东北建立支部，扩大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以哈尔滨国民党组织组建为例，早在1922年，国民党员朱霁青就试图建立组织，但没有成功。1925年夏，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组建后，书记吴丽石与中共哈尔滨特支的共产党员，接近与联络朱霁青、杨守愚等国民党人，并派共产党员专门从事筹备建立哈尔滨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于是，在共产党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哈尔滨党部正式建立了。以吴丽石为首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都加入了国民党。吴丽石与中共哈尔滨特支的宣传部长海涛等还参加了哈尔滨党部的领导工作。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国民党各省市地方组织相继建立。为了宣传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共产党人还帮助国民党党部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斗争。如1925年到1926年上半年，中共奉天支部帮助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向广州黄埔军校输入百余人，仅周东郊一人就发展了6～7名国民党员，绝大多数参加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他们还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社会上开展抵制日货并销毁日货的运动。此外，他们还组织进步青年为国民党的《东三省民报》撰稿，公开揭露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促进了东北民众的反日救亡斗争的开展。
东北党组织成立后，把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当做工作的一个重点。1926年的大连福岛纺织厂工人大罢工，是东北地区工人阶级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反帝斗争。在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领导下，罢工从最初的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资本家”的口号，并发展成全市规模的工人反日斗争。这次大罢工共持续101天，与南方的省港大罢工相呼应，最后罢工取得胜利，日本方面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1927年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强调，“今后满洲反帝运动的策略，应当是有计划的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每一个事实鼓动群众，组织各种反帝的团体，发动反帝的行动，在满洲最主要的而且最容易发动的，当然是反日”，①所以要积极加紧反日宣传，使之发展为浩大的群众性反日斗争。满洲省委通过办《满洲通讯》《关外杂志社》等刊物，发传单、演剧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反日救亡思想。同时，还通过办平民夜校及进步的社会团体等形式，深入到工农商群众内部做思想动员工作，开展“三罢”斗争。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东北迅速掀起了反日斗争的浪潮，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此起彼伏。据统计，仅“南满”工人罢工数，1922年为25次，1927年增至94次；罢工人数也由1922年的3694人，增至1925年的12642人。②除领导罢工外，中共东北党组织还根据形势，积极发动各界，深入群众内部，形成东北群众性的反日斗争局面。1928年，在“济南惨案”发生后，在“满洲临委”的动员下，奉天、大连、营口等地都出现了群众性的反日斗争的浪潮。反日传单散发，学生、工人、农民及广大民众积极响应，将救亡意识融入到反日斗争中。1928年，在日本逼迫张学良签署《满蒙新五路》条约时，满洲省委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告同胞书》，成立了“反日运动委员会”，还组织了反日宣传队，号召东北各界联合起来，保卫路权，在东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爱国运动。保路运动持续了7个月之久，使日本攫取东北路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具有反帝反封与民族救亡的思想。在东北，他们都力图唤起东北民众的反日救亡意识，并且在反日救亡的行动上，已经开始了比较默契的配合。这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反日救亡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第一，1925年共同发起声援五卅运动的奉天“六·十”学生运动。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引起了东北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慨。国民党人创办的《东三省民报》详细地、连续报导“五卅”惨案及全国各地热烈援沪的消息，在东北各界群众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东北的国共两党共同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对上海的五卅运动进行声援，并进行募捐。为将奉天的学生动员起来，中共北方区委派任国桢、陶梁、吴晓天等人到奉天，和进步青年苏子元、高子升取得了联系，共同领导奉天学生运动。吴晓天提出将奉天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反帝斗争。任国桢提议先成立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以进步青年为骨干，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苏子元与奉天医专的进步学生高启福、吴执中及满洲医科大学共青团员粟丰等人共同筹备，于6月5日成立学联。学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声援五卅运动的具体办法等事宜。6月10日，南满医大、南满中学、盛京医专、奉天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第一工科、第二工科、商业中学等19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近2000人发起了请愿示威活动。他们推选粟丰、王毓斌、高启福、毕天民、潘连珊等人组成请愿代表团，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与日英两国经济绝交”等五项要求，③向奉天省省长王永江请愿。一些市民与青年学生也加入了请愿队伍，迫使奉天当局答应了学生的部分要求。但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未停息，满洲医大等日办的学校学生纷纷退学，南满中学以及日办的同文商科学校的中国学生还在6月13日《东三省民报》上发表《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合作以声援上海之惨案》的宣言。 日本领事馆强迫奉省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将这次学潮的“激烈分子”驱逐，制止事态扩大。