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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喜得一书。洁白素雅的封面上，赫然标出四个大字：暮鼓晨钟。顿时，脑海里闪现出一幅寺庙的门联：“暮鼓晨钟惊醒几多痴人，名罗利缰笼络无数好汉。”不过，作者程克文既非禅定高僧，也非修行佛学居士，而是一位具有近６０年党龄的老文艺家和资深新闻工作者。
程克文先生是位敏于思、勤于学、谨于言、慎于行的忠厚长者，又是一位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人。虽然，年已八旬、身带心脏起搏器达六年之久，但他良知不随体衰而泯灭，责任心不因年迈而消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不断思考自己和所在的时空，一反“耄期倦于勤”的常规，在斗室里信马由缰，敲出一部《暮鼓晨钟》。
《暮鼓晨钟》由电视专题文学本、散文、论说及书简四大板块组成，洋洋１７万言，是作者“守在小楼斗室枯座扶手木椅”梳理过往岁月的“思的痕迹”，是“否极泰来”后自省自悟、求索人生真谛的哲思隽语。散文篇中，《朱启銮的秘密踪迹》、《吴立奇的人格魅力》的传主，是两位饱浸“五四”启蒙精神的文化前贤。作者凭借与他们多年的零距离接触，多角度多侧面地再现了他们投身革命洪流的传奇生涯和光辉业绩，也隐约透露出他们进入晚年洁身自好的困惑心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认识也在升华。
朱启銮，曾经单线领导程克文从事地下活动，历任多种要职，在卸下繁忙政务之后，重新拾起书本，思索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为全国太平天国史学会顾问和江苏省明清史学会副会长，他不断著述论说，分析中国历史的因袭包袱和沉痛教训，在诗作《有感》中写道：“历史终属人民写，几经沧桑归正途。”多少无奈事，尽在难言中！
吴立奇，程克文的另一位顶头上司，是位“我无诗，但不能无思”，惯于独立思考、拒绝屈从的领导者。抓右派，他茫然；反右倾，他不解；目睹大跃进带来的饿死人现象，他的神经几近崩溃，干脆请病假辞去在南方海滨城市的领导职务，返皖南故乡。“文革”中，他不屑于“亮相”捞顶三结合中的革命干部桂冠，再度蛰居故乡，并自掏腰包上山种树，在当地传为美谈。这位做人重于做官的知识型高级干部，不为世俗所容，却得到了民间的认同，一位杂文作家赠诗一首，赞其人格风范：“君是方方正正人，不跟风转不同尘。黄山白岳多佳士，铁骨铮铮守道真。”吴立奇暮年抱病，曾函告程克文：“如今老矣，回顾一生，来时光溜溜，走时清清白，不损害他人利益，于愿足矣！”此话和他的宗师陶行知先生所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如出一辙。陶公办学是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为主旨，他的学生吴立奇称得上是个大好的真人。
朱、吴和另一位“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汪仑老人与作者属亦师亦友关系，程克文把这三篇纪实性文章摆在３２篇散文的显著位置，无疑是出于不能忘却的感情需要，此外是否还寓有作者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呢？读完全书仔细一琢磨，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三位尽管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均具较高的文化素养与理论水平，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他们共同的启蒙之师。他们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彷徨过，在校园内外呐喊过。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他们高唱着“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义无反顾地参与同建共和国的行列。百废待举，他们在建国初期，各自从大小不同的岗位上，倾己所能做出努力，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无奈世事难料，正当他们企盼出现一种公正合理的理想社会的时侯，文化大革命爆发，“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国内尚未扎根，即被列入资产阶级加以围剿批判。面对社会沉疴所造成的灾难，他们又彷徨了，但不得呐喊，甚至在“组织纪律”或“顾全大局”的威慑下，或说过违心话，或做过违心事，或写过违心文，这种“木匠造枷枷自家”的锥心伤痛，痛固然痛，但由此激起具有“五四”基因的文化人审视历史、反思自己。远的不说，巴金老人的“讲真话”、胡绳８０寿辰的自勉：“尘凡多变敢求真”等等，无一不是醒世之语，后人将因此获得一笔珍贵的思想财富。程克文在《致友人Ｋ君》书简中，摘用夏衍暮年留言“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活下去要好一点”。可见，他是感同身受。
卷首篇《走近戴震》，尤为老到深邃，可视为扛鼎之作。这部上下篇电视专题文学台本，是作者实地调查，多方考证，酝酿十年，数易其稿于２００４年５月才杀青的新作。颇具匠心的电视手法，时空交替变幻的视角，作者再现了清代思想家、一代学术宗师戴震的非凡生平，凸现出一个勇向封建专制和王朝卫道士的愚人邪说讨伐问罪的士林“狂生”形象。
