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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预防腐败局的重大价值在于反腐重心前移。
9月13日，北京平安大街，“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牌子在监察部门口揭开了红色的面纱。从动议到反复协商，从批准设立到挂牌，历时4年多，中国第一个国家级专门预防腐败的机构至此正式成立。
在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马馼发表了大约2500字的讲话，介绍了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原因、意义以及下一步工作。媒体注意到，这是59岁的她，首次以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身份公开亮相。
同日，新华社发出“挺立潮头向未来”的长文，称“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在一篇时评中使用了反腐倡廉“关口前移”的词汇。
从源头治疗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我们就有了一支专门的队伍，能够长期专注于预防腐败工作，通过采集、分析有关信息，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深入腐败高风险的领域和部位，建立腐败预警机制。”马馼在发布会上说。
“预防局不查办案件，(要查办案件)中纪委有八个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预防针对的不是个案，而是制度和群体。
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病人，你看到他有一个表征，比如说发烧了，你要追寻他是什么原因发烧，是感染还是什么，然后从源头上来治疗。”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就在《求是》上发表《要在源头上防治腐败》的署名文章，他讲述了扁鹊兄弟三人的故事，要求对一些“有苗头性问题”的同志，“治病于初起之时”。
“如何挽救众多濒临犯罪边缘的干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媒体评论。
目前在党内，中纪委的宣教室、党风室、纠风室都有预防腐败的职能，在国家机关中，也有专门从事预防腐败的工作机构。但是，按照马馼的说法，由于综合协调机制不健全，“不能很好地形成预防腐败的合力”。
“讲了这么多年预防，但在成立预防腐败局之前，其实并没有一个部门来为此承担责任，或者说，‘预防’一直是一个‘非主流业务’。”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
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监察部加挂牌子，局长由监察部部长兼任，副局长设两位，其中一位由监察部副部长兼任，另设一位副部长级别的专职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
据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介绍，预防腐败局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该机构核定行政编制30名，其中20名从中纪委、监察部已有行政编制中划转，新增10名。同时，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又是中纪委、监察部内设的预防腐败室。
“这样既有利于集中统一指挥，形成工作合力，又可避免机构重复，节约行政成本。”屈万祥说。
在《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博士看来，成立预防腐败局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变中国数千年来的“事后惩处”为“事前预防”。
他引用了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法》中的一句话，“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
这句早在1764年就由先哲点明的道理，如今已是常识。“那种运动式反腐，杀鸡给猴看，猴现在已经不看了!”王明高半开玩笑地说。
预防难度更大
一些网民以文字游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谁来预防“预防腐败局”的人呢?
对此，任建明解释说，预防和查办打击不一样，预防机构没有具体执法权，他们是提供一些政策改革的方案，更多地体现专业能力和优势，“网民的这种担心不必要”。
任建明说，需要担心的是，将来国家预防腐败局“能不能真正起到作用，会不会成为形式，徒增行政成本”。
他认为，预防局要真正发挥作用，一是要从政治、法律层面赋予它足够的独立性，二是它的专业能力必须适应其工作。
对于“独立”，“其实预防(比查办)受到的阻力更大，它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针对一项制度，”任说，“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阻力最大的就是国务院各大部委，大家想方设法保留自己的审批权……所以对于预防局，授权要充分。”
对于“专业”，任建明希望预防局里能有更多的专才。事实上，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对那“新增的10名”编制皆有期许。
根据中央的批复，预防腐败局职责有三。其一，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其二，协调指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防止腐败工作；负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
由于牵涉制度设计，预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恰如一家财经专业媒体的点评：当预防腐败局要为金融行业制定预防政策时，只有法律和行政背景的管理者要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合理高效的制度比较困难。
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在黄苇町看来，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应该“设计一个制度，降低权力的含金量”。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时，也提到“要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为重点”。
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在发布会上的一句话颇引人注目：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而这正是王明高正在研究的事情。
按照王明高的说法，制度建设“最核心最关键”的有四条：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登记申报制度、信用保障号码制度以及遗产税与赠与税制度。
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多年，王明高的看法是，中国要反腐败，必须建立这一制度，但目前尚有难度。除了配套措施譬如金融实名制还没建立外，更重要的是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
