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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达大将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叱咤风云，赫赫战功彪炳史册，在生活中忠于爱情、充满激情，与结发妻子邹靖华十年离别情不移的爱情故事，动人而浪漫。一份《降衔申请》，寥寥500字，却昭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美德。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高扬起这份《降衔申请》，朗声赞道：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1960年，由于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减产。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些，一些部队干部亲属从农村跑到部队长吃长住。装甲兵机关也有不少干部的亲属从四面八方拥进北京，在机关大院长吃长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光达主持召开装甲兵司令部党委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困难期间，司令部机关的干部要动员亲属不要来北京;已经来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凡是来探亲的，只允许住3天，就动员他们返回原籍。”没想到这个决议刚颁布没几天，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北京投靠他。一石激起千层浪，装甲兵机关大院的干部和家属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许光达。当天，劝回这件事由邹靖华向许德富、许德强两兄弟提了出来。许德富火了，他认为这地方就你许光达官最大，你不发话，谁敢要我们走？俩兄弟悄悄进了许光达家厨房，把橱柜一一打开查看了一番，看到家里确实没有多少东西吃，就问厨师：“他们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吗？”“实话跟你们说吧，首长家里也吃上了小球藻，”厨师指着门口一只水缸里养的绿乎乎的东西，“这就是家里养的小球藻。”许德富、许德强看着缸里的小球藻，非常惊讶，将军家里也吃上了替代食品，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兄弟俩最后仅在北京住了两天，就踏上了返乡的列车。事情发生后，有些人背后议论邹靖华，说这位嫂子不近人情。许光达知道后说：“不，她做得对。这是装甲兵部队党委刚作出的决定，是我让她这样做的。俗话说，人情不能大于王法啊。”
1957年，许光达90岁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这是要隆重操办的丧事，况且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大官，似乎更应该讲讲排场。为此，湖南老家的幾个兄弟拍电报让他立即回去主持丧礼，并要带回供亲属做孝服用的白布。许光达对妻子说：“爹爹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们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中央号召移风易俗，只能从简办丧事。况且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但亲人们会不理解。”左右为难后，许光达下定决心，派了一名熟悉湖南风土人情的政治干事，带着200元钱，代他回乡料理丧事，并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不能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果不其然，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对此不满，他们质问那名干事“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政治干事没办法，只好给许光达挂长途电话，但许光达在电话里告诉他：“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许光达的哥哥和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丧事安葬了老人。政治干事从湖南回来一报账，丧事共花费了150元。后来，许光达的母亲去世，家乡亲属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许光达对独生子许延滨十分疼爱。但是，他表达爱的方法不是娇惯放纵，而是严格要求。在许延滨很小的时候，一次，许光达下班回家，看见一群孩子在司令部大院吵嚷，相互比谁的爸爸官大，许延滨跑到他面前问：“爸爸，你的官大不大？”许光达平静地回答：“不大。爸爸的官小，只是个人民的勤务员。”这件事引起了许光达的警觉，为了严格管教孩子，他立下了三条规矩：一是孩子上学就住校，让其从小就过集体生活。二是严格控制孩子的零花钱，生活标准向工农子弟看齐。三是不准司机接送孩子，让他自己跑路。另外，他还严肃警告许延滨，“在外面不准打我的牌子”。许延滨严守父训，从不对别人讲父亲是司令员。从上小学到上中学，他填表时只填母亲不填父亲。许延滨高中毕业了，因为他品学兼优，学校准备推荐他出国学习。可是，当审核其在学校填的各种表格时，发现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家长栏”里只有母亲的姓名，没有父亲的姓名。学校负责政审的同志来到许延滨家中，一方面想了解他父亲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想征求家长关于儿子出国学习的意见。学校的老师见到许光达后，才知道许延滨的父亲是许光达司令。在征求许延滨出国学习的意见时，许光达却拒绝了。他的理由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在国外会受到特别照顾，对子女并无好处。许光达常说，生了孩子就是给社会添了一个成员，父母就要对社会多负一份责任。对子女要严格要求，让他们学点真本领，让他们懂得靠“老子”吃饭是没有出息的。
