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公寓有单套房，一房一厅，有空调、热水器、席梦思床、衣柜、沙发、茶几、高清全天监控、光纤上网、干净安全……”
　　这里是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的华远村。西北方向有季华公园，东北方向有万科广场，西面有楼盘“星星华园国际”—包括500万一幢的别墅和单价2万元以上的洋房，正北就是每年元宵节都要涌进十几万人“行通济”的通济桥。佛山市最早的地铁线“广佛线”在附近设有“季华园”站。
　　華远村是一个“低端城市化”的典型，一个繁华中心的边缘地带。和城市中心的高档商业区在一起，就像是两个世界。但前者对后者的模拟和复制，正诉说着城市化进程的非凡之处，在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出无穷的经济力量和生存智慧。

“握手楼”不握手

　　我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看告示栏里五颜六色的租房广告，忽然被人打断。
　　一个抱着红色塑料盆、盆里堆满了卫生纸和衣架的中年女性紧盯着我。“你要租房子吗？”看我没有反应，她又重复了一遍。“多少钱一个月？”“500。”“有宽带吗？24小时热水呢？”“都有，都有，你来我家看看。”
　　发现我站着不动，她可能觉得我在怀疑她是中介，于是补了一句：“我就是这村里的。”
　　在珠三角，“握手楼”是城中村的经典象征。它们千篇一律，哪一家都差不多。村民在一百多平米的宅基地上，严丝合缝地建起一栋五六层的小楼，如果将两栋相邻楼房的房间窗户打开，邻居彼此握个手不在话下。但事实没有这么浪漫，家家都是铁栏加窗，铁门上锁，壁垒森严。
　　楼群之间仅有一米多宽的过道，唯一的光亮就是头顶的一线天—还被水管、电线、晾衣绳切割得七零八落。跟刻意“开发”的商品小区鼓吹的“花园绿地”不同，在这里没人会有太多兴趣望向窗外。
　　握手楼的内部楼梯十分窄小，房间里又冷又湿，采光并不理想，房客想多取暖、多开灯，但电费太昂贵，如果不加节制，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费有时会逼近2000元。得风湿病的也大有人在。在舒适和节省之间，城中村的人们往往根本不会考虑前者。
　　高密度、低舒适度的建设方式，是基于村民宅基地面积狭小这一现实，每户就只有一百多平方，只好向高度和层数上求效益。建设之初人们就已确定了它作为“出租屋”的角色，那么为了多住人，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能利用的空间，包括“握手”的楼间距，包括楼梯—越窄越好。
　　宽敞，就意味着牺牲金钱。
　　空间的紧凑也会带来矛盾。Kenneth是个房东，房客一般会在卫生出现问题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住在六楼的人喝醉了，吐在五楼，他也不去收拾，五楼的人就会打电话找我。”还有些房客喝完啤酒，瓶子就丢在门口，挡了其他人的必经之路，Kenneth还得自己过去搬走。
　　“因为没有人约束他们。”
　　城中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村集体和村民，房客主要是外来人口。在珠三角的很多城中村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10：1。人力和财力限制让村集体对管束外来人口往往无能为力，而以市政管理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服务，又缺少进入乡村空间的意愿。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里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皇权”在社会领域意味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一点，城中村里依然保留着一点旧影。
　　村子给村民提供的服务本身是有限的。庞大的外地人口并不真正“属于”某个村落，村民们也觉得房客们并不会永远待下去。但商机是贴着外地人的需求来的，村里看不到什么粤式肠粉，而东北饺子、沙县小吃、麻辣烫则遍地都是。

跟刻意“开发”的商品小区鼓吹的“花园绿地”不同，在这里没人会有太多兴趣望向窗外。

　　湘菜馆的斜对面开着一家“成功”理发店，店里冷冷清清，一个顾客也没有，看来并不成功。
　　周自鸣在广州租住的新园新村里也有一家理发店，赶时间的话，1次30元的洗剪吹他也能接受，虽然他更常去的是美发沙龙。他是一名设计师，在珠江新城上班。“在那里（城中村）剪发，回去也被老婆吐槽啊，说好傻。我有时间就去沙龙，没时间就楼下。”
　　“成功”理发店的理发师一只手举着手机，屏幕没有亮，显然，他在用手机当镜子。另一只手推起两边的嘴角，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演习的“成功”的微笑。

“低端城市化”