国民党人的活动机关——奉天第一师范，因一直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参加运动的学生较多，学生被开除了24人。在共产党人任国桢、吴晓天引导下，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奉天各阶层人民都投入了反日救亡的这一斗争洪流之中。他们发动社会各阶层参加抵制日货和募捐活动，号召民众不乘坐日本经营的火车，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之久。《东三省民报》将第一批捐款两万多元转交给奉天“学联”，作为开展活动的经费。这对奉天统治集团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等都受其影响，以个人名义捐款两千元，汇往上海。奉天国民党外围组织“启明学社”发表宣言，号召各界“竭力援助上海被祸同胞……誓死谬力，一致对外”。①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与国民党人安怀音、陈日新及《奉人商报》盛桂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自决会”，指导本地的革命斗争。②这次由国共两党领导、青年学生打先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在辽宁乃至全东北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联合办“暑假大学”，宣传民族救亡思想。
奉天“六·十”学生运动后，为防止学潮扩大，奉天当局提前放了暑假，令中等以上学校6月14日前离校。1925年7月，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决定，利用暑假的机会，与奉天市学联共同开办“暑期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将学生运动引向深入。共产党人任国帧、吴晓天与国民党人安怀音、陈日新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掩护，开办“暑假大学”，委托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出面召集学员。召集的学员大多是参加响应五卅运动的各校学生代表、“学联会”的积极分子、“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小学教员、银行职员等，共计30来人。年龄最大不超过30岁。总之，是一批思想上进，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在这里，阎宝航担任校长，共产党员任国桢讲授唯物论及唯物辩证法，吴晓天讲授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国民党人陈日新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史，安怀音讲授宣传工作与新闻学。授课时间为每天下午5时到7时。
通过半个月的学习，绝大多数学生接受了民族救亡的思想，表示愿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并将这种思想在学生中广泛宣传，影响深远。“暑期学校”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成立组织奠定了基础。任国桢和吴晓天介绍思想进步的学员加入了党团组织，他们当中有党员高子升、吴竹村、郭纲，团员苏子元、张光奇、周东郊等。1925年9月，中共奉天支部成立，任国桢任支部书记，吴晓天团支部书记，归北方区委领导。国民党在共产党员任国帧、吴晓天的帮助下，也积极发展党员，先后吸收30多人加入国民党，并秘密组织国民党党部。暑期结束，陈日新返回日本，将新发展的30多名党员名单连同建立党部情况呈报给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1925年11月，国民党省党部成立。至此，奉天国民党人数已发展到50余人。③
第三，支持并参与郭松龄反奉事件，由反奉而反日。
郭松龄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具有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到东北加入奉系后，他对张作霖对外与日勾结、对内穷兵黩武深表不满。1925年11月，郭松龄起兵反奉。中国共产党认为，郭军是从奉系军阀中“分化出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此种势力表现的反抗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这种新发生的现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的重要意义。”④因此，积极支持郭松龄倒戈。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早在事变前就与郭松龄有联系。因为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分别派党员到东北，国民党派钱公来、朱霁青，共产党派任国桢到东北共同做策划工作。李大钊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名义拨给朱霁青300万元做活动经费，要求东北各地中共党组织给予协助。在中共哈尔滨和奉天党的组织的协助下，钱公来、朱霁青、任国桢等在钱公来所在的奉天神学院建立起“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后办公地点迁至哈尔滨马家沟。为配合郭松龄反奉，国民自治军与郭部相约，在郭军攻入奉天城时，国民自治军在吉、黑境内组织暴动，互相呼应，一举夺取东北。李大钊还指示中共唐山地委，在张作霖援军向郭军进攻时，伺机破坏北宁铁路。为扩大宣传，哈尔滨的国民党机关报《东北早报》于1925年11月登载郭松龄反奉的消息。中共奉天党支部在满洲医科大学召开会议，决定以奉天学联名义发布《反奉宣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相勾结进行揭露，准备欢迎郭军进城。
由于郭松龄反奉有国共两党参与，日本认为这支队伍带有明显的“赤化”性质。而且，郭军占领锦州后，关东军派代表向郭提出合作要求，如果郭应允割让金州、复州、海城、盖平，日本可援助郭军，这被郭严词拒绝。因此，日本军事上准备援助张作霖，并在郭军进逼沈阳时出兵援助。对此，国共两党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增兵援张，以东北国民党省市党部名义先后发表宣言，还发动各界为郭军募捐，抵制日货。中国共产党于12月20日发表了《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文中这样揭露：“一向做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现在已经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张安福保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也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了！”“日本出兵奉天，也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而是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了。”①此文将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说，此次支持郭松龄反奉事件不是单纯的反对张作霖的斗争，而是已经扩大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层面，具有反帝反封的性质。