他举例说，国外曾有许多先例，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后，由于一些很高级别的官员被查出有问题，直接让民众失去了对领导层的信任。“比如韩国，就在实行金融实名制后牵出了前总统卢泰愚的腐败案，大法院院长也辞职接受调查，这就是政治风险。经济上也存在资金外逃的风险。但无论如何，世界上已经有9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财产申报制度，是大势所趋。”
内方外圆
13日上午，开完发布会的马馼不出意外地遭到了记者的“围追堵截”。
半个月前的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任命马馼为监察部部长，她由此成为继司法部长吴爱英、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之后的又一女性现任正部长。9月7日，国务院又任命马馼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
公开资料显示，马1948年7月生，河北吴桥人。1968年在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插队，曾任大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马馼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后留校历任南开大学分校教师、分校党委副书记，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南开历史系78级的一位校友回忆，“当时我们班里年龄差别比较大，最小的只有17岁，她是年纪最大的几个之一，我们都叫她马大姐……工作能力有，但不张扬。”
“同学聚会时倒是显得比较不一样，能融进来，畅谈啊，但说话时又不忘自己的身份……有点‘和而不同’。”她的这位同班同学说。
1989年8月起，马馼转任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副司长，不久后改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自此进入纪检系统。
在1997年9月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馼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2004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十六次一中全会上，马馼增补为副书记。
《财经》杂志报道，马馼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期间，一直分管干部工作，人称纪检监察系统的“组织部长”，她“为人谦和，办事干练，在系统内口碑甚好。”
“以她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文化底蕴，以及她自己的工作经历，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学历史的能鉴古而知今，有了参照系，应该看问题能更深刻。”她的老同学如是期待。
9月13日，北京平安大街，“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牌子在监察部门口揭开了红色的面纱。从动议到反复协商，从批准设立到挂牌，历时4年多，中国第一个国家级专门预防腐败的机构至此正式成立。
在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马馼发表了大约2500字的讲话，介绍了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原因、意义以及下一步工作。媒体注意到，这是59岁的她，首次以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身份公开亮相。
同日，新华社发出“挺立潮头向未来”的长文，称“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在一篇时评中使用了反腐倡廉“关口前移”的词汇。
从源头治疗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我们就有了一支专门的队伍，能够长期专注于预防腐败工作，通过采集、分析有关信息，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深入腐败高风险的领域和部位，建立腐败预警机制。”马馼在发布会上说。
“预防局不查办案件，(要查办案件)中纪委有八个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预防针对的不是个案，而是制度和群体。
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病人，你看到他有一个表征，比如说发烧了，你要追寻他是什么原因发烧，是感染还是什么，然后从源头上来治疗。”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就在《求是》上发表《要在源头上防治腐败》的署名文章，他讲述了扁鹊兄弟三人的故事，要求对一些“有苗头性问题”的同志，“治病于初起之时”。
“如何挽救众多濒临犯罪边缘的干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媒体评论。
目前在党内，中纪委的宣教室、党风室、纠风室都有预防腐败的职能，在国家机关中，也有专门从事预防腐败的工作机构。但是，按照马馼的说法，由于综合协调机制不健全，“不能很好地形成预防腐败的合力”。
“讲了这么多年预防，但在成立预防腐败局之前，其实并没有一个部门来为此承担责任，或者说，‘预防’一直是一个‘非主流业务’。”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
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监察部加挂牌子，局长由监察部部长兼任，副局长设两位，其中一位由监察部副部长兼任，另设一位副部长级别的专职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
据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介绍，预防腐败局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该机构核定行政编制30名，其中20名从中纪委、监察部已有行政编制中划转，新增10名。同时，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又是中纪委、监察部内设的预防腐败室。
“这样既有利于集中统一指挥，形成工作合力，又可避免机构重复，节约行政成本。”屈万祥说。
在《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博士看来，成立预防腐败局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变中国数千年来的“事后惩处”为“事前预防”。
他引用了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法》中的一句话，“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
这句早在1764年就由先哲点明的道理，如今已是常识。“那种运动式反腐，杀鸡给猴看，猴现在已经不看了!”王明高半开玩笑地说。
预防难度更大
一些网民以文字游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谁来预防“预防腐败局”的人呢?
