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新的一年，总有许多编辑朋友约写回顾一年读书的文章，无一例外都要求推荐新书。我可以理解，但我偏偏又是一个爱读旧书、冷僻书的人，而且喜欢重读年轻时耽读的著作，既为了重新发现那个作者，也是为了重新认识这个读者：我。
　　去年重读的书里，最令我反思的是加缪。重读了加缪的《异乡人》（又译《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顺带也重读了一些萨特的文字以重审他俩晚年的恩怨。二十岁时读萨特《恶心》赞不绝口，如今反观之，《恶心》是文青加哲青的自我幻想，加缪的《异乡人》与《鼠疫》、《第一人》要深刻得多，恰恰在于后者是文学家不是哲学家，不是从理念出发而从生活情境出发去描述人类命运并且不给予答案。对于两人分歧，正是萨特著名的《答加缪书》第一次明确暴露了他其时受斯大林主义洗脑之严重，那是一个“主义”的喉舌用自由的名义对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的无情抨击。
　　十七年后重读加缪《异乡人》，依旧惶惑、震撼。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他最大胆挑衅：谁有资格审判灵魂？即使“灵魂”在当代许多时刻近乎无。今天读加缪和八十年代很不同，我们会更侧重他所论说的“反抗何为”。“反抗”成了人类的永恒命题，不只是现代派的实验，或者说，反抗使人类获得尊严—尊严是灵魂存在的前提。读加缪晚期的政治哲学论文，突然明白中国缺的不是革命者，而是反抗者，没有基于个人的反抗意识，多少革命也没用。
　　另外两位让人我重读的作家是策兰与曼德施塔姆。当然是三本新书重启阅读之执着：卡明斯基的《舞在敖德萨》、《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舞在敖德萨》首先是一本极其优秀颖异的诗集，对卡明斯基的诗歌特质，最准确的断语是：勇敢。这是前桂冠诗人品斯基说的。《舞在敖德萨》也是一本通往二十世纪最伟大也是最苦难的几个诗人—策兰、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与阿赫玛托娃的桥梁。卡明斯基用散文诗的方式去书写他的这几位诗歌血亲，每一个意象都是独一无二的和鸣，让我想起“诗可以群兴怨”，诗是隔绝时代之中灵魂相闻问的秘匙。
　　读卡明斯基写的曼德斯塔姆，让我想起来曼德斯塔姆和策兰跟去年的我有一个共同的遭遇：在写作上我们都曾被人诬蔑。曼德施塔姆“被诬告盗窃别人的翻译，然后是一个丑陋的公开审判。他掴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耳光，红色的，如日中天的小说家”。至于策兰被诬蔑抄袭伊凡·戈尔事件，他在《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里自陈：“这事根本不再是关于我和拙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全体尚能呼吸的空气。”“人所不愿见者，终究是诗。然而诗还是有的，因为荒谬……”去年注定是我深切体会策兰的一年，当我面临同样的诬蔑，我想起的就是同样的荒谬。
　　“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见诸巴赫曼最早致策兰的信，其时尚未预知他们的爱是多么艰难，并将越来越艰难，这是《心的岁月》最教人耿耿的地方。巴赫曼同样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跟策兰的爱情与两人的诗一样隐晦，而在爱情之上需要理解的，还有时代的虚无：个体如何面对族群、文化体的撕裂。巴赫曼属于日耳曼民族，策兰属于屠杀幸存的犹太人，仿佛诗歌都难以逾越这一鸿沟。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在我去年的推荐书单上名列榜首，我也为它写了4000字长文，纪念那些从白银时代走到黑铁时代的灵魂：一代被摧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与诗人。而我从中更深刻认识了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她不只是诗人的遗孀，她和其他“俄罗斯遗孀”们本身就是诗歌，“肉身成道”。她的意义与纳粹屠杀幸存者策兰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反驳“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这种历史虚无。
　　如果我们承认奥斯维辛与西伯利亚的集中营之后，诗歌随着诗人的肉体消亡，那才是真正向大屠杀投降了。然而人类的灵魂总是遇挫弥坚，也许人类作为有机生物本来没有灵魂可言，但通过重重虚无的锻炼，我们斗胆赢得灵魂，并且使之更加坚硬。
　　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