有“程朱阙里”之称的古徽州，牌坊林立，如今那里成了著名的旅游区。俊男靓女们相依而来、拥抱牌坊频频合影，而程克文却面对着华美的牌坊陷入沉思：座基下压着的是忠臣孝民的累累白骨，条石上浸润着的是抱憾少妇的斑斑血泪。在台本上篇《牌坊问天》里，戴震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程、朱“明天理、灭人欲”的罪恶产生的是假道学、伪君子，制造的是奴才或者顺民。专制王朝是以泛家庭化宣扬朱儒义理来维护统治，戴震敢于诘问：人的生死荣辱，能让这些牌坊旌表的价值来决定吗？表面上问罪假道学，实质是对君王威权的挑战。他敢于问天：谁是罪人？可谓石破天惊。
《走近戴震》下篇，作者用《梦断皇城》冠名，是高度概括的精粹之语。戴震六次会试六次落榜，是对科举制的莫大讽刺。由于他著述丰硕，门类广，有“洞察本原”真功夫，名满京畿，乾隆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已５３岁。尝遍酸甜苦辣后的戴震，还是做学问的戴震，任《四库全书》纂修才一年多，就身心交瘁，病逝于皇城根下。一代旷世奇才由夫人、儿子扶柩归里，实现其“布衣宣至布衣还”的遗愿。
论说板块中《戴震和狄德罗》，是台本《走近戴震》姊妹篇，两相参照来读，受益更深。同生长于１８世纪的两位思想巨人，戴在北京，狄在巴黎；戴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狄主编《百科全书》；戴处清乾隆王朝，狄处法国路易十五王朝。虽然相隔“十万八千里”，但两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学说观点却惊人相似，在人文科学上都有热烈追求，且有共同声音：不以帝王权力为中心，不以王室教义或假道邪说为信仰；要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要充分尊重人性和维护人性尊严。然而，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在中国，《四库全书》主持者是乾隆皇帝，他动用政权力量，进行文化专制，戴震仅从事局部的偏于数学、地理等方面的纂修工作。在法国，一批年青的思想家如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以《百科全书》为契机，掀起启蒙运动，启迪法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欧洲的社会文明进程。
后学如我等辈，由衷感佩程克文做出如此条分缕析的比较论说和《走近戴震》如此厚重的台本佳作。作品明白无误地启发人们：中国必须继承“五四”，让德先生赛先生在神州落户，使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华夏生根。经过历史过滤，已有不少文化前贤指点迷津，拓展思维空间，引领人们走出认知的误区，幸莫大焉！
程克文先生是位敏于思、勤于学、谨于言、慎于行的忠厚长者，又是一位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人。虽然，年已八旬、身带心脏起搏器达六年之久，但他良知不随体衰而泯灭，责任心不因年迈而消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不断思考自己和所在的时空，一反“耄期倦于勤”的常规，在斗室里信马由缰，敲出一部《暮鼓晨钟》。
《暮鼓晨钟》由电视专题文学本、散文、论说及书简四大板块组成，洋洋１７万言，是作者“守在小楼斗室枯座扶手木椅”梳理过往岁月的“思的痕迹”，是“否极泰来”后自省自悟、求索人生真谛的哲思隽语。散文篇中，《朱启銮的秘密踪迹》、《吴立奇的人格魅力》的传主，是两位饱浸“五四”启蒙精神的文化前贤。作者凭借与他们多年的零距离接触，多角度多侧面地再现了他们投身革命洪流的传奇生涯和光辉业绩，也隐约透露出他们进入晚年洁身自好的困惑心境。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认识也在升华。
朱启銮，曾经单线领导程克文从事地下活动，历任多种要职，在卸下繁忙政务之后，重新拾起书本，思索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作为全国太平天国史学会顾问和江苏省明清史学会副会长，他不断著述论说，分析中国历史的因袭包袱和沉痛教训，在诗作《有感》中写道：“历史终属人民写，几经沧桑归正途。”多少无奈事，尽在难言中！
吴立奇，程克文的另一位顶头上司，是位“我无诗，但不能无思”，惯于独立思考、拒绝屈从的领导者。抓右派，他茫然；反右倾，他不解；目睹大跃进带来的饿死人现象，他的神经几近崩溃，干脆请病假辞去在南方海滨城市的领导职务，返皖南故乡。“文革”中，他不屑于“亮相”捞顶三结合中的革命干部桂冠，再度蛰居故乡，并自掏腰包上山种树，在当地传为美谈。这位做人重于做官的知识型高级干部，不为世俗所容，却得到了民间的认同，一位杂文作家赠诗一首，赞其人格风范：“君是方方正正人，不跟风转不同尘。黄山白岳多佳士，铁骨铮铮守道真。”吴立奇暮年抱病，曾函告程克文：“如今老矣，回顾一生，来时光溜溜，走时清清白，不损害他人利益，于愿足矣！”此话和他的宗师陶行知先生所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如出一辙。陶公办学是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为主旨，他的学生吴立奇称得上是个大好的真人。