对此，任建明解释说，预防和查办打击不一样，预防机构没有具体执法权，他们是提供一些政策改革的方案，更多地体现专业能力和优势，“网民的这种担心不必要”。
任建明说，需要担心的是，将来国家预防腐败局“能不能真正起到作用，会不会成为形式，徒增行政成本”。
他认为，预防局要真正发挥作用，一是要从政治、法律层面赋予它足够的独立性，二是它的专业能力必须适应其工作。
对于“独立”，“其实预防(比查办)受到的阻力更大，它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针对一项制度，”任说，“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阻力最大的就是国务院各大部委，大家想方设法保留自己的审批权……所以对于预防局，授权要充分。”
对于“专业”，任建明希望预防局里能有更多的专才。事实上，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对那“新增的10名”编制皆有期许。
根据中央的批复，预防腐败局职责有三。其一，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其二，协调指导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防止腐败工作；负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
由于牵涉制度设计，预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恰如一家财经专业媒体的点评：当预防腐败局要为金融行业制定预防政策时，只有法律和行政背景的管理者要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合理高效的制度比较困难。
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在黄苇町看来，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应该“设计一个制度，降低权力的含金量”。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时，也提到“要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为重点”。
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在发布会上的一句话颇引人注目：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而这正是王明高正在研究的事情。
按照王明高的说法，制度建设“最核心最关键”的有四条：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登记申报制度、信用保障号码制度以及遗产税与赠与税制度。
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多年，王明高的看法是，中国要反腐败，必须建立这一制度，但目前尚有难度。除了配套措施譬如金融实名制还没建立外，更重要的是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
他举例说，国外曾有许多先例，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后，由于一些很高级别的官员被查出有问题，直接让民众失去了对领导层的信任。“比如韩国，就在实行金融实名制后牵出了前总统卢泰愚的腐败案，大法院院长也辞职接受调查，这就是政治风险。经济上也存在资金外逃的风险。但无论如何，世界上已经有9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财产申报制度，是大势所趋。”
内方外圆
13日上午，开完发布会的马馼不出意外地遭到了记者的“围追堵截”。
半个月前的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任命马馼为监察部部长，她由此成为继司法部长吴爱英、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之后的又一女性现任正部长。9月7日，国务院又任命马馼兼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
公开资料显示，马1948年7月生，河北吴桥人。1968年在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插队，曾任大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马馼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后留校历任南开大学分校教师、分校党委副书记，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南开历史系78级的一位校友回忆，“当时我们班里年龄差别比较大，最小的只有17岁，她是年纪最大的几个之一，我们都叫她马大姐……工作能力有，但不张扬。”
“同学聚会时倒是显得比较不一样，能融进来，畅谈啊，但说话时又不忘自己的身份……有点‘和而不同’。”她的这位同班同学说。
1989年8月起，马馼转任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副司长，不久后改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自此进入纪检系统。
在1997年9月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馼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2004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十六次一中全会上，马馼增补为副书记。
《财经》杂志报道，马馼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期间，一直分管干部工作，人称纪检监察系统的“组织部长”，她“为人谦和，办事干练，在系统内口碑甚好。”
“以她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文化底蕴，以及她自己的工作经历，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学历史的能鉴古而知今，有了参照系，应该看问题能更深刻。”她的老同学如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