虽然国共两党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但在日本关东军与奉系的联合进攻下，郭松龄反奉失败了，国共组织的“东北国民自治军”暴动计划也被迫取消。但郭松龄倒戈后掀起的东北反日救亡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都意识到开展东北反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性，都分别派党员到东北从事救亡活动。由于国共两党反帝反封的共同目标，所以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在东北掀起了救亡运动的浪潮，促使东北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由于两党意识形态不同及东北特殊的斗争环境，其开展工作各自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他们领导的救亡活动并没有发展成为全东北的革命运动的主流。 共产党虽然成立时间较短，但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奋斗目标，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由他们领导东北反日救亡斗争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由于奉系张作霖一直奉行“反赤”，禁止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故共产党开展救亡斗争受到了很大限制。直到国共合作时期，派往东北的中共党员才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救亡工作。在国共配合下，这一时期的救亡活动有很大起色。如声援五卅运动的“六·十运动”，声援省港大罢工的大连福岛纺织厂工人大罢工就是这个时期发动的。郭松龄反奉失败、尤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与共产党决裂后，张作霖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被杀害，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救亡活动的开展愈加困难。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后，继续领导东北民众开展革命斗争。但九一八事变前，中共满洲省委曾三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还组织各种工农兵革命暴动，要求建立农工兵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这使党的力量暴露出来，而且，不切实际的救亡思想和救亡口号也不利于发动东北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进行反日救亡斗争。
国民党人在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结成“三角联盟”时期便被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他们通过办报办刊、发展教育等途径，力图培养东北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克服地方观念，同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以抨击，号召开展反日救亡斗争。宣传工作主要在城市中的知识界开展，数量并不大。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东北各地建党，使国民党逐渐壮大起来，同时他们配合共同开展反日斗争。因为“三角同盟”关系，奉系当局不好直接反对国民党搞革命宣传活动。因此，国共两党才能够利用此机会在东北建立起组织，并使救亡活动得以有效开展。但是，由于国民党在郭松龄反奉战争中支持郭松龄，张作霖从1920年初的不想支持到1927年的公开反对，逮捕大量国民党领导人。①国民党人钱公来被捕，李光忱等逃往武汉，共产党员任国桢在哈尔滨被捕，各地国民党党部陷于瘫痪。张作霖还严令东北地方当局查禁国共两党的活动，这使国共两党的救亡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在发动、组织群众方面，势必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即使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共同领导反日救亡活动中也有一些分歧和斗争。如在共同领导“暑假大学”过程中，还引发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在“暑假大学”中，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代表国民党人的资产阶级学者宣传资本主义理论，这两种思想相互冲击，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终于在毕业典礼上，引发了一场面对面的公开交锋。资产阶级学者苏上达在毕业典礼上表述，暑期学校讲授的是“马克思牛克思等所谓的革命理论”，认为自己受了骗，做了两星期的陪客。任国桢这样驳斥：“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否定的真理，是指引世界青年走向社会主义的明灯，现代青年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什么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学说，而正是即将风靡世界的伟大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暑大设立这样的讲座正是时势所需，是堂堂正正的，资产阶级妄想予以否定是徒劳无益的。”②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辩论激烈。但任国桢的观点赢得了绝大多数学员的赞同。这种矛盾还体现于他们领导的反日救亡活动中，由于救亡思想存在着差异，必然也给救亡运动造成了一定阻碍。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给东北反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国民党东北党部将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开除”出国民党，以此削弱共产党的势力。国民党本来在东北的革命影响力便不大，成立各级党部都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完成的。离开共产党，便削弱了他们在东北反日救亡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虽然共产党在群众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在奉系张作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反赤”的镇压下，在城市中的党组织大多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他们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反日救亡工作，故开展反日斗争异常艰难。可以说，国共合作失败后，在发动东北救亡活动方面，国共两党也开始了各自为战状态，相互间缺少了配合和默契，使原本发展态势良好的东北反日救亡运动没有发展成全东北革命运动的主流。
【作者简介】张万杰，女，1974年生，辽宁彰武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北救亡运动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implimented by KMT and CCP before September 18 th incident
