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每一件出土的文物中都含有一些历史的信息一样，一本旧书也是如此。一般情况下，一本正式出版的书，除了书里的内容外，也常常是附有一些别的信息的，比如著者为何要写它，写了之后为何又能印出来，以及是否销得好等。有时候，一本书既是著者创作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所以，旧书也就有了书之外的一些特殊信息，一本书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
　　我是很喜欢逛逛旧书摊的，虽然不是版本收藏者，但因为好奇心，也常常会买一两本旧书。还是去年秋天，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旧书摊上随便翻翻，发现一本纸张已发黄变脆的旧书，繁体竖排，纸面线装。捡出来一看，是“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第六册”，再看版权页，标示着“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1913年）二年一月初版”，如此算起来，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于是动了要看一看那时的教科书里都在讲些什么的好奇，便买了下来。
　　该书编纂者为谭廉，书的封二上有两行说明性的文字：“教育部新定师范学校章程，特设小学教员讲习科，分一年、二年两类，毕业后得充当小学教员，江苏等省现遵章开办。本馆出版各书最为适用，今列目如左。”原来这两行字非但说明了编选的依据，还带有为自己做广告的意思。除此之外，好像还透露出那时很缺少小学教员。想想也是，那时刚刚废掉科举开设新式学堂，社会上多是些“满腹经纶”的“读经先生”，能做现代知识教员的人自然不会多，所以也就只好办这种师范速成班。
　　对照“列目如左”的书目，发现这一本教材属于“小学教员讲习科一年制”的“国文教材”。看书的目录，便知道这本教材确实与先前的教材大有不同。全书共有34篇课文，属于古文的有13篇，不到一半的篇目。所选的文章是曾国藩、苏轼、司马光、苏洵、方孝儒和韩愈等人的名篇，没有“圣人”的文章，也没有 “四书五经”的影子。而另外的二十多篇课文，竟选了《政党》、《租税》、《通商》、《专利》、《托辣斯》、《制铁大王》、《军备》、《鱼雷水雷》和《道路》等。另外的几篇更是让人感到意外，竟是《早婚之害》、《恻隐之心》、《学生爱国》、《人类一源说》等，最后一篇则是《大国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语文”“新语文”？
　　待读到里面的内容，才知道教材的编纂者是很看重“新民”教育的。比如教材的第一篇课文就是《政党》，文章很短，只有三百多字，但读来无一句费话、空话，聊聊数语，就把组建政党的目的、组党的好处，以及需要防止的弊端讲得一清二楚。课文开篇道：“凡属立宪国，皆由人民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而政府地位之安否，恒视国会多数之从违。若夫立宪国，其总统亦由选举，故惟占选举之势力，而后能占政府之势力。组织政党者，特标其政治主义，藉以结合多数人，而得选举之优胜也。”此算组党之目的。对于社会存有政党的好处，文章写道：“政党之利有四：人民争奋于政治，一也；协谋共济，使各种智德发达，二也；拥护宪政，而抗当局者少数之专制，三也；国家政策得以持久，四也。”但政党也有需要注意的弊端：“若夫重党派而不顾正义，因运动而堕其品性，恃多数而流于专横，流弊所极，皆足以祸国殃民。”
　　颇有意思的是那篇《学生爱国》，主旨当然是要教育学生们爱国，但引的竟是日本人的事例。文中说，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在校学生每逢将士出征时，都列队欢送，还有“投私财助军费”的。对此，日本文部省发布文告，说学生的这种方式，一是虽属爱国之情，但学生要负起国家责任，全在学生时代专心一意修养身心，不应该浪费时光；二是捐助的钱财，如果是自己平时节俭下来的，可以养成节俭美风，但不能以捐助为名向父兄要钱要物；三是虽然我们与俄交战，但不能对俄国人肆口嘲骂，并及于其他外国人，对此还特别提出“此尤宜切戒者也”。看来教材的编纂者是赞同这个观点的，文章在引述完事例后写道：“我国少年，其亦知自奋于学问，为他日担任国事之预备，则国家之幸矣。”
　　课本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大国民》。什么样的国民才是“大国民”呢？文章写道：“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而怎样才能培育出“大国民”？“一曰德育，崇信义，谨礼仪，守节俭，勤职业；视亲则孝，交友则信，待人则宽厚而笃敬，公益慈善之事，则不问国界，不问种界，恒力以图之。”“二曰智育，讲求各科学术，穷其原理，究其应用，使政治日益修明，实业日益发达，且以学问发明新理，而图世界文明之进步。”“三曰体育”，强调要讲究卫生，健身强体等。
　　读过几篇课文，发觉这本教材虽只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可视野也还开阔，说理倒也全面，介绍还属公允。读这样的课本出来的学生，脑袋里大约不会是只有一根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