　　城中村是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产物。1978年，中国有320个城市，2016年，这一数字是657。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43万平方公里。城市的快速膨胀和“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需要通过征收周边乡村的耕地来获得扩展空间。耕地被征收之后，村民依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留了一部分宅基地。虽然耕作的土地没了，但村民聚居而成的“村庄”还保留着。
　　对于城市来说，土地征收是一种成本极其高昂的产权转让行为。《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征收不会有太多阻碍。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指的是乡村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征收的阻力通常很大，稍微处理不当就成为“头条新闻”。因此，政府会尽量绕开宅基地的征收，用“城市包围农村。”
　　同时，“世界工厂”的局面也在给城市周边的乡村带来机会。
　　Kenneth的老房子在南海区沙头村。政府鼓励工厂在此建厂，也鼓励当地的村民加建房屋，建设“出租村”。Kenneth自己设计了6层小楼，每一层3个套间，套间是2室一厅，1个套间最多住4个人，整栋将近200个房客。他们几乎全都是台资企业“奇美电子”的工人。
　　作为制造业城市，佛山市承接了大量的全球订单—一开始是香港，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较高的劳动素质，迅速积攒起工业红利。这也有点像中国的工业发展缩影，在全球化浪潮里得到制造机会，再渐渐通过自身优势发扬光大。 　　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数量堪称全国之最，在“世界工厂”的经济形势下，面向太平洋的前沿窗口最先繁荣，也最终导致了城中村的繁荣：农民大规模加建住房，租给外来人口以获取租金；漂泊千里的外来人口大批涌入城中村落脚，享受城市设施和服务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城中村的居住密度。
　　城中村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低端城市化”。低成本和高密度同时催生了低成本产业：小商品、居民服务（理发、修理等）、餐饮、加工厂，大多数城中村和城市一样，拥有一整套生活服务、产业集聚的复合空间，一切都像是大城市的模仿、复制，唯一的区别是，它在主流看来是“低端”的。
　　“低端”，但不弱小。某种程度上来说，城中村还是强大的，力量来自基于氏族纽带的团结。几乎每一个村的村口都有祠堂，比起村里的环境，祠堂是整洁的、色彩斑斓的。祠堂就立在村口最显眼的地方，香火旺盛，上贡的水果还是新鲜的—这个小细节昭示着氏族成员也许分散天涯，但团结并未受影响。团结意味着强大的博弈能力，城中村拆迁难往往与此有关。
　　深圳罗湖的渔民村曾经拆出20亿的天价；广州塔对面的猎德村曾是“天河区最穷城中村”，借珠江新城兴建之风，现在是富裕村，村民年收租几十万并不稀奇。

“等待春天”的人

　　外来者的春天往往比村民的春天来得晚一些，但他们的春天更富于想象空间。
　　范雨素来自北京皮村。皮村是很典型的北方城中村，從北京东三环过去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大部分都是平房，产业以废品回收、加工修理为主，辅以简单的餐饮、理发等居民服务。商业氛围并不浓厚，主要是供外来务工者居住。
　　《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在去年引发了一场社交网络的海啸。这位生于湖北农村、初中毕业的44岁打工者，在近万字的长文里，波澜不惊地讲述了自己“被命运装订得极为拙劣的生命”，但一经流传，人们就发现了城中村里也有“贵族”，生命何陋之有？
　　诗人郑小琼来自东莞的城中村。在东莞东坑镇五金工厂打工的日子里，她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工号“245”。刚进工厂的第一个月，她手上的皮磨掉了，长出厚厚的茧。这并不妨碍她写下诗句：我在/某个机台上打磨生活，涌动如潮汐的/未来，我收集着的爱，恨，青春，忧伤/正被流水线编排，装配，成为我无法捉摸的/过去，理想，未来，它们与爱情，亲人纠缠/似一根古老发黑的枝条，等待某个春天来临。

城中村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心灵空间，它给了消费能力不高的打工者一个完整的“生活”。

　　城中村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心灵空间，它给了消费能力不高的打工者一个完整的“生活”。虽然在质量上它是低端的，但是它也拥抱了“等待某个春天来临”的乐观。它既能海纳百川，也在孕育新的契机。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在大城市无法找到归属感，城中村却让他们“宾至如归”。一部分刚毕业或初来乍到的白领、生意人，也乐于在此“过渡”，从此处扎下脚去探索茫茫都市。
　　这也是中国城中村和国外贫民窟的本质差异。城中村里的新移民从来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就像“成功”理发店的直白渴望。他们在这里过着拥挤廉价的生活，是因为相信很快就不必再过这样的生活。离他们几百米之遥就有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繁华，中国经济的发展许诺他们将更加贴近真正的“城市”。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的一个支点，连接着中国的经济脉搏。四川、安徽、湖南、江西、东北三省……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拉着行李箱，越过山河，背井离乡，在混乱又生机勃勃的城中村里寻找不定的未来。
　　这就是今时今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只不过有人学历雄厚、衣着光鲜，在CBD的星巴克品尝午后咖啡；有人省吃俭用、锱铢必较，只为在40℃的夏天吹一会电风扇—虽然对于“成功”的定义不同，但他们的渴望一样强烈。
　　中国的城中村实际上在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不同于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更希望改造城中村，而不是在城市区位不佳的边缘修建廉租房。往返的交通费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相当大的开销，经济收入减少，在城市的生存就更为艰难。
　　所以，城中村的治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给村集体更大的权力，要求其直面外来居民，并承担更大的责任；一种是收回村集体的部分权力，将政府的服务延伸进去。两种选择并没有优劣之分，这毕竟是《土地管理法》的二元土地制度所规定的。
　　今年两会提出的“3年内1800套棚户区改造”也是遵循着更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思路，适当改造已经聚集大量外来人口的中心区域，增加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流入。
　　当我在华远村的告示栏处驻足，其实是被“席梦思床”这几个字吸引了。房东在文字上加上这点唯一的“修饰”，可能因为城中村之于打工者，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晚上睡上一觉。也许还因为“席梦思”的字眼带有一点文学性，似乎它能赐予一点梦的灵感，让人记得，在这里依然有理想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