Abstract： With the good cooperation of the KMT and CCP， they established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respectively Northeast China in the 1920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Japan invaded Northeast China， they united and publicized salvation thoughts， calling the masses to carry out various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struggles. As a result， it gave a heavy blow to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Northeast China， each party’s stuggle had a certain limitation. Finally due to the disintegrating of KMT-CCP cooperation， their struggles were caught in separate state， lacking mutual coordination， which brought some obstacles to salvation.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Struggle， the Triangle Alliance， Dong San Sheng Min Zhi Ju Jin Hui， Manchuria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关键词 东北 反日救亡斗争，“三角联盟”，“东三省民治俱进会”，中共满洲省委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2-0046-07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共两党建立后，在民族主义旗帜的号召下，他们陆续将干部派往东北，用民族精神来启迪民智，唤起东北民众的民族救亡意识，同时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日救亡活动。日前，关于国共两党在东北实施的反日救亡思想与进行的实践活动，还未曾有过专门的论述，大多文章只涉及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问题。①本文愿对此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中国国民党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是由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1922年开始改组国民党。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的主张，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退入东北，以“保境安民”相号召，对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整合。为了打倒直系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与孙中山和段祺瑞结成所谓的“三角同盟”，联合倒直。与此同时，孙中山把国民党员朱霁青、傅汝霖等人作为他的代表秘密地派到奉天，以“保境安民”的旗帜为掩护，努力扶植三民主义。由于张作霖的默许，国民党人可以在东北进行公开的活动。如赵锄非、高崇民组织了“东三省民治俱进会”，成为国民党人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赵锄非等人创办了《东三省民报》，启迪民智，在东北积极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委任李桂庭、韩静远、孟广厚、戴大钧、韦仲达等人为奉天省党部委员，李桂庭任首席委员，从事秘密筹建奉天省党部的工作。参加筹建活动的人员还有奉天党务特派员钱公来及王秉谦、赵锄非、王育文、李光忱、郑东藩等人。②1924年，朱霁青、梅佛光、钱公来等人创建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启明学社”，留日归国的国民党员高崇民、国民党东京支部常务委员陈日新、《东三省民报》编辑国民党员安怀音、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和阎宝航等留日留欧美进步青年，还有共产党人苏子元、韩乐然等都加入其中。他们创办了《启明旬刊》，宣传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地方性组织。这样，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奉天、大连、长春、哈尔滨地区纷纷建立起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到1927年底，国民党在东北已经有2000多党员，在各地组织分会，有10000多的支持者。①后来陆续派了一些国民党员到东北。在辽宁有梅佛光、张骧涛、刘凤葆，吉林有韩清沦和盖文华，在黑龙江有刘大刚，在哈尔滨有徐箴和张冲。他们主要在教育界中广泛宣传，尤其以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以及各中学为核心，尽量吸收教授、教员和学生，注入新的血液。如沈阳第一师范校长是著有《满洲外患史》的国民党员马雨辰，教务主任是梅佛光，成为国民党人在奉天活动的又一个据点。
国民党人在建立党务机关的同时，在东北还积极宣传救亡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日救亡斗争，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
第一，宣传收回租界、维护国权的救亡思想，并在收回旅大的反日救亡运动中得以实践。
自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并成功地收回了天津德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国民党建立后，继续倡导这种维护国权的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救亡斗争。1923年，在收回旅大的反日运动中，国民党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按照中俄《旅顺大连湾租界条约》，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到1923年。日本继承了俄国的租借权后，租借期理当到1923年止。但日本为了延长对其租借权，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将大连、旅顺的租借期延长到1997年。1923年3月26日，旅大租期满25年，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旅大的反日运动，东北各界也行动起来。1922年11月，奉天省议会提出收回旅大案。国民党人赵锄非等以“东三省民治促进会”为阵地，广泛动员东北各界，发起反对续租旅大的活动。该会总干事高崇民通函各机关，“是旅大不收回，即广州湾、威海卫、九龙半岛等，不能收回之先声也”，“几多土地，借人蚕食，兴言及此，不寒而栗”。“顾此京政府，既不足恃，最后胜利，舍国民外交，其谁恃乎？”②同时，该会印发传单，激发了东北民众的反日爱国的热情。与此同时，“东三省民治促进会”还在《东三省民报》上发表了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如高崇民以个人名义在《东三省民报》上发表《关于收回旅大的〈告全国父老书〉》，指出收回旅大、维护国家主权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东三省民治促进会”收回旅大的举措得到东三省民众的拥护。1923年，“奉天律师总会”决定对该会给予赞助。东三省兵工厂工人深受鼓舞，打出“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游行，奉天学生则暗中联络各校，甚至到乡村做收回旅大的宣传。经过这次运动，东北各界普遍认为日本的“权益”是不正当的，这形成了辽宁人民反日运动的开端。③迫于日本人压力，奉天省长王永江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得进行反对续租旅顺的活动，取消“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同时还暗令警察将高崇民驱出奉天省境。
