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新教育学校最醒目的位置都有一句话：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在不远的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固定年级和班级，上学没有固定的教室，也没有上学、放学时间限制，只要学分修够，就可以毕业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凭。学校变成了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的，教师变成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和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者人生导师。
　　以上这些教育变革，是朱永新的新书《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中描述的场景。他说：“这本书写的是未来教育，是我一辈子搞教育的研究心得，是我为中国教育写的一个改革方案。”
　　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顾问。
　　1999年，还是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发起了“新教育实验”。近20年过去，新教育在5000余所基层学校落地，150多个地方教育局与他合作。他的理念和实践正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新教育希望让每个受教育者获得成功的智力、整合的智慧、高尚的德性和丰富的情感。”他说。

未来教育就是终身教育

　　记者：你为什么会写《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这本书？
　　朱永新：因為我在做新教育的20年里，越往深里走就越发现，如果按现有的教育体制和现有框架去做，很难真正去推进教育的进程，不可能实现我的理想和目标。
　　这个时候，你目标不变，但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方向。就像我们做商业，你如果还在考虑怎么把商店建好，方向就错了，因为现在有互联网了，有淘宝了，整个商业形态已经变化了。再走老路就错误了。

　　根据现实生活的状况，我们必须进行这样的变革：每个人随时学习，机构随时记录。这样就为每个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未来教育就是终身教育，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记者：在你的未来教育方案里，取消了班级，取消了教室，老师的角色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可能吗？
　　朱永新：“一刀切”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每个孩子的身体、心智情况不同，因此，每个孩子应该有不同的上学时间，有不同的学习节律。现在已到了信息时代，更加符合人们需求的教育改革迟早会发生。
　　每一个孩子都有他最优秀的地方。现在我们教育体制最大的问题是“补短”。好的教育是什么？是扬长，不是去补短。好的教育就是把你擅长的东西给你放大，帮助每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教育的真谛。补短是让所有的人成为一样的人，扬长是让所有的人成为不同的人。

以生命教育为基础的真善美课程

　　记者：“新教育”使用什么样的教材？
　　朱永新：最近几年，新教育实验把课程研发视为重中之重，下了很大力气。
　　一方面，如何对现有的教育体系进行改良，我们研发了一些课程。如《新教育晨诵》系列教材，我们就从幼儿园到高中编写了一套26册，目标是打通知识与生命之间的通道，让师生在阅读诗歌时，不再是对字词句的赏析，而是以特殊的“思与行”环节激发师生结合自身体验进行思考。
　　另一方面，新教育实验积极面向未来，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课程体系，即以生命教育作为基础的真善美卓越课程。
　　现在我们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有很多是生活里没用的，一辈子派不上用处的；而很多非常有用的知识，却没有学过。以生命教育为例，你说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呢？教育首先是为生命而存在的。 　　生命课首先解决生命的长度，帮助你知道怎么吃饭，怎么运动，碰到危险怎么处理；然后解决生命的宽度，帮助你学习怎么交朋友，怎么成为人际关系良好的人；再解决生命的高度：你是人，必须要有精神生命，要有价值观，要有追求。
　　所以我们研发了新生命教育的课程。这个教材已经编出来了，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三，每学期一本。现在有部分地区、部分学校把它作为校本课程在使用。但我认为，生命教育在未来有必要成为国家课程。
　　记者：新教育的课程和已有课程相比有什么不同？
　　朱永新：在生命教育的基础之上，新教育的课程分为真（大人文、大科学）、善（大德育）和美（大艺术）三个方面。
　　大人文包括语文、历史、地理这些科目，因为其实它们是通的。你说《史记》是什么，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其实都有。这样的人文课程是面向所有人的。
　　我们还据科学大概念，把物理、化学、生物、数学整合成一门新型课程，叫大科学。现在的科学教材，物理、化学、生物都是一百年以前的科学体系产物，而新的科学体系是：宇宙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我们按照这三个科学体系，抽出14个大概念来重新编教材。这是所有人都要学的课程，没有文理分科。
　　然后，如果你要想成为宇航学家，那我再帮你设计一个宇航方向的选修课程，你要想成为化学家，我帮你设计一个化学方向的选修课程，这是根据你个人兴趣和爱好需要设定制的课程。规定的必修基础课程，不应该超过50%的时间；剩下50%的时间，应该让学生去探索学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德育这门课主要是整合现在的道德与法治等方面的课程，目标是培养现代公民。大艺术的课不是现在的美术和音乐，我们把戏剧、电影、创意、设计加入进来，整合成一门课程。
　　记者：你提出要在目前的公办教育里引入课程竞争模式，为什么？
　　朱永新：我提的这个模式，是鉴于未来会出现“能者为师”的时代。
　　我去年去北大附中考察，看到学校里建了几个艺术工作坊，是各个领域比较优秀的艺术家开的。学生喜欢什么就可以去选什么课程，所以学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流的，学生也成了小专家。
　　这等于我们又回到了孔子时代、师傅带徒弟的新时代。当然，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式上升。
　　未来教育体系里，可能会有很多老师不在学校干了，他们自己组建课程公司，为不同的学习中心提供课程。小学、初中、高中等各个阶段都可以引入到了课程竞争，国家来采购，谁的课程好，就引进谁的课程进学校。

把时间还给学生

　　记者：你做了20年的“新教育实验”，以你这样的身份都做得这么难，难在哪里呢？
　　朱永新：准确地说，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教育探索，和我本职工作的身份无关，我也特别注意在推动新教育实验中区分两者。
　　教育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大事，在推动进行改变中，遇到阻力是正常的。难处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学校规定课程太满，规定动作太多，实验与改革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拿生命教育课来说，我们研发了好多年，课程体系都完成了，教材什么的都印好了，但现在公办学校里，课程基本上把学生时间全部占满了，你要想新开什么课程，几乎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做减法，就没办法做加法，很多好东西就很难实施。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校长、局长变动太多太快。
　　每个校长和局长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任何教育都是慢功夫，尤其进行教育探索就更加需要细心和耐心。过三五年，就换校长或者局长，就会换一个思路，换一套主张，这样一来，任何教育探索都是难以为继的。
　　记者：“新教育实验”有5000多所学校，150多家地方教育局加盟，你靠什么说服他们呢？
　　朱永新：完全是自愿加入的。“新教育实验”不仅是民间机构，而且是一个民间公益机构，一直都是依靠自己的品质吸引，靠口碑传播。
　　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参加我们新教育体系的学校，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当地最好的。因为新教育是根据教育规律办学的，有大量、海量的阅读。我们的教育把阅读时间还给学生，学生的成长反而是最快的。
　　国际上有家很著名的教育组织叫WISE（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他们对全世界的教育家做过一次调查，也给我发过一次问卷。有一个问题是：“你们认为，现在学校里学的这些课程，要保留多少？”结果，大家认为只有17%应该保留。也就是说，另外83%，也即你在学校里学的大部分知识是没用的。
　　仔细想一想也是，我们掌握的大部分知识都是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己构建的，而不是在学校学的。
　　与其这样，咱们就变革教育，干脆给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尽早进行知识体系的自我建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