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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对每一位到延安的游客来说，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都是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站。1945年，正是在这里，中共七大隆重召开，产生了三个层次的领导集体，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刘少奇、任弼时新晋书记
在现有历史资料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对七大最准确、最权威的概括。七大之所以能具有“团结、胜利”的局面，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将召开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但都未能按计划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代表不易集中；二是党内思想上还不一致，对党的领导核心有着不同的认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王明回国后，不断以各种非组织方式向他和中央挑战。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此前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同，王明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的错误辩解，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次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其中，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已经将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1898年出生，湖南宁乡人。他早年曾领导并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在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工运和白区工作领袖。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与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
任弼时长征期间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后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40年3月，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3年3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规定，对于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自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完成了从张闻天到毛泽东的平稳过渡。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江苏无锡。
1945年4月，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整風运动结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一致的认可，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这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1945年春末，延安城内，陌生的面孔日益增多。抗战胜利在即，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做准备，在六大召开17年之后，七大就要在这里召开。
几年前，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那以后，代表们就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他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有的人辗转数月到一年才抵达目的地，还有人牺牲在途中。影片《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曾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现实中，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为了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陈毅也用一首《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写出自己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实际上，即便会议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仍有代表风尘仆仆向延安赶来。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全国已有共产党员121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就有755人。为了适应会议规模，1942年，中央机关的同志亲手盖起了一座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为一体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建筑——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它虽然无法同现在的许多高大建筑相比，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春日的明媚阳光里，七大在大礼堂正式开幕。在党的历史上，七大的会期最长，从4月23日至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
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和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位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选举的过程也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民主：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对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很多代表不愿意选，毛泽东就亲自做说服工作，提议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说选上他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几个计票员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念，另一个人在名字下写“正”字。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王明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
刘少奇、任弼时新晋书记
在现有历史资料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对七大最准确、最权威的概括。七大之所以能具有“团结、胜利”的局面，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将召开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但都未能按计划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代表不易集中；二是党内思想上还不一致，对党的领导核心有着不同的认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王明回国后，不断以各种非组织方式向他和中央挑战。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此前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同，王明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的错误辩解，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次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其中，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已经将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1898年出生，湖南宁乡人。他早年曾领导并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在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工运和白区工作领袖。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与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
任弼时长征期间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后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40年3月，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3年3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规定，对于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自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完成了从张闻天到毛泽东的平稳过渡。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江苏无锡。
1945年4月，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整風运动结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一致的认可，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这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1945年春末，延安城内，陌生的面孔日益增多。抗战胜利在即，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做准备，在六大召开17年之后，七大就要在这里召开。
几年前，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那以后，代表们就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他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有的人辗转数月到一年才抵达目的地，还有人牺牲在途中。影片《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曾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现实中，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为了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陈毅也用一首《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写出自己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实际上，即便会议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仍有代表风尘仆仆向延安赶来。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全国已有共产党员121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就有755人。为了适应会议规模，1942年，中央机关的同志亲手盖起了一座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为一体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建筑——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它虽然无法同现在的许多高大建筑相比，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春日的明媚阳光里，七大在大礼堂正式开幕。在党的历史上，七大的会期最长，从4月23日至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
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和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位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选举的过程也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民主：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对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很多代表不愿意选，毛泽东就亲自做说服工作，提议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说选上他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几个计票员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念，另一个人在名字下写“正”字。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王明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