第二，宣传抵制日本文化侵略的救亡思想，在新闻界与《盛京时报》展开对峙。
日本对东北的文化侵略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控制东北的新闻界，通过《盛京时报》为日本的政治、经济侵略做宣传。1906年日本人在奉天创办《盛京时报》，该报涉及我国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很快发展为东北影响最大的一家中文报纸，读者达到30000人，④给东北民众带来消极影响。为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东北新闻舆论界对日本侵略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国民党人赵锄非、宋大章在奉天小南门文庙胡同创建《东三省民报》，其读者达到8000人，发行量为东北第二名。⑤《东三省民报》经常以犀利的笔锋与《盛京时报》展开斗争，支持民众的反日救亡运动，大骂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1924年，《盛京时报》主编菊也贞二（笔名“傲霜雪”）发表名为《驳文化侵略》的系列文章，文章攻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东三省民报》接连发表文章，对傲霜雪的文章逐条进行了驳斥，由此在沈阳引起了一场关于“反文化侵略”的论战。1925年2月13日，《东三省民报》连载国民党人梅佛光写的《日本侵略满洲史》，矛头直指日本，日本方面极为恐慌，给东北当局施加压力。迫于日方的压力，文章于2月15日停载。日本方面谴责《东三省民报》与另一中文报纸《大东日报》为“冥顽的排日报纸”，①要求东北当局取缔。梅佛光在大连被逮捕，入狱一年。②继《东三省民报》率先反击后，《哈尔滨晨光》《大东日报》《泰东日报》等公私报刊奋起响应。这些报纸纷纷抵制《盛京时报》，号召国人不看《盛京时报》。东北易帜后，《新民晚报》《东北商工日报》《新亚日报》、《东北民众报》等陆续诞生，它们都进行反日宣传，排斥《盛京时报》，激励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勇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派共产党员到东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中共中央北方区委派罗章龙对东北建党情况进行考察，为筹备建党做准备。1922年，中共党员马骏先后到哈尔滨、宁安、吉林等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3年，李大钊派陈为人、李振瀛等人到东北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在陈为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正式组建。1925年，吴丽石被派到哈尔滨从事建党和建团工作，1926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满地方委员会”，下设学生、职工、妇女、军事委员会，北满所属党员总数达140余人。③继哈尔滨党组织成立后，大连党团组织也孕育而生。1923年末，陈为人和李振瀛离开哈尔滨到大连地区活动。1924年，李振瀛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1925年正式成立，由杨志云任秘书，有团员12人。1926年，中共北方区委指示大连超龄团员转党，建立了中共大连特别支部，书记杨志云，直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经整顿后团员共有18人，党团双跨者有10人左右。④与此同时，中共奉天党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奉天特别支部也在1925年9月成立，任国桢任党支部书记，吴晓天任团特支书记。1926年9月，中共奉天党支部改为中共奉天市特别支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到1927年7月，中共奉天支部已有党员40余名，在小河沿医专、省立一师、第一、第二工科学校、奉天兵工厂等单位都设有党的小组。⑤奉天、哈尔滨、大连、长春、吉林、牡丹江、双城以及北宁路等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党团组织。为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党的工作，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委员会组建，陈为人为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长，机关设在奉天。1928年改为中共满洲省委。其中1929年6月到1930年3月，刘少奇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据1931年春统计，共发展党员1400余人，团员1200余人。⑥
中共三大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便派遣干部前往东北，帮助国民党在东北建立支部，扩大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以哈尔滨国民党组织组建为例，早在1922年，国民党员朱霁青就试图建立组织，但没有成功。1925年夏，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组建后，书记吴丽石与中共哈尔滨特支的共产党员，接近与联络朱霁青、杨守愚等国民党人，并派共产党员专门从事筹备建立哈尔滨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于是，在共产党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哈尔滨党部正式建立了。以吴丽石为首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都加入了国民党。吴丽石与中共哈尔滨特支的宣传部长海涛等还参加了哈尔滨党部的领导工作。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国民党各省市地方组织相继建立。为了宣传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共产党人还帮助国民党党部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斗争。如1925年到1926年上半年，中共奉天支部帮助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向广州黄埔军校输入百余人，仅周东郊一人就发展了6～7名国民党员，绝大多数参加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他们还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社会上开展抵制日货并销毁日货的运动。此外，他们还组织进步青年为国民党的《东三省民报》撰稿，公开揭露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促进了东北民众的反日救亡斗争的开展。
