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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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然而其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现状令人担忧。本文谈论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中的特殊性,从政府及少数民族自身这两个主体的角度探讨如何更好的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关键词: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文化权利
  "十八大"把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和目标,而且表现在它对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更加全面。本文拟就少数民族大省及民族文化资源浑厚的贵州省为例,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问题略陈管见。
  一、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现状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共有48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全省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46个民族区域自治的县级行政区,254个民族乡,民族乡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5.5%[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创造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优秀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价值。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现状令人担忧,这种状况集中地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化物质遗产的淡化消失。不少空前绝后的传统民族工艺,大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2]。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熠熠生辉的传统民族工艺中,只有小部分能够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贵州省传统工艺濒临失传的项目占15.6%,已知失传的项目约占5.6%[3]。
  2.文字的消亡。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逐渐萎缩。有些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特色。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族文化人才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文化传承面临着断裂的危险。
  3.民族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欠缺。譬如,有些文化遗产已先后被国外申报,公布在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诸多人为的因素加快了民族文化的流失。
  二、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功能
  法律保护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中重要的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渊源是国内外的法律文件。它们指出权利原则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基本原则。所谓权利原则指的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必须遵循维护人权和发展公民文化权利的原则,必须遵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则[4]。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具有和谐功能
  十八大指明,应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置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做好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能发展和完善和谐社会的内涵。具体来讲:
  它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体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少数民族各项权利实现的制度保障,有利于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意识不断的增强。民族意识是民族的利益意识。是内化为自觉的、自发的和自主的权利保护运动[5]。民族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使民族成员更加注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权利的关注,民族意识已成为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发展的内部心理动力[6]。
  (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具有认知和促进功能
  要保护一种文化,尤其是要通过法律措施,就更需要一种严谨的态度,做好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的法律保护工作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认识少数民族本身,尤其是对民族文化权利的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分为三类:民族物质性文化权利,包括民族科技、经济、居住、服饰、饮食等文化权利;民族精神文化权利,包括民族古籍、心理、信仰、教育、民族文艺文化权利等;狭义的民族文化权利,也可简单分为民族风习文化权利、民族文艺文化权利、教育文化权利等[7]。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文明之间存在优势互补,这种优势互补是促进中华文明进步和繁荣的关键因素。
  三、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面临的挑战
  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面临十分困难的挑战。首先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深的农耕文化的烙印。而在当下,由于工业文明冲击,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转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往社会功能性的缺失,这是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这些冲击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无法改变,也不会改变。因此,工业化时代,农耕文化是应该进入博物馆、受到保护的文化。
  其次,城市化和现代化等作为一种不可漠视的趋势已从经济领域正在向政治、文化、道德等领域渗透扩张。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8]。尤其是2000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化是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9]。城市社会常常具有抑制、消除特殊文化的功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面对城市化的压力,城市化对以传统为内核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产生巨大冲击:尤其是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受到的影响最深,而传统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则受到来自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威胁,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亟待保护[10]。
  最后,面对全球,在现代西方文化输入的强大冲击下,以汉族传统文化艺术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相对处于被动守势的弱势地位;在国内,传统的文化领域中,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一直处于边缘的弱势地位。少数民族传统价值观属于 " 非主流文化 ",更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
  四、做好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化法律保护的措施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有明显的特殊性。首先要遵循这些特殊性,才能有针对性逐步推进法律保护和建设工作。这些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动态性:要不断应对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发展性:少数民族文化及文化权利不是停滞不变的,它是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过程性:动态性和发展性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性[11]。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包括政府和少数民族自身,针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的特征,政府和少数民族自身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主要包括俩个方面。
  (一)、从政府的角度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1.清政府自身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中的责任
  政府在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进行法律保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拥有强大权势、掌握着雄厚的公共资源,对文化的管理方式和政策是影响文化权利实现的主导力量。长期以来,政府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导致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上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失衡,会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重要规则和制度缺失,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使少数民族文化有流失、破坏现象。
  2.因地制宜,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协调、指导当地的工作。政府在切实履行其文化管理职能时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文化保护格局。
  3.建立一系列先进有效的保护机制。指导并建立文化传承机制、分级保护制度和体系,建立国家和地方级别的保护名录;对珍贵、濒危、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系统的抢救和保护等。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在保护过程中既要注重传承人的保护,抢救、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更具有立法的紧迫性。必须通过明确法规,给他们合法的身份保障,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只有有了可靠的保障,才有切实的保护。
  4.发展民族特色经济以实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从而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12]。 特色经济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采用科学合理的途径,将它们开发出来并不断地创新,既能保留传统的精神又能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这其中,以旅游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应用最为持久,效果最为显著。它最大限度和最广泛地利用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资源,将经济与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产业优势。
  5.和谐处理各方的责任和利益分配问题
  通过立法正确处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规范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有关的经济活动,如文化遗产旅游、传统文化产业开发、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等,同时构建合理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将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实质上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最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对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灵活性与创新性的要求,是提高地方立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关键所在。
  (二)、从少数民族自身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1.要积极调动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西部地区民族文化要想真正得到保护和发展,关键还是在本民族自身--民族自身才是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传统如果没有主体的文化自觉,必定是一潭死水。通过立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僵化的保护、被动的保护,也不是完全依靠国家强制力的外在的保护。而是要通过制度的构建,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项自发性、自主性与自觉性的内化的文化行动,最终实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社会成本小而收效较大。
  2.积极参与自身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民族文化保护的决策者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实践者相脱节。少数民族在文化权利保护中的法律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政府官员、文化保护专家和专家学者等在民族文化保护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真正作为文化保护主体和文化保护实践者的少数民族成员却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实践者与决策者的脱节导致保护民族文化的法律、政策违背少数民族成员的意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不尽人意。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立法过程中,要确立少数民族成员自身的主体地位,应发扬民主原则,民族成员的积极参与和专家意见相结合,需要借鉴和吸收非正式制度当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对本土资源的利用,是"法律制度能有效运作的一条便利的途径,是法的合法性-即人们下意识的认同的一条有效途径"。从而就能够降低法律执行的成本、增加法律实施的效果。
  3.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少数民族自身对其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意识较淡薄,应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权利主体意识,应从外发的保护模式转向内生的自觉的保护模式,即由"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形成一条新路径。可通过寻求行政、法律等多种渠道做到自我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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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高永久,单菲菲.论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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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超群,山东人,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11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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