1952年，中央决定军队的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装甲兵系统同其他系统一样，也要转业一批干部。根据邹靖华的情况，本可继续留在军队。可是，许光达却动员她响应党的号召，转业到地方工作。邹靖华一时难以接受：“军队是你我成长的摇篮。我们的青春是从军队开始的，我们的革命道路是从军队起步的，我们的事业是在军队里建设的，怎么舍得离开呢？”听闻妻子的言语后，许光达劝道：“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人啊。我是司令员，你应该带个头。你带了头，是为了我在干部面前说话更有号召力。”邹靖华这位1938年参军的老战士，尽管心里难受，还是带头脱去了军装，转业到重工业部有色金属设计院政治部工作。
（摘自《学习时报》）
“人情不能大于王法”
1960年，由于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减产。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些，一些部队干部亲属从农村跑到部队长吃长住。装甲兵机关也有不少干部的亲属从四面八方拥进北京，在机关大院长吃长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光达主持召开装甲兵司令部党委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困难期间，司令部机关的干部要动员亲属不要来北京;已经来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凡是来探亲的，只允许住3天，就动员他们返回原籍。”没想到这个决议刚颁布没几天，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也来到北京投靠他。一石激起千层浪，装甲兵机关大院的干部和家属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许光达。当天，劝回这件事由邹靖华向许德富、许德强两兄弟提了出来。许德富火了，他认为这地方就你许光达官最大，你不发话，谁敢要我们走？俩兄弟悄悄进了许光达家厨房，把橱柜一一打开查看了一番，看到家里确实没有多少东西吃，就问厨师：“他们平时就吃这些东西吗？”“实话跟你们说吧，首长家里也吃上了小球藻，”厨师指着门口一只水缸里养的绿乎乎的东西，“这就是家里养的小球藻。”许德富、许德强看着缸里的小球藻，非常惊讶，将军家里也吃上了替代食品，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兄弟俩最后仅在北京住了两天，就踏上了返乡的列车。事情发生后，有些人背后议论邹靖华，说这位嫂子不近人情。许光达知道后说：“不，她做得对。这是装甲兵部队党委刚作出的决定，是我让她这样做的。俗话说，人情不能大于王法啊。”
“不能超过老百姓的标准”
1957年，许光达90岁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地风俗习惯，这是要隆重操办的丧事，况且还有个儿子在北京当大官，似乎更应该讲讲排场。为此，湖南老家的幾个兄弟拍电报让他立即回去主持丧礼，并要带回供亲属做孝服用的白布。许光达对妻子说：“爹爹去世，我理应回去，尽尽做儿子的责任。可是，哥哥们要大搞排场，点名让我去主持丧礼，光是白布就要带回几十匹，这怎么行啊！中央号召移风易俗，只能从简办丧事。况且回去会惊动许多地方官员，一个共产党的司令，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为父亲送殡，这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何区别？不回去，从维护党的威信来讲是应该的，但亲人们会不理解。”左右为难后，许光达下定决心，派了一名熟悉湖南风土人情的政治干事，带着200元钱，代他回乡料理丧事，并几次打电话给当地政府，要求他们不能铺张浪费，一定不能超过当地老百姓办理丧事的标准。果不其然，许光达的几个叔伯和兄弟对此不满，他们质问那名干事“许光达为什么不回来？”政治干事没办法，只好给许光达挂长途电话，但许光达在电话里告诉他：“继续做工作，按我原来说的办！”许光达的哥哥和亲属没有办法，只好从简办丧事安葬了老人。政治干事从湖南回来一报账，丧事共花费了150元。后来，许光达的母亲去世，家乡亲属再也没人提出额外要求了。
靠“老子”吃饭是没有出息的
许光达对独生子许延滨十分疼爱。但是，他表达爱的方法不是娇惯放纵，而是严格要求。在许延滨很小的时候，一次，许光达下班回家，看见一群孩子在司令部大院吵嚷，相互比谁的爸爸官大，许延滨跑到他面前问：“爸爸，你的官大不大？”许光达平静地回答：“不大。爸爸的官小，只是个人民的勤务员。”这件事引起了许光达的警觉，为了严格管教孩子，他立下了三条规矩：一是孩子上学就住校，让其从小就过集体生活。二是严格控制孩子的零花钱，生活标准向工农子弟看齐。三是不准司机接送孩子，让他自己跑路。另外，他还严肃警告许延滨，“在外面不准打我的牌子”。许延滨严守父训，从不对别人讲父亲是司令员。从上小学到上中学，他填表时只填母亲不填父亲。许延滨高中毕业了，因为他品学兼优，学校准备推荐他出国学习。可是，当审核其在学校填的各种表格时，发现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家长栏”里只有母亲的姓名，没有父亲的姓名。学校负责政审的同志来到许延滨家中，一方面想了解他父亲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想征求家长关于儿子出国学习的意见。学校的老师见到许光达后，才知道许延滨的父亲是许光达司令。在征求许延滨出国学习的意见时，许光达却拒绝了。他的理由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在国外会受到特别照顾，对子女并无好处。许光达常说，生了孩子就是给社会添了一个成员，父母就要对社会多负一份责任。对子女要严格要求，让他们学点真本领，让他们懂得靠“老子”吃饭是没有出息的。
力劝妻子脱军装
1952年，中央决定军队的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装甲兵系统同其他系统一样，也要转业一批干部。根据邹靖华的情况，本可继续留在军队。可是，许光达却动员她响应党的号召，转业到地方工作。邹靖华一时难以接受：“军队是你我成长的摇篮。我们的青春是从军队开始的，我们的革命道路是从军队起步的，我们的事业是在军队里建设的，怎么舍得离开呢？”听闻妻子的言语后，许光达劝道：“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人啊。我是司令员，你应该带个头。你带了头，是为了我在干部面前说话更有号召力。”邹靖华这位1938年参军的老战士，尽管心里难受，还是带头脱去了军装，转业到重工业部有色金属设计院政治部工作。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