东北党组织成立后，把领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当做工作的一个重点。1926年的大连福岛纺织厂工人大罢工，是东北地区工人阶级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反帝斗争。在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领导下，罢工从最初的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资本家”的口号，并发展成全市规模的工人反日斗争。这次大罢工共持续101天，与南方的省港大罢工相呼应，最后罢工取得胜利，日本方面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1927年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强调，“今后满洲反帝运动的策略，应当是有计划的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每一个事实鼓动群众，组织各种反帝的团体，发动反帝的行动，在满洲最主要的而且最容易发动的，当然是反日”，①所以要积极加紧反日宣传，使之发展为浩大的群众性反日斗争。满洲省委通过办《满洲通讯》《关外杂志社》等刊物，发传单、演剧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反日救亡思想。同时，还通过办平民夜校及进步的社会团体等形式，深入到工农商群众内部做思想动员工作，开展“三罢”斗争。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东北迅速掀起了反日斗争的浪潮，罢工、罢课、罢市斗争此起彼伏。据统计，仅“南满”工人罢工数，1922年为25次，1927年增至94次；罢工人数也由1922年的3694人，增至1925年的12642人。②除领导罢工外，中共东北党组织还根据形势，积极发动各界，深入群众内部，形成东北群众性的反日斗争局面。1928年，在“济南惨案”发生后，在“满洲临委”的动员下，奉天、大连、营口等地都出现了群众性的反日斗争的浪潮。反日传单散发，学生、工人、农民及广大民众积极响应，将救亡意识融入到反日斗争中。1928年，在日本逼迫张学良签署《满蒙新五路》条约时，满洲省委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告同胞书》，成立了“反日运动委员会”，还组织了反日宣传队，号召东北各界联合起来，保卫路权，在东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爱国运动。保路运动持续了7个月之久，使日本攫取东北路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具有反帝反封与民族救亡的思想。在东北，他们都力图唤起东北民众的反日救亡意识，并且在反日救亡的行动上，已经开始了比较默契的配合。这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反日救亡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第一，1925年共同发起声援五卅运动的奉天“六·十”学生运动。
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引起了东北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慨。国民党人创办的《东三省民报》详细地、连续报导“五卅”惨案及全国各地热烈援沪的消息，在东北各界群众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东北的国共两党共同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对上海的五卅运动进行声援，并进行募捐。为将奉天的学生动员起来，中共北方区委派任国桢、陶梁、吴晓天等人到奉天，和进步青年苏子元、高子升取得了联系，共同领导奉天学生运动。吴晓天提出将奉天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反帝斗争。任国桢提议先成立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以进步青年为骨干，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苏子元与奉天医专的进步学生高启福、吴执中及满洲医科大学共青团员粟丰等人共同筹备，于6月5日成立学联。学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声援五卅运动的具体办法等事宜。6月10日，南满医大、南满中学、盛京医专、奉天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第一工科、第二工科、商业中学等19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近2000人发起了请愿示威活动。他们推选粟丰、王毓斌、高启福、毕天民、潘连珊等人组成请愿代表团，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与日英两国经济绝交”等五项要求，③向奉天省省长王永江请愿。一些市民与青年学生也加入了请愿队伍，迫使奉天当局答应了学生的部分要求。但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未停息，满洲医大等日办的学校学生纷纷退学，南满中学以及日办的同文商科学校的中国学生还在6月13日《东三省民报》上发表《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合作以声援上海之惨案》的宣言。 日本领事馆强迫奉省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将这次学潮的“激烈分子”驱逐，制止事态扩大。国民党人的活动机关——奉天第一师范，因一直宣传民族民主思想，参加运动的学生较多，学生被开除了24人。在共产党人任国桢、吴晓天引导下，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奉天各阶层人民都投入了反日救亡的这一斗争洪流之中。他们发动社会各阶层参加抵制日货和募捐活动，号召民众不乘坐日本经营的火车，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之久。《东三省民报》将第一批捐款两万多元转交给奉天“学联”，作为开展活动的经费。这对奉天统治集团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等都受其影响，以个人名义捐款两千元，汇往上海。奉天国民党外围组织“启明学社”发表宣言，号召各界“竭力援助上海被祸同胞……誓死谬力，一致对外”。①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与国民党人安怀音、陈日新及《奉人商报》盛桂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自决会”，指导本地的革命斗争。②这次由国共两党领导、青年学生打先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在辽宁乃至全东北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联合办“暑假大学”，宣传民族救亡思想。
