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前海人寿等保险公司一直引人关注，前海人寿原董事长姚振华跟万科管理层的长期较量，最后以姚振华被迫出局而告终。这个故事中的内容很多，我们今天问的问题是：前海人寿当初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去不断增持万科的股份？还有安邦保险，等等，怎么都是人寿保险那么有钱，而没有健康险、财产险、灾害险等其他保险公司参与大公司的收购？前海人寿背后的融资故事是什么呢？
　　中国的保险行业发展迅速，目前总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8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而你能挑选的保险种类也日益丰富，财产险、人寿险、健康险等等，由几十家保险公司提供。

保险业务进入中国

　　那么，保险行业是如何兴起的呢？你可能不知道，保险并非中国本土自生的金融行业，是到19世纪才引入中国的。第一个出现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是英国的“谏当保安行”，于1805年在广州开业，那时候清廷只允许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不可以在其他地方住下来，所以，那家英国保险公司就只好定在广州，专为来往于廣州的外国商船提供运输保险。而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人寿保险是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是1846年进入，也主要给住在广州、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外国人提供人寿保险，本地中国人没人对这些保险感兴趣。
　　在1805年后的60年里，中国境内只有洋行保险公司，没有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办的保险公司是“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成立于1865年，经营的是水运保险。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更多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但发展很慢。到1949年，也就是84年后，也只有60多家国内保险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即组建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把全国60多家保险公司都合并其中，也很快要求外国保险公司退出中国。但是，1958年后，中国的保险业务基本停顿，尤其是随着国有计划经济的建立，商业保险确实显得多余。1978年改革开放后，保险业才重新启动。
　　为什么保险业进入中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发展那么艰难呢？保险业的经历是否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金融这种“洋务”在中国的一般性规律呢，这种“洋务”在中国是不是“水土不服”呢？

保险业务的文化挑战

　　按理说，19—20世纪的中国，灾害、战争、政治风云一波接一波，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一刻都没停息过，这些本来应该激发对保险业务的需求。可事实并非如此。
　　保险自19世纪引进中国以来，一直受到文化上的阻力，因为中国人历来不愿意谈论不幸事件，认为那不吉利。如果你是保险销售员，没有人愿意听你说“如果你家发生火灾”、“如果你明天出车祸”，这些不吉利的话会把别人吓跑，更别谈销售了。尤其是，为了卖人寿险而说“如果你哪天死了……”这样的话是绝对大忌呀！
　　其实，保险进入中国后的遭遇，跟铁路、电报等“洋务”的经历很类似。这些东西和现代金融都是19世纪洋务运动时期进入中国的，进来后都有过可笑的戏剧性经历。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金融在中国发展起来很不容易。
　　铁路是在1865年第一次展现在中国，当时一个英国商人为了给朝廷官员展示现代技术的奥妙，在北京宣武门外，自己花钱修建了0.5公里的“展览铁路”。虽然这条小“铁路”仅是展示而无实际用途，却令京城人充满恐惧，被“京人诧为妖物。”后来，步军统领衙门以“观者骇怪”为由，急忙拆除，才平息一场风波。而中国第一条真正营运的铁路也大致遭遇同样的命运，那是1876年由英国怡和洋行铺设的吴淞铁路，由上海延伸到吴淞，全长14.5公里。结果，清政府和民众都视铁路如洪水猛兽，通车运营一年后，被清政府以28万5千两白银赎买，随即被拆除。
　　电报是1871年来到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当时从香港铺到上海，再到日本长崎，成为英国建的国际电报网络的一部分。滑稽的是，清朝保守派官员坚持认定电线破坏风水，甚至认为之所以电线能快速传递信息，是用了死人的灵魂，必须禁止。这些说法使电报迟迟不能进入京城，多年只允许电报发到天津，由天津送进京城，而不是直接在京城设立电报站，以防范魔鬼进京。一直等到1884年才允许电报线铺进京城，而且电报电缆必须绕开墓地、民房，以免破坏风水。

接地气的“万能险”

　　即使到今天，我国的保险覆盖率，也就是买保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只有3%左右，并且主要集中在城市，而美国保险覆盖率为4.5%，是中国的1.5倍。
　　在产品结构上，截至2016年末，中国保险业总资产超过15万亿，其中，三分之二是人寿险和投资性寿险产品，而财产险占五分之一，健康险才占11%左右。你可能会问，保险业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结构，为什么会这么高度依赖寿险呢？前海人寿，还有安邦保险，它们卖得最多的也是以投资为主的寿险产品，就是所谓的“万能险”。如果保险产品也以投资为主，那还要保险行业干什么呢？
　　其实，到20世纪末之前，中国保险业一直以水火等财产险为主，寿险保费占比很低。前面说过，中国人在观念上不愿意谈论不吉利的事情，但经过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不断熏陶，迷信程度降低很多，对谈论火灾、车祸、生病等，越来越可以接受，但还是很忌讳讨论“如果你哪天死了……”这样的话题，所以，人寿保险一直难以销售。
　　那么，寿险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在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保险主要是通过公司、雇佣单位做团体销售，但针对个人直接销售的很少，卖不动。以前的个人保险销售只占10%左右，其他都为团体保险。而人寿保险在整个行业的占比很低，基本不到10%。
　　只有在2000年“万能险”这个品种引入中国后，寿险类产品才开始快速增长，不仅使寿险类保费成为第一，而且很快让全行业保费超过万亿！“万能险”其实是以保值为主、兼顾升值的投资品，类似于有保底的理财产品，但同时也包含了传统的人寿保险，在保险对象离世后其继承人会得到额外补偿。
　　也就是说，“万能险”是保底理财产品与人寿险的组合，比传统寿险更加粗糙。之所以“万能险”反而比精准寿险带来更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影响，“万能险”被当作投资理财产品卖，很多人觉得和银行的理财产品一样没有风险，就愿意购买，同时也淡化了中国人忌讳的跟“死”挂钩的寿险属性！“万能险”的理财属性让人寿险终于跟中国社会接地气，这就是前海人寿、安邦保险能够有那么多资金的核心原因。
　　另外，我跟几位学者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在中国各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地区，买保险的人口比例就越低。因为这些地区的家族、宗族更加发达，族内成员间的互通有无、平滑风险冲击的能力就更强，因此，对外部保险市场的需求偏低。这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文化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
　　这些经历告诉你：金融产品设计不能只看客观需要，因为风险挑战哪里都有，金融服务哪里都需要。还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的文化土壤，否则，“水土不服”的历程会太长。
　　我们今天谈到的要点包括，第一，保险等现代金融品种是19世纪洋务运动时期才引入中国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这些金融赖以发展的文化土壤，而且儒家体系还不跟它兼容。第二，医疗、灾害、灾荒等保险产品的销售，尤其是寿险销售，跟中国人避谈“不吉利”话题的文化相冲突。可是，如果不谈这些潜在的“不幸事件”，保险产品又难以销售、难以发展。第三，“万能险”等复合寿险类产品的成功，说明在面对文化障碍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淡化保险产品对“不幸事件”的依赖度，来改变产品的可销售性。
　　按理说，不管什么社会，也不管是今天还是远古，暴风雨、灾荒、地震、疾病、瘟疫、战争等风险事件，都经常威胁人的生存，所以，各社会一直有防患未然的自然需求。可是，中国就是没有自生出保险市场。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