朱、吴和另一位“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汪仑老人与作者属亦师亦友关系，程克文把这三篇纪实性文章摆在３２篇散文的显著位置，无疑是出于不能忘却的感情需要，此外是否还寓有作者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呢？读完全书仔细一琢磨，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三位尽管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均具较高的文化素养与理论水平，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他们共同的启蒙之师。他们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彷徨过，在校园内外呐喊过。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他们高唱着“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义无反顾地参与同建共和国的行列。百废待举，他们在建国初期，各自从大小不同的岗位上，倾己所能做出努力，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岁月。无奈世事难料，正当他们企盼出现一种公正合理的理想社会的时侯，文化大革命爆发，“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国内尚未扎根，即被列入资产阶级加以围剿批判。面对社会沉疴所造成的灾难，他们又彷徨了，但不得呐喊，甚至在“组织纪律”或“顾全大局”的威慑下，或说过违心话，或做过违心事，或写过违心文，这种“木匠造枷枷自家”的锥心伤痛，痛固然痛，但由此激起具有“五四”基因的文化人审视历史、反思自己。远的不说，巴金老人的“讲真话”、胡绳８０寿辰的自勉：“尘凡多变敢求真”等等，无一不是醒世之语，后人将因此获得一笔珍贵的思想财富。程克文在《致友人Ｋ君》书简中，摘用夏衍暮年留言“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活下去要好一点”。可见，他是感同身受。
卷首篇《走近戴震》，尤为老到深邃，可视为扛鼎之作。这部上下篇电视专题文学台本，是作者实地调查，多方考证，酝酿十年，数易其稿于２００４年５月才杀青的新作。颇具匠心的电视手法，时空交替变幻的视角，作者再现了清代思想家、一代学术宗师戴震的非凡生平，凸现出一个勇向封建专制和王朝卫道士的愚人邪说讨伐问罪的士林“狂生”形象。
有“程朱阙里”之称的古徽州，牌坊林立，如今那里成了著名的旅游区。俊男靓女们相依而来、拥抱牌坊频频合影，而程克文却面对着华美的牌坊陷入沉思：座基下压着的是忠臣孝民的累累白骨，条石上浸润着的是抱憾少妇的斑斑血泪。在台本上篇《牌坊问天》里，戴震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程、朱“明天理、灭人欲”的罪恶产生的是假道学、伪君子，制造的是奴才或者顺民。专制王朝是以泛家庭化宣扬朱儒义理来维护统治，戴震敢于诘问：人的生死荣辱，能让这些牌坊旌表的价值来决定吗？表面上问罪假道学，实质是对君王威权的挑战。他敢于问天：谁是罪人？可谓石破天惊。
《走近戴震》下篇，作者用《梦断皇城》冠名，是高度概括的精粹之语。戴震六次会试六次落榜，是对科举制的莫大讽刺。由于他著述丰硕，门类广，有“洞察本原”真功夫，名满京畿，乾隆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已５３岁。尝遍酸甜苦辣后的戴震，还是做学问的戴震，任《四库全书》纂修才一年多，就身心交瘁，病逝于皇城根下。一代旷世奇才由夫人、儿子扶柩归里，实现其“布衣宣至布衣还”的遗愿。
论说板块中《戴震和狄德罗》，是台本《走近戴震》姊妹篇，两相参照来读，受益更深。同生长于１８世纪的两位思想巨人，戴在北京，狄在巴黎；戴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狄主编《百科全书》；戴处清乾隆王朝，狄处法国路易十五王朝。虽然相隔“十万八千里”，但两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环境、学说观点却惊人相似，在人文科学上都有热烈追求，且有共同声音：不以帝王权力为中心，不以王室教义或假道邪说为信仰；要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要充分尊重人性和维护人性尊严。然而，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在中国，《四库全书》主持者是乾隆皇帝，他动用政权力量，进行文化专制，戴震仅从事局部的偏于数学、地理等方面的纂修工作。在法国，一批年青的思想家如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以《百科全书》为契机，掀起启蒙运动，启迪法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欧洲的社会文明进程。
后学如我等辈，由衷感佩程克文做出如此条分缕析的比较论说和《走近戴震》如此厚重的台本佳作。作品明白无误地启发人们：中国必须继承“五四”，让德先生赛先生在神州落户，使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华夏生根。经过历史过滤，已有不少文化前贤指点迷津，拓展思维空间，引领人们走出认知的误区，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