奉天“六·十”学生运动后，为防止学潮扩大，奉天当局提前放了暑假，令中等以上学校6月14日前离校。1925年7月，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决定，利用暑假的机会，与奉天市学联共同开办“暑期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将学生运动引向深入。共产党人任国帧、吴晓天与国民党人安怀音、陈日新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掩护，开办“暑假大学”，委托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阎宝航出面召集学员。召集的学员大多是参加响应五卅运动的各校学生代表、“学联会”的积极分子、“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小学教员、银行职员等，共计30来人。年龄最大不超过30岁。总之，是一批思想上进，要求进步的爱国青年。在这里，阎宝航担任校长，共产党员任国桢讲授唯物论及唯物辩证法，吴晓天讲授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国民党人陈日新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史，安怀音讲授宣传工作与新闻学。授课时间为每天下午5时到7时。
通过半个月的学习，绝大多数学生接受了民族救亡的思想，表示愿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并将这种思想在学生中广泛宣传，影响深远。“暑期学校”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成立组织奠定了基础。任国桢和吴晓天介绍思想进步的学员加入了党团组织，他们当中有党员高子升、吴竹村、郭纲，团员苏子元、张光奇、周东郊等。1925年9月，中共奉天支部成立，任国桢任支部书记，吴晓天团支部书记，归北方区委领导。国民党在共产党员任国帧、吴晓天的帮助下，也积极发展党员，先后吸收30多人加入国民党，并秘密组织国民党党部。暑期结束，陈日新返回日本，将新发展的30多名党员名单连同建立党部情况呈报给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1925年11月，国民党省党部成立。至此，奉天国民党人数已发展到50余人。③
第三，支持并参与郭松龄反奉事件，由反奉而反日。
郭松龄为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曾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具有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到东北加入奉系后，他对张作霖对外与日勾结、对内穷兵黩武深表不满。1925年11月，郭松龄起兵反奉。中国共产党认为，郭军是从奉系军阀中“分化出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此种势力表现的反抗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这种新发生的现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的重要意义。”④因此，积极支持郭松龄倒戈。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早在事变前就与郭松龄有联系。因为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分别派党员到东北，国民党派钱公来、朱霁青，共产党派任国桢到东北共同做策划工作。李大钊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名义拨给朱霁青300万元做活动经费，要求东北各地中共党组织给予协助。在中共哈尔滨和奉天党的组织的协助下，钱公来、朱霁青、任国桢等在钱公来所在的奉天神学院建立起“东北国民自治军”司令部，后办公地点迁至哈尔滨马家沟。为配合郭松龄反奉，国民自治军与郭部相约，在郭军攻入奉天城时，国民自治军在吉、黑境内组织暴动，互相呼应，一举夺取东北。李大钊还指示中共唐山地委，在张作霖援军向郭军进攻时，伺机破坏北宁铁路。为扩大宣传，哈尔滨的国民党机关报《东北早报》于1925年11月登载郭松龄反奉的消息。中共奉天党支部在满洲医科大学召开会议，决定以奉天学联名义发布《反奉宣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相勾结进行揭露，准备欢迎郭军进城。
由于郭松龄反奉有国共两党参与，日本认为这支队伍带有明显的“赤化”性质。而且，郭军占领锦州后，关东军派代表向郭提出合作要求，如果郭应允割让金州、复州、海城、盖平，日本可援助郭军，这被郭严词拒绝。因此，日本军事上准备援助张作霖，并在郭军进逼沈阳时出兵援助。对此，国共两党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增兵援张，以东北国民党省市党部名义先后发表宣言，还发动各界为郭军募捐，抵制日货。中国共产党于12月20日发表了《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文中这样揭露：“一向做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现在已经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张安福保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也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了！”“日本出兵奉天，也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而是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了。”①此文将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说，此次支持郭松龄反奉事件不是单纯的反对张作霖的斗争，而是已经扩大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层面，具有反帝反封的性质。虽然国共两党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但在日本关东军与奉系的联合进攻下，郭松龄反奉失败了，国共组织的“东北国民自治军”暴动计划也被迫取消。但郭松龄倒戈后掀起的东北反日救亡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都意识到开展东北反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性，都分别派党员到东北从事救亡活动。由于国共两党反帝反封的共同目标，所以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在东北掀起了救亡运动的浪潮，促使东北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由于两党意识形态不同及东北特殊的斗争环境，其开展工作各自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他们领导的救亡活动并没有发展成为全东北的革命运动的主流。 共产党虽然成立时间较短，但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奋斗目标，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所以，由他们领导东北反日救亡斗争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由于奉系张作霖一直奉行“反赤”，禁止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故共产党开展救亡斗争受到了很大限制。直到国共合作时期，派往东北的中共党员才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救亡工作。在国共配合下，这一时期的救亡活动有很大起色。如声援五卅运动的“六·十运动”，声援省港大罢工的大连福岛纺织厂工人大罢工就是这个时期发动的。郭松龄反奉失败、尤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与共产党决裂后，张作霖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被杀害，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救亡活动的开展愈加困难。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后，继续领导东北民众开展革命斗争。但九一八事变前，中共满洲省委曾三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还组织各种工农兵革命暴动，要求建立农工兵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这使党的力量暴露出来，而且，不切实际的救亡思想和救亡口号也不利于发动东北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进行反日救亡斗争。
国民党人在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结成“三角联盟”时期便被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他们通过办报办刊、发展教育等途径，力图培养东北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克服地方观念，同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以抨击，号召开展反日救亡斗争。宣传工作主要在城市中的知识界开展，数量并不大。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在东北各地建党，使国民党逐渐壮大起来，同时他们配合共同开展反日斗争。因为“三角同盟”关系，奉系当局不好直接反对国民党搞革命宣传活动。因此，国共两党才能够利用此机会在东北建立起组织，并使救亡活动得以有效开展。但是，由于国民党在郭松龄反奉战争中支持郭松龄，张作霖从1920年初的不想支持到1927年的公开反对，逮捕大量国民党领导人。①国民党人钱公来被捕，李光忱等逃往武汉，共产党员任国桢在哈尔滨被捕，各地国民党党部陷于瘫痪。张作霖还严令东北地方当局查禁国共两党的活动，这使国共两党的救亡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在发动、组织群众方面，势必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即使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共同领导反日救亡活动中也有一些分歧和斗争。如在共同领导“暑假大学”过程中，还引发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在“暑假大学”中，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代表国民党人的资产阶级学者宣传资本主义理论，这两种思想相互冲击，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终于在毕业典礼上，引发了一场面对面的公开交锋。资产阶级学者苏上达在毕业典礼上表述，暑期学校讲授的是“马克思牛克思等所谓的革命理论”，认为自己受了骗，做了两星期的陪客。任国桢这样驳斥：“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否定的真理，是指引世界青年走向社会主义的明灯，现代青年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什么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学说，而正是即将风靡世界的伟大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暑大设立这样的讲座正是时势所需，是堂堂正正的，资产阶级妄想予以否定是徒劳无益的。”②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辩论激烈。但任国桢的观点赢得了绝大多数学员的赞同。这种矛盾还体现于他们领导的反日救亡活动中，由于救亡思想存在着差异，必然也给救亡运动造成了一定阻碍。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给东北反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国民党东北党部将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开除”出国民党，以此削弱共产党的势力。国民党本来在东北的革命影响力便不大，成立各级党部都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完成的。离开共产党，便削弱了他们在东北反日救亡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虽然共产党在群众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在奉系张作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反赤”的镇压下，在城市中的党组织大多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他们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反日救亡工作，故开展反日斗争异常艰难。可以说，国共合作失败后，在发动东北救亡活动方面，国共两党也开始了各自为战状态，相互间缺少了配合和默契，使原本发展态势良好的东北反日救亡运动没有发展成全东北革命运动的主流。
【作者简介】张万杰，女，1974年生，辽宁彰武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北救亡运动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implimented by KMT and CCP before September 18 th incident
Abstract： With the good cooperation of the KMT and CCP， they established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respectively Northeast China in the 1920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Japan invaded Northeast China， they united and publicized salvation thoughts， calling the masses to carry out various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struggles. As a result， it gave a heavy blow to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Northeast China， each party’s stuggle had a certain limitation. Finally due to the disintegrating of KMT-CCP cooperation， their struggles were caught in separate state， lacking mutual coordination， which brought some obstacles to salvation.
Key Words： Northeast China，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Struggle， the Triangle Alliance， Dong San Sheng Min Zhi Ju Jin Hui， Manchuria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